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口秀演员杨笠代言京东“双11”促销活动，引发部分用户不满，京东紧急取消双方合作，低头称“后续没有和相关演员的合作计划”，“给您带来不好的体验，深表歉意”。

抵制的原因当然也不难想见：因嘲讽男性“那么普通，却又那么自信”成名之后，杨笠在舆论场上已被一些人视为激进女权的代表，被这一嘲讽刺痛的“普信男”对她尤为反感——而他们，可能正是京东的用户主体。

多年前，我在一次互联网高峰论坛上，听到1号店的一位高管激情高呼：“得屌丝者得天下！”如果说“屌丝”和“普信男”存在相当大的重合度，那应该大差不差，这毕竟就是网络平台乃至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盘。

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比其他人更容易感受到挫败，那有时是一个生活现实，有时则是出于一种相对剥夺感，即他们赫然发现连女性这样的非主流群体也比自己活得好。

他们为什么对杨笠那么反感？与其说是杨笠说了什么“辱男”的话，倒不如说是她成了一个现成的靶子，让他们得以倾泻不满，那可比攻击其它目标安全多了。

脱口秀本来就是冒犯的艺术，看看黄阿丽、Whitney Cummings的美国脱口秀，那嘲讽起男性来可尖刻得多了，相比起来，一句“普却信”算什么？

因此，当下抵制杨笠的应激反应，正折射出我们这个社会的性别政治是相当保守的，以至于敲开一道裂缝都是无法容忍的。讽刺的是，这反过来证明，像杨笠这样对男权的批判是合理的，也确实戳到了痛处，因为最不能忍受冒犯的就是威权人格。

在我看来，无人能免于被冒犯，这原本就不是多大点事，何况身为既定秩序的获益者，男性更有必要反躬自省，杨笠的批评完全可以接受过来，通过主动调整适应，不仅让男性变得更好，也能使两性关系动态调适到彼此更舒服的新层次。

当然，我知道，这么说可能会同时得罪两边：有些男性会质疑我这是在“讨好女性”，因为他们判断原有的秩序已经遭受严重威胁，甚至否认自身受益；反过来，有些女性则会讥诮我这只不过是温和的大男子主义，因为有足够的自信不受动摇，才没把这些批评太当回事。

这两种声音的共同点是都强调双方的对等关系，且没有一个开放的弹性结构容纳新的异议，只能走向对抗。此时，对许多人来说，无非就是比谁的拳头更硬、声音更响。

电商平台为抵制者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渠道，他们可以借用消费者的身份来给商家制造麻烦，迫使它顺从自己的诉求。事后，我看到网上不乏有人叫好，认为这是对杨笠“辱男”的惩罚，为男性扳回了一局，但这真的算是胜利吗？

王三表嘲讽这些抵制者只是一些虚张声势的loser：“‘打开京东，看杨笠60秒脱口秀，完整看完可以获得全场通用10元红包！’你看他们还嘴炮不？”

这诚然尖刻，但我想关键不在这里，因为真正具有讽刺意味的地方在于：这些抵制的男性既要捍卫自己的主流地位，同时却又表现得像个非主流群体——他们的做法本身，就已经委婉地承认了“男权”的内涵已经随着女权的兴起而改变了。

以前在性骚扰等事件中，我们也不时可以看到女权主义者采取抵制的做法，然而，当时那种抵制旨在伸张女性的“权利”，通过发声，迫使公众直面男权体制的系统性问题；当下抵制杨笠则更像是在寻求重申男性的“权力”，塑造一个噤声机制，旨在阻止女性表达愤怒。

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次抵制杨笠事件看似是茶杯里的风波，但指示着一种新的动向：那些现有结构的既得利益者，在感到现存秩序受威胁之后，开始以抵制为武器，将那些他们敌视的人物和声音从公共领域驱逐出去。

我知道有人把这次抵制看作是胜利，然而可悲的是，这种保守化应激反应并不开创任何新东西——它只是在别人“往前走”的时候，本能地想要朝着反方向“往回走”。问题在于，那甚至根本不能算是一个解决方案。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尽管他们表现得咄咄逼人，但实际上这种攻击性却出自一种防御心态，因为他们想要“守住”自己的东西。

在这个剧变的时代，他们是最具危机感的人群之一，因为他们不仅发现自己难以适应时代的变动，也未必能像以前那样顺理成章地享有“应得的权利”，甚至面临着被女性这样的边缘群体超越、乃至反过来边缘化的危险。

是什么样的人会感到自己的身份和利益在受损？直白地说，就是在社会竞争中的losers，他们害怕自己的身份降级、文化降值，因而他们在看到女性这样的原有边缘群体兴起时，难免带有一种反感的负面情绪，既是因为他们缺乏自信去面对这样的变动，更因为对他们来说，男性身份已经是最后仅有的尊严所系——本来，他们不管多失败，至少还能比女性高人一等，当这一点也丧失时，对他们来说是无法忍受的。

让人唏嘘的是，这种攻击说起来更像是“弱者拔刀刺向更弱者”，只不过更进一步印证了他们确实无法适应时代变动。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困境既不是女性造成的，更不是杨笠造成的，而那种抵制带来的快意，不过是对着替罪羊宣泄怒气的廉价做法，反过来越加证明女性对他们的失望确实不无道理。

如果抵制只是为了安于原状，那根本不是胜利。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当女性觉醒过来，往前走了，男性也应当更新固有思维，一起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