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Beatrice Loayza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Sight & Sound（2024年11月刊）
肖恩·贝克电影中的主人公总是梦想远大。
想想《佛罗里达乐园》（2017）中六岁的穆妮，她幻想着逃到迪士尼乐园；
或者《红色火箭》（2021）中的前色情明星米奇·萨博，痴迷于东山再起，回到他在洛杉矶的光辉岁月。
不过，这些人物都没有贝克的第八部长片《阿诺拉》中的女主角那样的宏大梦想——并在无限接近实现愿望的过程中如此令人心碎，该片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摘得金棕榈奖，对美国独立电影来说是一次极具象征意义的胜利。
在贝克这部令人兴奋的影片中，米奇·麦迪森饰演乌兹别克斯坦裔美国性工作者阿诺拉，她在拉斯维加斯与她的一位客户——一个俄罗斯寡头的儿子——结婚后，深信自己中了大奖。
起初，这部影片就像是一个略显曲折的灰姑娘式故事。阿诺拉的白马王子万尼亚（马克·埃德尔斯坦饰）是个冲动的毛头小子，他疯狂地参加派对，给他新婚妻子豪掷千金，购买钻石和皮草。
这对情侣在万尼亚家位于布莱顿海滩的豪宅里过着过家家般的生活，直到他的父母得到闪婚的消息，才派遣了家族的亲友造访。在托罗斯（卡伦·卡拉古利安饰）的带领下，这些「拦路虎」的任务是收拾万尼亚的烂摊子，并终止这场婚姻；但当万尼亚逃走时，阿诺拉（又名阿妮）被挟持，被迫加入寻找这位家族继承人的行列，并且找遍了整个纽约。
现年53岁的贝克在新泽西州长大，但骨子里却是个纽约人。十几岁时，他就经常在周末出入曼哈顿，后来还进入纽约大学的电影系学习。作为一名怀有抱负的电影人，他早年曾在纽约当过出租车司机，这进一步培养了他对「美国地下经济——不仅仅是性工作，还有各种工人阶级的群体、文化和社区」的兴趣，贝克在巴黎的酒店房间里如此跟我解释道。
不过，从《待绽蔷薇》（2012）开始，性工作者一直是贝克数部电影的中心人物。在《阿诺拉》中，开场镜头是一排嫖客在享受艳舞——音乐明亮而欢快，当镜头落在阿妮身上时，她腼腆的满足感不言而喻。贝克对色情工作进行了有质感、非刻板的描绘，这让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性工作者群体中树立了良好的声誉——这意味着《阿诺拉》的研究过程比他早期处理类似题材的故事时要容易得多。
贝克说，「与我们交谈过的每个人都对我的作品非常熟悉和热情，」他指的是在阿妮工作的脱衣舞俱乐部里担任顾问和/或辅助演员的舞女和女伴（取景地是位于曼哈顿市中心西部边缘哈德逊广场的一家真实存在的脱衣舞俱乐部）。
贝克想拍摄《阿诺拉》已经有15年之久——或者至少是该片的某个版本。他和他长期合作的演员卡伦·卡拉古利安「从很久以前就一直在讨论拍摄一个发生在布莱顿海滩的故事，一个与其他以那里为背景的电影不同的故事。」（我想到了詹姆斯·格雷的作品，特别是1994年的《小奥德萨》和2008年的《两个情人》）。
贝克放弃了拍摄俄罗斯黑帮故事的最初想法，但他知道自己想要围绕卡拉古利安展开一个故事——卡拉古利安是亚美尼亚裔美国人，与布鲁克林的亚美尼亚人和俄罗斯人社群都有联系。
「然后我想到了一个入室抢劫的画面，有位年轻女性被抛弃，不得不独自面对入侵者。」
这颗想法之种最终变成了这样一个闹剧场景：万尼亚家族的手下——卡拉古利安饰演的托罗斯、伊戈（尤拉·鲍里索夫饰）和加尼克（瓦切·托夫马西扬饰）——横空出现，破坏这对年轻情侣的婚姻，并与倔强的阿妮针锋相对，因为她拒绝退缩和放弃她的新生活。
《阿诺拉》是贝克在没有合作编剧的情况下完成的第一个剧本，与《红色火箭》一样，这也是他向「有着书面写好的对白、说明性谈话和能让人会心的笑料」的剧本类型迈进的例子，而不是像他早期更多出于即兴创作的电影那样，仅仅依靠大纲和临时处理。
