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上台演戏是在圣路易中学，有一位神甫组织了一台戏，戏名叫"地窖之门"，是以奥匈帝国为社会背景的一出情节剧。剧中描写一帮不安分的修道士们，偷偷去地窖里喝得酩酊大醉。我的同学们扮演这些去地窖偷酒的修道士，而我则负责把他们都杀光。我的角色也是位修道士。这出戏似乎在宣扬：修道士们喝酒是犯罪，而把他们都杀死则不算什么罪行。

尽管戏中我惩罚别人酗酒，但不久我自己就开始喝上了。在圣路易，学生们被要求在课间踢足球。我不是特别喜欢这项运动，但我踢得还挺不错。到清华后，我发现其他同学都是新手，和他们一起踢球没什么意思，我就开始喝起酒来。

在清华宿舍里，有位至少大我十岁的室友，没事儿喜欢喝两口儿。他以前参加过国军，抗战期间驻扎在西安。因为他数学好，被聘为部队的工程师。日本投降，抗战结束，他也在军队里待了八年，待腻了。他用他弟弟的文凭，顶着他弟弟的名儿，参加了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考上了。考上之后他发现文凭是真是假，没人管。他有点积蓄，常买上小瓶的半斤装"老白干"，晚上请我和他一起喝。十七岁的我自认为已是成人，可以喝烈酒了。于是就这样开始喝上了。

在高中时我并没想过要成为演员，可我成了大学生后就迷上了戏剧。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排了莎士比亚的全本《威尼斯商人》，我也被选中扮演其中一个角色，主要是因为我的英语好。剧中人鲍西亚必须从三名追求者中进行选择，而这三名追求者又必须对三个不同的箱子进行选择：一个装金，一个装银，一个装铅。这是我青少年时代最鲜活的记忆，因为扮演鲍西亚的是位迷人的外籍教师，直到今天我还暗恋她呢。她大不了我几岁。我毕业后，她回国（我记得是土耳其）嫁给了当地的一位老师。年轻人如果情感丰富、性格外向，参与戏剧是很自然的事，我就是个例子。

清华的另一位外籍戏剧教师罗尼·派克先生，是由英国文化委员会派来的。他毕业于英国皇家戏剧艺术学院，之所以没有在专业的剧团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是因为他从戏剧学院毕业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他被英国军队派到一些很偏僻的地方，如阿富汗、印度、伊朗。来清华时，这位大个子英国人已经三十多岁了。他教的表演课是我第一次在表演技巧上受到的正规训练。

一九四六年我进清华，一九五○年毕业，是新中国成立后毕业的第一批大学生。我在清华学到不少东西，但都不是正经在课堂上学来的。那个时代不适合学习，那是个充斥着内战和学生运动的时代。不是说清华的教学不出色，清华是最高学府，要对戏剧进行学术上的研究就该去清华，尤其是外国语言文学系（我就读的系）特别强。虽然我选的戏剧课理论多于实践，但我们有一个很活跃的学生剧社，当中有不少人毕业后搞了戏剧。

作为学生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上演了好多宣传剧目。我们自己集体创作此类剧本，称之为"活报剧"。"活报剧"其实是借来的名称，是美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工人运动首创的。类似克里夫·奥代兹的《等待左派》这样的宣传鼓动剧目影响和激发了我们的创作。

除了戏剧，我还参与了其他一些创作活动。大学一年级时，我和同学王佐良为一年级的英语课程编写复习大纲。王佐良后来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长。我们对一本很厚的教科书进行缩编，把考题及答外国语大学的校长。我们对一本很厚的教科书进行缩编，把考题及答案分编成一个个小册子，使学生们容易为考试做准备。我们在学校的报纸上登载了这些小册子，这一年，学生们的考试成绩好得出奇。

不久我们对这事儿就玩腻了。王佐良和我又办了一份文学杂志叫《清华新生笔记》，杂志的名称对我们这个新项目很合适，我们发表了好几期。我一年级快结束时，王佐良鼓励我做些更专业一点的事儿，我就创办了一份有关中国诗歌的英语杂志，简称为《英若诚诗编》。每一首诗都由我自己翻译，然后打到复印纸上，大概复印五十份。这本杂志还很流行。在清华读到大三时，父亲去了台湾。母亲对我说，要么退学，要么就得自己想办法完成学业。我不想离开清华，就自己找活儿干，给自己创造挣钱的机会，也算开放搞活的先驱了吧。

清华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还有留学生。新生一旦入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亲戚朋友们写信。我就设计了中英文的圣诞卡。当时没有印刷设备，我就用照相机拍成照片。我还拿照相机在校园里给比较醒目的建筑物拍了些照片，如图书馆、演讲厅、体育馆等等，用在卡片上。学生们都排队买这些卡片。由于我演点儿戏，外带卖这些卡片，我在同学当中逐渐小有名气了。另外清华大学对学生的英语水平要求很严，我还为需要帮助的同学辅导英语。用挣到的这些钱，我付了学费上完了大学，和同班同学们一起毕业。

我弟弟若聪在我四年级时也转学到清华。之前他在辅仁大学学文学，是我说服他来清华的，因为清华对他更合适。他在绘画方面很有天分，性格沉稳，跟我完全不一样。在清华他进入建筑系学习，后来成为大师梁思成的研究生，不幸几年后，在"反右"运动中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没少遭罪。

一九五○年我从清华毕业时，一切事物都是新的，包括新的政府以及解放区来的宣传团体。演员、艺术家们组织参与了各种协会。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也就是这个时候成立的。我毕业不久就去了"人艺"，所以我也算是"人艺"的创始人之一。

