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玉璐

短视频平台上的乡村女网红

“夜里一两点睡觉，五六点起床；先看客服消息，准备脚本，开播前也连续好几个小时都在电脑前面。老公还和以前一样，不播的时候我一有空儿肯定还要做家务，他有空儿就打游戏。”

比起近期热映的电影《出走的决心》中愤然离家的女主角李红，身在河南焦作农村的小梅继续留在家中，起早贪黑兼顾直播与家庭。

小梅是曾昕的学术访谈对象之一，也是众多努力在家庭与直播中找到平衡的乡村女主播之一。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视听新闻与传播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2019年开始，曾昕与团队投入“女性主播”的学术研究中，走访黑龙江、河南、山东、云南、江苏、湖北、浙江、福建等多省，与超过40位女主播进行深度访谈，其中，从事直播带货的乡村女主播占到相当比重，参与直播前，她们是家庭妇女，或辅助丈夫生意。

今年，曾昕与中国传媒大学教授龙耘撰写的学术论文《超越赋权：数字时代中国乡村女主播的自我认知与行动实践》正式发表，通过16个深度访谈，揭开扎根乡野的女主播们所实现的成长与转变、所面临的挑战与困境——

有人在直播间收获人生第一个夸奖，有人从没出过家乡到有了微薄收入，也有人被乡亲们视作“搔首弄姿”“不老实”，也会为“吸粉”而“立人设”。绝大部分女主播依然将家庭视作幸福第一源泉，甚至月收入超过丈夫两倍还是为家庭和谐而请辞主播这份工作。

在接受中国经营网采访时，曾昕坦言，电商直播让身居乡野的女性们被看到，唤醒她们对自我的感知，但并没有让她们的生活大有改观，也未能改变乡土中国的传统家庭、性别观念。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女性“村播”们的不同面向徐徐展开，曾昕也对回归家庭的选择达成理解。

以下是中国经营网与曾昕的对话节选。

内嵌乡村深处的女主播

中国经营网：“乡村女主播”这一群体是当时如何引起团队关注的？

曾昕：首先这是一个整体性现象，即“数字零工”，包括女主播、外卖骑手等，这样的就业方式具有非常大的流动性和灵活性，为创业者或者零工带来了很多新职业的想象，特别是给一些可能受教育程度并不是很高的妇女带来新的个体发展空间。尤其头几年，电商突然出现急速下沉的趋势，在县城、乡村突然开始普及。

当时课题组首先带着对“数字零工”的长期观察，其次也捕捉到电商普遍下沉的现象。2019年我们正好在河南焦作，非常偶然地听说有一个村里有很多年纪比较大的乡村妇女每天都在线上直播，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于是我们就到那个村去蹲了两天，挨家挨户地跟。

中国经营网：在各地乡村深入调查的过程中会不会遇到一些阻力？

曾昕：每个村情况不一样，当你有一个牵线的人的时候，比如村委会一个热心大姐，或者其中有一个人愿意帮你去以滚雪球的方式连接到各种主播，会非常顺利。

但我们当时在焦作，完全零起点，一个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那个村具体什么情况，完全是在村里走，而且这个村空心化特别严重，别说遇到一个愿意跟我们聊的人，可能真的遇到一个人都很困难。

在调查过程中，有时候我们要在村里闲逛很久，碰上带小孩的大爷大妈，我们就得先帮人家哄哄孩子，跟他聊点别的，当他开始慢慢信任我们之后，再跟他去谈研究，这时候可能会热心地介绍。

中国经营网：乡村女主播和在城市里发展的主播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曾昕：在城市里，不管是做主播还是做骑手，“打工人”的心态会更强。我的直觉认为这一部分零工其目的性会很强——我来城市打工，就是为了赚钱，给孩子更好的教育。

但在河南焦作、山东菏泽等地方，我们观察到，很多女性“村播”处于更放松的状态——想起来就播一段，并不一定要去计算流量、有多少货。有的农闲的时候就开播，跟屏幕前的“老铁们”聊一会儿。直播更多是一种生活伴随性的状态，可能不一定要赚钱，或者说赚少一点没有关系，毕竟生活成本比较低，不像在城市有一些必要的开支。

直播跟她们的乡土生活内嵌得非常紧密，她并没有打破原来的生活节奏。

“喜欢抛头露面的女人”

中国经营网：在实地调研当中，乡村女主播的生活环境、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曾昕：在经济水准不一样的地区，女主播们无论她个人状况还是生存状况，都是千差万别。

在河南焦作或者黑龙江同江，我们更多看到相对比较贫穷的状态，比如一个乡村小学里面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孩子加起来就是40个人，空心化严重，从教育设施来判断，这个村的经济也不是特别好。