影片中有大量俄语和亚美尼亚语的对白，它们先用英语写成，然后再被翻译出来。「我的俄语场记和俄罗斯演员会确保翻译准确无误，语意保持一致」——但这种语言障碍意味着，尤其是那些对白部分，不能与原剧本有太大偏差。
卡拉古利安从一开始就加入了。接着是鲍里索夫——贝克是在2021年戛纳电影节上观看了尤霍·库奥斯曼恩的火车电影《六号车厢》后发现了他。然后是麦迪森，她在昆汀·塔伦蒂诺的《好莱坞往事》（2019）中扮演的曼森家族女郎给贝克和萨曼塔·权（贝克的妻子和长期合作的制片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贝克补充说：「后来我们还看了《惊声尖叫5》（2022），她的表演力度和她塑造一个接地气、有态度又性感的年轻人的能力让我们惊叹不已。」他们立即打电话给麦迪森的经纪人。虽然完整的剧本还没有写好——这还需要一年的时间——但贝克在逐渐发展这个故事时「脑海里已经对应上了这三位演员的面孔。」
云霄飞车
熟悉布莱顿海滩的人都会注意到，阿诺拉将视野投向了附近最受欢迎的地标：奇迹之轮、云霄飞车，以及从科尼岛游乐场沿着木板路走下去不远处的俄罗斯餐厅塔蒂亚娜。托罗斯和他的同伴们拉着阿妮在这些地方追寻万尼亚，他们破坏糖果店，闯入餐厅厨房，试图从万尼亚的小弟那里套取信息。
布莱顿的俄语社区对影片中的俄罗斯人形象塑造并不介意。鲍里索夫和阿列克谢·谢列布里亚科夫（饰演万尼亚令人生畏的父亲，「可以说是俄罗斯的德尼罗」）都是俄罗斯大明星，因此「抛出这些名字对赢得当地人的认可大有帮助。」至于万尼亚的豪宅，贝克只用谷歌地球输入「布莱顿海滩最大、最好的豪宅」就搜索到了。
巧合的是，这座豪宅属于一个俄裔美国人家族，他们从一个真正的俄罗斯寡头手中买下了这座豪宅。「所以它已经有了那种氛围。」
在《阿诺拉》这样一部混乱而令人愉悦的电影中，我们很容易忽视其平衡的难度，以及贝克所说的「在不同类型之间坐过山车。」第一幕是浪漫喜剧，第二幕是荒诞惊悚片。这些情绪的转变都是由那些既栩栩如生又熟悉无比的人物来支撑的。
贝克说：「比如托罗斯、伊戈和加尼克，他们都是在工作中挣扎的人，」他说，「加尼克是一只可怕的大熊，直到你意识到他在不停地抱怨生活，」而托罗斯则是一个典型的上班族，工作和家庭责任让他前后难顾。「他知道，当他决定抛下教子的洗礼去工作时，他将不得不面对妻子的怒火。」贝克希望创造出一种「你在疯狂的神经喜剧中看到的那种笨手笨脚的形象」，建立起（关于俄罗斯硬汉的）刻板印象，并打破它们。
鲍里索夫饰演的伊戈是个光头壮汉，被派来管束阿妮，后来却逐渐变成了她的暧昧对象。「有一个瞬间，我们对伊戈的脸庞拍了一个推拉镜头，他突然变成了一个漂亮男孩，就像《十六支蜡烛》（1984）中的迈克尔·舍夫林。剧组人员开玩笑说，我们可以配上夜行者乐团的歌，这样完全就像在拍一部约翰·休斯的电影了。」
鲍里索夫还为我们介绍了有着「俄罗斯的提莫西·查拉梅」之称的艾德施泰因；他们之前曾在俄罗斯合作过一部电影，鲍里索夫被这位年轻演员的大胆和天真所打动。贝克记得，两位演员在办理赴美工作签证时感到非常害怕，因为乌克兰战乱，办理签证的过程尤其棘手。「我跟自己说，没有备选，就是他们了。」
贝克喜欢「电影化」的角色——「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独当一面，拥有街头智慧，生气勃勃。他们不一定会挑起事端，但他们一定知道如何在受到挑衅时进行战斗。」
麦迪森饰演的阿妮是「有胆识的纽约人」的化身，她用自己的方式打动了万尼亚的心，并在万尼亚求婚时敢于抓住幸福——并非真爱，而是财务自由的美国梦。当万尼亚的家人威胁要夺走这一切时，阿妮拒绝屈服，直到她低人一等的社会经济地位的现实成为对付她的武器。
不过，阿妮仍然努力抗争，堪与约翰·卡萨维蒂电影中的坚韧斗争相媲美，而约翰·卡萨维蒂正是贝克以人物为驱动的美式自然主义风格的先驱。
贝克是一位众所周知的电影发烧友，他在Letterboxd上撰写了近900篇影评，给麦迪森看了莫里斯·皮亚拉的电影，作为他希望她能够表现出的戏剧张力的范本，还有伊藤俊也的《女囚701号-蝎子》（1972），就像这部日本电影中的女主角一样，贝克希望阿妮「总是以一种全然存在的姿态出现，并以这种充满力量的肢体表现自己。」
