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会泳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是是魔鬼还是天使？亦或兼而有之？有人说：于会泳是音乐大师，政治上上的学生；有人说：他是艺术家介入政治浊流，从而走向覆灭的一个典型的悲情人物；有人说：于会泳是杰出的作曲家，他把京剧样板戏音乐提高到一个无人超越的高度！还有人说：于会泳是一个鬼才!他把交响乐和锣鼓点完美结合在一起的打虎上山，百听不厌。其实，大家共同的看法是，于会泳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如果他活着，称他为“音乐大师”也不为过。虽然于会泳的名字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很多人并没有忘记他，或许可以说，在我国戏曲音乐界迄今无人出其右。
于会泳参与创排了《智取威虎山》、《海港》、《杜鹃山》、《龙江颂》等优秀剧目的创排。在为《海港》女主角方海珍设计唱腔的时候，他充分发挥了程派唱腔委婉深沉的特点，戏中方海珍唱“忠于人民忠于党”这一段时，抑扬顿挫，发挥得淋漓尽致，特别是“有多少烈士的血渗透了这码头的土地”这一句，荡气回肠。
他作曲的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交响乐伴奏“打虎上山”，把京剧锣鼓的点子与铜管乐器中浑厚的圆号交织在一起，将杨子荣上山扬鞭策马、风雪怒吼的场面表现得非常逼真，首句“穿林海”那个“穿——”字有三拍之长，前方留足了空间感去穿越，而“林海”那个长音，也赋予了无垠宽阔的壮美意象，“霄汉”放置在高音区，跟字义词境是那么的切合。
在于会泳创作的京剧样板戏中，特别突出的是《杜鹃山》，他为主角柯湘设立了主调，主调从“家住安源”首句引出发展，刚柔相济，富有生气，就其音乐的戏剧性而言，可以说是所有“样板戏”中最为成功、最难能可贵的，他的这些作品都是里程碑式的作品。
于会泳1926年出生在山东威海乳山市海阳所镇西泓于家村，于会泳的前半生极其励志，他出身农村，自幼过着贫苦的生活，好在父母比较开明，知道学习文化知识才是唯一的出路，因此省吃俭用供他读书。1945年，于会泳从初级中学毕业，随后返回老家，在一所乡村小学担任文化教员。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于会泳毅然辞去了稳定的工作，转而报名参加解放军，成为一名文艺兵。建国后，于会泳被保送到上海某军办音乐学院进修，系统学习了声乐理论与乐史，个人能力获得了很大提升，1950年，于会泳因为表现优异，被特许留校任教。
1969年，于会泳作为文艺界代表，参加了著名的“九大”，“九大”期间，为全体人大代表演出《智取威虎山》，开场前由于会泳上台致词，他在“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后来，他又兼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文化部部长，一跃成为国家高级干部，手中掌握了巨大权力。
人们回忆于会泳上了贼船的确执行了江“旗手”的很多指示，但在做人上与刘庆棠有不同。刘庆棠上去后无论对老领导、老师都六亲不认，而于会泳对恩师贺绿汀（《我们都是神枪手》的作者）、恩师施光南还是收敛的。于会泳曾想利用自己的影响把贺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加以“解放”，被张春桥斥责为有“糊涂”观点。
1977年，开始进行“拨乱反正”，于会泳很快被隔离审查。此时的他方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给国家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于会泳被隔离后曾经深刻忏悔，写了多达17万字的检查和交代材料。于会泳起初觉得自己有罪而没大罪，文化部部长虽然被撤但是总可以回上海音乐学院教书，哪怕回胶东老家的县文化馆或县剧团搞搞文艺工作。但不久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直接点了他的名，这意味着自己被列入“永世不可翻案”之列，他的精神垮了。
在人生的舞台上，于会泳重重地跌倒了。最终，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他的精神趋向崩溃，为了给国家和同志们一个交代，他在1977年8月28日上午，于会泳提笔给母亲、妻子和女儿写下遗书：“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只有一死才能赎罪……我恨透了‘四人帮’，也恨透了自己；消除旧的于会泳……希望你们永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革命到底。”
晚8点左右，他把拘留散步时捡来的“来苏水”喝了下去，被人发现后马上送到北京阜外医院抢救，据说肠胃都烧烂了，经紧急抢救无效，于8月31日辞世，于会泳是粉碎“四人帮”后自杀的惟一一位部长级干部，殁时年仅52岁。
1983年，党中央在经过认真考量后，决定开除于会泳的党籍，并撤销他的所有公职，但念在他曾经于革命有功，党中央还是同意将他的骨灰葬入革命陵园。（其实，一些比于会泳罪行严重的徐景贤等人，早在廿余年前就获得了自由身。刘庆棠、浩亮等与他罪名相差无几的人也早就出狱了）
于会泳的妻子也是音乐演员，名为任珂，原是上海音乐学院合唱团声乐演员，两人相识于音乐学院“音工团”，1953年秋，于会泳和任珂结婚。熟悉于会泳夫妻的人都知道，于会泳夫妻二人也是十分恩爱，特别是任珂，很多人夸赞她是“好女人，坚贞不渝又孝顺。”
于会泳做文化部门第一把手时，“夫荣”没有“妻贵”，她始终没沾光变动过工作。有同事到北京公干曾去过她家，为人随和又爽快的于会泳，一回家就象邻家大哥一样亲自递茶倒水，部长家里的陈设相当简陋。
任珂在娘家排行老大，弟弟妹妹考上大学后，作为大姐的她负担着他们的生活费。这些因素使于会泳一家的日子过得比较拮据。据熟悉于会泳的人说，在上海工作与生活的这段日子里，于会泳在家“怕老婆”。
于会泳夫妻都是孝子，生活安定下来后，他们夫妻就将于会泳的母亲从山东乳山乡村老家接到大上海来居住，以尽孝道。
上海复兴中路福世花园17号，这幢小楼一层，就是当年于会泳在上海的家
于会泳的家人在70年代末也受到了“拨乱反正”的牵连，他的妻子任珂一度被关入监狱，他的子女更是被迫辍学。一直到80年代初，于会泳的妻子方才出狱。
在于会泳去世后，任珂多年来一直守寡照顾婆母抚养两个女儿，后来，任珂带着于会泳的母亲回上海居住，并为婆婆养老送终。
于会泳与任珂育有两个女儿，长女于佳易，次女于佳其。受其遗传基因与家庭环境的影响，于佳易与于佳其姐妹俩也自小学习音乐。于佳易后来成为著名歌手，1989年移居澳大利亚，仍从事歌唱艺术。于佳易多次回国，虽身居海外，却不忘故土，并回山东乳山老家省亲。于佳其从小学习小提琴，师从大名鼎鼎的女小提琴演奏家俞丽拿，后来状况不明。
2001年，于会泳遗孀任珂辞世，任珂与于会泳从结婚开始一直到于会泳辞世，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24年，而自于会泳辞世到任珂辞世，任珂守寡独居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