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越近，空气里的年味好像越被一种复杂的情绪给冲淡了。鞭炮声稀了，抢票的焦虑多了，就连一年一度最顶流的“文化年夜饭”——春晚，大伙儿聊起来，也总忍不住先叹一口气。这不，马年春晚的主题、标识、吉祥物，热热闹闹地官宣了，“骐骥驰骋”，四马奔腾，看着是挺有气势。可刷着新闻下面的评论，十条有八条，拐着弯总能提到那个名字：赵本山。

这都快成一种春节前的“固定民俗”了。就像腊月里要扫尘、要备年货一样，一到这时候，网络上总会自发地开始一场盛大的“怀念本山叔”活动。P假节目单的、刷经典小品片段的、分析他为什么再也不上的……今年尤其热闹，因为有人翻出去年他带队巡演的视频，那个戴着标志性破帽子、转过身来笑呵呵的镜头，被配上各种怀旧的音乐，传得到处都是。有个评论瞬间戳中了很多人的心：“故事的开始，春晚来了个新人，一个青年才俊，长得比我爹还着急。故事的结尾，小老头戴上帽子转过身来，步履蹒跚满头白发笑呵呵看着我。”

是啊，这一转身，何止是人的转身。转过去的是三十多年的时光，是我们这好几代人的童年、青春，甚至是我们对“年味”和“快乐”最直接、最鲜活的记忆。从1990年那个蔫吧又热心的“老蔫儿”开始，赵本山这三个字，就和春晚的笑声焊死在了一起。你想啊，那时候没有社交媒体，没有短视频，全国人民的笑点，很大程度上，就是除夕夜那十几分钟被统一承包的。《相亲》里徐老蔫的机智，《牛大叔提干》里对形式主义的讽刺，“扯蛋”这个词儿至今想起来都让人拍大腿。《红高粱模特队》里“猫走不走直线，完全取决于耗子”的荒诞逻辑，现在看依然是高级的喜剧结构。

到了铁三角时代，那更是巅峰。“走两步，没病走两步”、“要啥自行车”、“悲哀，我真替你感到悲哀”、“耗子给猫当三陪，挣钱不要命了”……这些台词根本不是台词，它们成了那一整年的社会通行暗号，是同学间打招呼的切口，是酒桌上最能引爆气氛的包袱。你再不喜欢他，也得承认，他那口东北腔一出来，爹妈放下手里的饺子，打麻将的暂停了摸牌，全家的注意力才真叫是“团聚”到了电视前。那种快乐，简单、粗粝、直接，像冬天里一口滚烫的高粱酒，呛得你流眼泪，但浑身都舒坦。

后来，他带着徒弟们上，《不差钱》一夜之间把小沈阳和“屁精”丫蛋送到了无人不知的高度。“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这个可以有，这个真没有”、“人家是纯爷们”……那可能是春晚造星能力最后的高光时刻。然后，就是2011年，《同桌的你》之后，戛然而止。这一别，就是十三年。我们眼睁睁看着春晚的语言类节目，一步步走进了一条越来越窄的胡同。

赵本山和小沈阳后来都说过类似的话：春晚小品最大的主题就该是快乐。先有意思，再谈意义。可现在呢？顺序好像反了。包袱成了点缀，结尾必须上价值、必须煽情、必须拔高，好像不把观众弄哭就不算成功。喜剧的核心变成了“喜头悲尾”，前面尬笑十分钟，最后五分钟音乐一起，演员眼圈一红，开始总结中心思想。观众看得那叫一个累，笑不敢放肆笑，哭又觉得被强行按头，最后只剩下满屏的尴尬和一身鸡皮疙瘩。大家不是反感正能量，是反感那种生硬的、说教式的、把笑声当工具最后却阉割了笑声的“伪喜剧”。

所以，我们年复一年地怀念赵本山，真的只是在怀念他这个人吗？恐怕不是。我们是在怀念一种已经逝去的、纯粹的、敢于讽刺也善于逗乐的喜剧审美；是在怀念那种全家人心无旁骛、开怀大笑的团聚氛围；更是在怀念那个娱乐方式相对单纯、快乐阈值还没那么高的年代。赵本山的小品，是那个年代最闪亮的注脚。他的转身离去，也象征着一个喜剧时代的落幕。

如今，年近七旬的本山大叔，偶尔露面也是满头白发，步履已见蹒跚。他大概率是不会再回到那个让他封神、也让他耗尽心力的舞台了。我们心里都清楚，那些经典的台词和形象，只能留在记忆里反复回味。可为什么每年还要“例行公事”般地呼唤他呢？或许，这种呼唤本身，就是我们对当下春晚语言节目的一种无声投票，一种对“快乐本身即意义”的朴素坚持。

马年春晚的主题是“势不可挡”。时代向前，潮流更迭，确实是势不可挡。但有些扎根在百姓心里的东西，比如对真实欢笑的渴望，对真诚艺术的尊重，同样也有一种绵长而坚韧的力量。愿奔腾的骏马，能带来一些新的、真正让人开怀的气息。也愿那位给我们带来无数欢笑的小老头，身体健康，晚年安宁。他的时代过去了，但他留下的笑声，以及我们对那种笑声的怀念，大概也会像年的记忆一样，一年一年，传承下去。毕竟，过年，不就应该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