在清华的学习为我在专业剧团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阅读外国经典作品是我们课程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希腊悲剧、英国早期戏剧，从《格玛·葛顿的针》到莎士比亚的戏剧。许多课程都是外籍教师用英文教，也有中国教授用中文授课。课堂上中外学生都在一起上课，但宿舍分开。学校规定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人要和我们分开住。抗战胜利之后一段时间，到清华来的大多是美国留学生，他们多半是有钱人。美元是抢手货，所以即便他们口袋里钱不多也能过上王侯贵族般的生活。

清华很特别，因为学校是用"庚子赔款"资建的，正如北京协和医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财团所属的中华医学基金会资助修建的一样。医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财团所属的中华医学基金会资助修建的一样。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背景，图书馆里从不缺外文出版物，其中包括我当时最爱读的《戏剧艺术月刊》和美国出版其他一些的新书。我就是在清华第一次读到阿瑟·米勒的剧本《推销员之死》。

那是大四的时候，一位图书管理员把我拉到一边。她知道我总是很想第一个看到新到的图书。

"来了个新剧本，"她告诉我，"不知道你想不想看。"

剧作家的名字我没听说过：阿瑟·米勒。剧本我也没听说过﹣-《推销员之死》。我就拿回去读。当晚就把它读完了。

我被这个剧本深深吸引，但是马上想到：在当时的中国上演这个剧目是不可能的。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两个月，把这样的剧目介绍进来不合适，至少我当时这么认为。但这个剧本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另一本很吸引我的书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奥赛罗导演计划》，是由一位英国人海伦·诺维克由俄文译成英文的。还有爱森斯坦的《电影感》。这三位：米勒、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爱森斯坦是那段时间最让我崇拜的大师。但我记得对这些书的第二个反应是疑虑，因为当时把这三本书译成中文都不合时宜。

这三人当中，我最喜欢爱森斯坦。他是位非常博学的人。他对达·芬奇《洪水》所做的分析细致入微，他对斯坦尼表演方法的分析精辟独到。他对一个绝望的贪污犯进行了两个场景的描述，详细地记录了此人的心路历程。我至今仍然记得他怎样描写这个人走向自杀的心理过程。多年后我去美国教表演艺术，仍用此剧此景举例，因为我想不出比它更好的例子来描述形象。爱森斯坦对形象和形象的种子做了明确的区分。形象的种子是人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具体事物，可以就是一幅简单画面，但形象则是综合了形象种子之后积累而成的，是演员最终得出的总结，因此它不再是具体的一个或几个种子，而上升成感觉或情绪，远远超出形象种子的具象。

我一旦开始翻译爱森斯坦的书，就上了瘾。怎么把自己脑子里出现的所有形象都按自己的想法塑造出来，并达到预期的效果呢？如何通过比较不同的形象种子，来进行创作？一个形象种子可能只是一幅简单的图像，但如果把诸多形象种子综合起来，其感染力就超越了简单的叠加，形象就会活起来。我后来在老舍的《茶馆》和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中扮演的角色就是这样塑造出来的。

当我还是清华学生时，我就幻想着能把米勒的剧本搬上舞台。我记得自己脑子里转着这个念头，想象着对同学们侃侃而谈："每个人都能体会威利·罗曼的困境！具体情况可能不一样，可他所面临的是世界上所有人都可能面临的。作为一个父亲，他甘愿为孩子去死﹣-这是任何中国人都能理解的！"

我上大学四年级时已在学生剧社名声大噪，我脑子里考虑的有三个本子，一个是《推销员之死》，另一个是萧伯纳的《芭巴拉少校》，主要是因为我认为中国需要多几位安德谢夫。第三个剧本是《绿色的玉米》，此剧题材并不激进，不像其他两个剧本那样旨在改变世界，但还是改变了我个人的世界，因为我的同学吴世良在剧中扮演莫发小姐，与我扮演的年轻矿工摩根·埃文斯演对手戏。

戏是用英文演出的，演员来自五所不同的大学。观众大部分也是学生，他们中大多数都懂英文，也有些外国人来看戏，因为人人都想感觉新时代的脉搏。来的还有几位干部，其中一位在办演出证时帮了我们大忙。

王松生在解放战争期间是地下党，跟我们清华的戏剧社关系很好，还和我们一起排过戏。

另一位有影响力的王先生是王文贤，清华的一位教授。他出生于美国，是华侨，毕业于哈佛大学，在清华开设了一门剧本创作课。我们大部分剧本创作是集体创作，因为那是当时流行的活报剧创作形式，我们创作的剧本有很强的政治性。我们还上演了莉莲·赫尔曼的《守望莱茵河》，大家都知道赫尔曼剧中的法西斯在我们的生活中暗指国民党。

相对来说，《绿色的玉米》没有那么深刻的主题，除了当时在中国躲不开的，即阶级社会中穷人受压迫之类的，也就没有其他更多的政治内容了。所以此剧不像《守望莱茵河》或是我们集体创作的其他宣传剧那样明显地主题鲜明，也不会像《芭巴拉上校》或是《推销员之死》那样可能引起争议。

【英若诚（1929—2003），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翻译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剧协理事，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艺委会副主任，剧本室主任。先后主演了《骆驼祥子》、《茶馆》、《推销员之死》等经典名剧。此外，在影视表演方面也取得了蜚声中外的成就，是中国老一辈演员中唯一堪称“国际明星”的艺术家。英若诚先生不但是表演艺术家，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话剧导演、也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