2008年对徐大雯来说是最艰难的一年，那年八月份她的大儿子谢衍被查出肺癌晚期，卖房后留一点给家里安排，八月二十三号谢衍去世，享年五十九岁。两个月后，十月十八号谢晋在外地参加活动，突发心源性猝死，享年八十五。短短几个月，妻子失去儿子和丈夫，很多事情都得她一个人收尾，她料理后事，安排葬礼，安慰亲友，还要承受外界的议论和攻击。她去世后网上流传着很多针对谢晋的谣言，把谢晋生前的名声拖入泥潭。 她觉得这话不实，找律师起诉，案子在二零零九年开始立案，当年八月庭审开始。对方拖着，换律师，拖到二零一零年五月，她在法庭上胜诉，对方公开道歉，赔偿十五万。她认真用很多力气整理丈夫的东西，资料、书信、影像，她亲手写很多备忘录，联系以前的伙伴，保存丈夫给自己的零星记忆，而这一整套保存工作耗去她晚年的许多时间、许多体力。
那几年她又办了一件事，2015年她出钱和别人一起成立了“上海谢晋电影艺术基金会”，又在基金会下面设立了“谢晋杯”学生奖，基金会的目标是培养年轻人学习电影，传承谢晋的创作精神，成立以后她经常参加基金会的活动，为基金会联系资源，推动基金会运作，她的身体越来越吃不消，2016年她去世，90岁。她去世前还惦记着家里最小的儿子谢佳庆，担心他没人照顾，她去世后，谢佳庆被安置在社会福利机构，谢佳庆于2022年12月23日因新冠并发症去世，终年66岁，长女谢庆庆于2023年11月26日去世，终年77岁，一家人口相继离世，基金会是留存下来的公共部分，基金会继续运作。
回到更早的时间，谢晋在影坛地位很高，他拍过很多被大家谈到的电影，体育电影《女篮5号，战争电影《高山下的花环，还有反映社会变动的《芙蓉镇，这些电影给他带来名声和奖项，大家看到的是导演的光环和奖杯，家里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他和徐大雯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全国第一所国立的戏剧专科学校(戏剧学校就在四川江安)，那时学校是非常热闹的，他俩那个时候年纪轻，关系也很好。他个性直，是那种见不得欺压人的，徐大雯对他的这种个性非常的喜欢。因为因为校规，俩人被学校开了退学的票，在那个地方他们去重庆，后来谢晋又去了上海想要追求电影，然后徐大雯也跟去了上海。她是高中的时候去到上海的。她被他们家接走的。也是在那里定下的终身大事，中西各一半的，洪深还做介绍人。时间大概在一九四六年前后。婚礼在什么时候举办的其实也不太清楚，后来婚礼以后，开始在南京进修，毕业后在上海大同电影公司当导演。之后一直开始走上了忙碌的人生道路，学习的专业真的是修在影调片场上，时间，筹备等等方面。导演所做的就是每天忙着，进的不够，但是还乱摸。像其他导演一样。他们在屏幕上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片场和准备工作上，工资不稳定，但却在逐渐上升。
家庭事务大多由徐大雯打理，四个孩子，养育他们，做家务，她身上扛着大半，四个孩子，出生的年份是四六，四九，五三，五六，长女谢庆庆一出生就显得发育迟缓，后来确诊为轻度智障，次子谢衍健康，头脑灵活，后来接过了导演的担子，拍出《女儿红》并获奖，三子谢建庆体质弱，从小患有严重哮喘，得长期吃药，幼子谢佳庆幼时得过急性肝炎，三岁那年高烧后留下癫痫，终将伴随他，四个孩子里有三个存在智力或者健康方面的问题，在那个喜欢讲“多子多福”的年代，这显得分外沉重。
家里医疗条件有限，为了孩子们治病，徐大雯带着他们跑遍北京、上海的各大医院，看过很多医生，很多医生也束手无策，只能开一些对症药或者建议。为了提高孩子们的生活能力，她在家教他们吃饭、穿衣、用筷子、简单的家务，面对谢庆庆智力上的问题，她有耐心从最简单的生活技能开始教起。为了谢建庆的哮喘，家里常备药箱，出门经常带着吸入器和备用药，谢佳庆的癫痫发作过一次，全身抽搐，母亲花了十几年教他最基础的自理技能，这种照顾是消耗体力的。
经济压力很大，医疗费和生活费把家庭收入压得喘不过气来，谢晋把从工作上赚取的大一部分用到了拍片，另外也花在孩子的医药上和疗费用上，徐大雯常常斤斤计较，计算，记账，去安排开支，医院账单摞起了一摞又一摞，孩子上学，看病，吃药，开销，这些也是家里不能不管的事情，孩子们也碰到过外面的一些冷漠和欺负，有一次人把谢建庆和谢佳庆塞进垃圾桶，这件事情让徐大雯很痛，面对这种情况更多的还是忍耐和处理，没有那么多埋怨。
谢衍在家里是亮点，他不仅走上了导演的道路，在工作上拍片获奖，在家里他也承担起了照顾家人的责任。谢晋晚年查出肺癌后，把房子卖了，把大部分钱给了弟弟，因为担心家里没人照顾。长女谢庆庆成婚后婚姻并不幸福，后来又回到了娘家。谢建庆一九九一年前后因哮喘去世，年仅三十八岁。谢晋晚年觉得自己的烟瘾可能是在烟雾中伤害了孩子，这件事他很愧疚。
家庭悲剧中包含时代因素，那一代的医疗水平，遗传筛查和社会支持都比不上现在，很多医学问题在那时没有好的处理办法，只能靠毅力和耐心来应对，家属压力，经济负担和社会偏见交织在一起，让生活变得很艰难，徐大雯的经历可以看作一个家庭在那种条件下的缩影，她年轻时和丈夫一起闯荡，从抚养孩子，照顾患病儿女，再到晚年整理丈夫遗物，维护丈夫名誉，几乎没有为自己留一段平静时光。
她的付出有了结果，基金会和“谢晋杯”让谢晋的电影精神在新一代身上延续，那些拿奖的学生可能在实践中继续传递导演的精神，这种公共性的延续是她的努力之一，个人生活的艰难并没有让她放弃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她去世之后，基金会继续运作，成为对外保存和传承的一种方式，家庭的故事在时间里淡去成记忆，公共的工作还在继续，那些年她的付出，变成了一些还在运行的项目，成为少数可以留下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