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珮瑜25岁当上海京剧院一团副团长时,圈子里没人不夸她——“余派第四代传人”“第一女老生”,演出排到半年后,前辈捧着,观众追着,连梅葆玖都夸她“有灵气”。可26岁那年,她辞了副团长,拉班子办工作室,结果赔得精光,欠了几万外债,窝在出租屋吃了一个月泡面,体重涨了十几斤,最后还是厚着脸皮递了回院申请。
她之前在体制内的日子有多顺?8岁拿苏州评弹特等奖,10岁得全国少儿歌唱金奖,1992年考进上戏当新中国第一个女老生学员,1993年和梅葆玖同台唱《文昭关》,1994年连拿宝钢杯、新苗杯一等奖,2001年央视青年京剧大赛金奖,2002年白玉兰奖,25岁当副团长——这些奖像积木一样堆在她身上,堆出了“瑜老板”的名号,也堆出了她的自信:“老角儿都能自立门户,我为什么不行?”
可体制外的日子比她想的难一百倍。她学老戏班搞股份制,固定几人分成,跑旅游演出、进高校、下农村、给企业堂会,以为靠“第一女老生”的名气就能撑起来,结果细节成了催命符——她挑场地要能装下百人的小剧场,灯光要追着演员走,道具要和老戏里的一模一样,戏服得用真丝,这些开销像无底洞。企业堂会给的钱够付租金,可高校演出要公益价,农村演出没人买票,最后赚的钱不够给团队发工资。化妆师走的时候说“瑜老板,不是我不想跟着你,我得吃饭”,乐队手也说“我们跟着你是想赚点钱,不是陪你玩艺术”。
她创业时的样子,像极了体制内那些想“赚快钱”的角儿——以为名气等于流量,流量等于钱,可忘了艺术不是生意,细节不是摆设。她之前在院里演《击鼓骂曹》,灯光、道具、戏服都是院里现成的,有人帮着盯,有人帮着弄,可到了工作室,这些都得她自己管,她挑灯光要暖色调,说“能突出曹操的奸诈”,挑道具要找老木匠做,说“和老戏里的一模一样”,挑戏服要找绣娘绣,说“真丝的才有质感”,这些东西花了她大部分积蓄,而演出费就那么点,最后工作室关张时,她看着满地的道具和戏服,哭着说“我以为靠名气就能撑起来,结果我错了”。
圈里传她和胡文阁的事儿,说梅葆玖想撮合他们,因为俩人都是京剧界的尖子,可她没那意思。她丈夫是圈外人,从来没露过面,创业失败的时候,她丈夫陪着她窝在家,给她煮面,说“没关系,咱们慢慢来”。她提起丈夫就笑,说“他不懂京剧,但他懂我”。那些传闻像风一样,吹过就散了,她没急着澄清,因为她知道,比起感情,事业更重要。
回归体制后,她变了——不再张扬,从底层干起,专心磨戏。2005年演《打渔杀家》,她提前一个月练动作,说“这出戏要演出萧恩的无奈”;2006年演《战太平》,她跟着师父王思及练唱腔,说“余派的味儿不能丢”;2007年办瑜音阁文化公司,她找了院里的老同事,说“咱们慢慢来,先做小剧场演出”;2010年搞清音会,她把京剧改成“清唱+讲解”的形式,不用大舞台,不用复杂道具,就几个人,一把琴,一段唱,让观众近距离听京剧,结果年轻人说“原来京剧这么好听”。
她复排《击鼓骂曹》时,用了老戏里的鼓,敲鼓的节奏和余派大师的一模一样,唱词也没改,可加了点新东西——舞台背景用LED屏显示曹操的宫殿,让观众更有代入感。演出时,年轻人举着手机拍,说“原来京剧也能这么现代”。她搞的“乱弹三月”演唱会,把戏曲音乐抽出来重拼,加了点流行元素,结果场场满座,有人说“这才是年轻人喜欢的京剧”。
她创业失败的事儿,像一根刺,扎在体制内那些想“自立门户”的角儿心里——不是所有名气都能当饭吃,不是所有创新都能赚钱。她之前以为“老角儿自立门户能成,我也能成”,可忘了老角儿的时代,戏班是靠常年跑码头攒下来的,而现在的市场,讲究的是“流量+变现”,她没搞懂这些,所以赔了。可她没放弃,回归体制后,用体制内的资源(院里的支持、前辈的帮忙、观众的基础)加上自己的创新(清音会、音频节目、综艺跨界),慢慢把事业做起来,现在她的瑜音社办得有声有色,小科班教孩子,清音会巡演,推广京剧越来越有成效。
王珮瑜的创业败局,戳破了体制内“角儿”的发财梦——以为辞了职就能当老板,以为靠名气就能赚大钱,可忘了艺术需要沉淀,生意需要算计。她的故事告诉我们,不管有多风光,摔一跤未必是坏事,只要爬起来,继续走,就能走得更远。
有人说她是“京剧界的叛逆者”,因为她敢辞职创业,敢创新京剧形式;有人说她是“京剧界的守护者”,因为她复排老戏,推广京剧,让年轻人接触京剧。你觉得她是叛逆者还是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