麦迪森的表演让她一跃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一些影评人认为她是奥斯卡奖提名的黑马竞争者。贝克认为，塑造阿妮是一个深入细致的过程，麦迪森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为了塑造角色，她与前脱衣舞女和伴游女郎安德烈娅·维尔洪（她在2017年撰写了回忆录《现代妓女》[Modern Whore]，贝克正在担任该故事的改编项目的执行制片人）密切沟通和合作。
麦迪森学习了「大段大段的俄语对白」，刚开始时她一句俄语也不会说。她还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钢管舞训练——「她爸爸帮她在家里安装了一根钢管」贝克笑着说——最终出现在片中的钢管表演只有20秒。她还时不时去哈德逊广场的脱衣舞俱乐部「总部」玩，熟悉脱衣舞舞者的生活，了解阿妮的想法。
麦迪森甚至自己创作了阿妮在第二次约会时为万尼亚表演的情色舞蹈，在舞蹈过程中，她在地板上扭动身体，然后滑溜到沙发上，这完全让万尼亚神魂颠倒（偷走了他的心？）「当米奇向我们展示她的创意时，我们震惊于她的精心设计！所以我们决定像音乐录影带一样拍摄这场戏，」贝克说。
窈窕女郎
《阿诺拉》由摄影师德鲁伊·丹尼尔斯用35毫米胶片拍摄，显然是贝克迄今为止成本最昂贵的作品，这一点从奢华的服装（阿妮穿着黑色貂皮大衣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豪华外景地就能看出来。
在令人心碎的最后一幕中，万尼亚的父母来了，他们把阿妮扔进了私人飞机，轻而易举地飞往拉斯维加斯废止婚姻。虽然贝克在粗粝的70年代风格的人物研究中保持了自己的风格，但《阿诺拉》——为了配合阿妮的个性力量以及她大起大落的经历——采用了明亮饱和的宽银幕镜头拍摄。
让-吕克·戈达尔的《蔑视》（1963）也采用了宽银幕，是本片的视觉参考，以及邪典导演赫苏斯·佛朗哥的电影（特别是同为1971年拍摄的《女同性恋吸血鬼》和《痴迷女杀手》）影响了影片对阿妮的审美：她飘逸的黑色头发与苍白的肤色和红色围巾形成鲜明对比。
阿妮是贝克的电影狂热想象力的产物——坚韧、性感、风趣、聒噪，就像电影史上许多最伟大的纽约女郎一样——但麦迪森的表演也有一种情感上的细腻。我们可以在影片的前五分钟就看到这一点，贝克说，阿妮会根据不同客户的性格，扮演不同的角色——「我怎么才能搞定这个人，把他弄到包间里，让我多赚点钱？她知道自己的生活就是一场精心编排的表演，不显露真实的自己更安全。」
阿妮的坚持不懈是一种反抗；正是这种反抗让她能够超越自己的身体和地位，毫不犹豫地捍卫自己获得万尼亚财富的权利，并在面对视她为无足轻重的俄罗斯亿万富翁时，强烈坚持自己不仅是有尊严的人，更是一种威胁。最终，阿妮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即使她意识到斗争已经失败——麦迪森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从而转向了一种更细腻、更内在化的表演风格。
最后一场戏，当阿妮向伊戈袒露自己的脆弱时，对贝克来说是「整部影片中最难的一场戏。」这是一个用两台摄影机以不同的速度拍摄的四分钟长镜头，其中的雪景是真实效果，而不是特效制作的。「最后一场戏总是让我压力很大，」
贝克坦言，「因为每一帧画面都要有冲击力，而在这里，我们要处理的是影片中最亲密、最宣泄的时刻，尽管阿妮（的斗争）失败了，但却给了我们希望。我们仍然留在布鲁克林，但我想给人一种我们同时也身处于下雪的莫斯科的感觉」——也许，这是一个新篇章的开始；一个可能发生在遥远国度的平行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