在这些经济比较落后的乡村，大部分女主播她是没有受过教育的，甚至从小到大也没有任何工作经历，可能就是在家务农，帮父母的忙，到18岁20岁左右，很快结婚，一般有两个孩子甚至三个孩子，这时候她的人生就基本定型了。

她会跟我说，孩子拉扯大了之后，自己也老了，也没有任何技能，没有胆量出去打工，可能出去打工也没有人要。她们在一种相对比较封闭的状态，接触的人群也很有限。

但是我们到了泉州或者厦门，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观。当地很多女主播把主播当成副业，她本身可能有一个挺好的职业，而且家境相对来说也比较优越，更多抱着尝新和带动亲戚、父母、丈夫事业的目的做主播，也会有更多自我效能的培养感。

中国经营网：论文中的样本是22岁到48岁从事直播的农村女性，不同年龄层有各自的特点吗？

曾昕：代际的变化直觉来说并不明显，而更多是成家和没成家的分野，从而能感知到她们身处的社会环境。

比如一些相对传统的地区会觉得主播并不是一个特别受人欢迎的职业。如果一个年轻的女孩做主播，在相亲市场上可能不是那么受欢迎，会被质疑是不是那种喜欢抛头露面的女人，或没事会在网上跟男人闲聊的女人，甚至有的在四五十岁的年龄还会被邻居议论：“你看她整天在网上不干正事，他儿子将来可能都不好找对象。”

但我们这次在泉州，会有更多的人告诉我们，主播在相亲市场上是特别受欢迎的，因为第一她的形象一般都还比较好，第二沟通能力比较强，第三也能赚钱。

再一点，年轻一点的主播如果没有成家，可能更多思考的是个人的发展。但是成家之后，女主播们会更多地把直播作为一种对生活的补偿，不是以个体发展为中心，而是以家庭发展为中心。

“不赚钱我也特别想干这个”

中国经营网：乡村女主播研究采用了“赋权”这一概念，并以“超越赋权”来为学术论文命题，如何从通俗意义上理解“赋权”这一概念？在研究过程中，电商直播是如何赋权到乡村女性的？

曾昕：顾名思义，赋权，就是让人拥有权力。这种权力可能来自他（她）有更多的知识或者技能，不仅包括工作技能，也包括与人交往的技能。

首先电商直播有经济赋权的成分。虽然不见得每一个女主播都最终能赚到钱，但至少在乡村地区有一些女主播可以赚到自己的零用钱。

有主播跟我讲过，如果是丈夫挣钱，是“要一块给一块，要两块给两块”的状况，但她后来自己做直播，每个月能赚几百到一千块钱。虽然可能不足以支撑她在家里的话语权，但至少她想买一点什么小东西，她可以自己去买，或者她想稍微补贴一点给她的孩子，她可以做到。

女主播们可以感到，有了这份工作之后，有了这一点点收入，她在家里的地位和她的自由度会有一个轻微的提升，这是第一点。

更重要的是她能有自我情绪尤其是自信的感知。

有一位大姐，她说这辈子从来没有人夸过她，突然通过直播，好像在网上把一辈子的夸奖都得到了。有的主播可能因为之前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出去工作过，接触的人非常有限，她说之前每一天很辛苦地做家务或在田间地头劳动，基本上没有人表扬过她，丈夫也好，孩子也好，已经习以为常。

当她开始直播的时候，突然有人跟她说：“你长得很漂亮！你说得真好！你声音很好听！”她会收获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这种自信会给她带来一种情绪能量，她告诉我：“即使不赚钱，我也特别想干这个。”原来的每天状态就是一睁眼把孩子送上学之后去打麻将，但做了直播之后，那段时间，她会每天早晨很早就起来化一个妆，很期待地去开播，觉得每天有一件盼着想去做的事情，而她以前是不化妆的。

“让你家男人来”

中国经营网：但论文中也提到，尽管乡村女主播们产生了自我觉知（？不通），生活状态也由此改变，但会受到家庭阻挠或村民议论，最后作出“退让协商”，为家庭作出妥协甚至放弃直播，还有些女主播会立“贤妻良母”的人设。这在受访女主播中是否很普遍？如何理解主播与性别分工的冲突？

曾昕：线上调整人设，其实是女主播积累一定经验、通过对流量的观察后，选取了相对偏重实用主义的路径。

我们访谈过的乡村女主播，经过3—5个月对网络直播的热情后，她会觉得网上虚拟世界也不过如此，真正要每天生活、打交道的还是家里人或乡亲们。收入上，如果没有赚到很多钱的话，她也会思考要不要退回家庭。

从乡土这方面来说，可以比较乐观地说，人们在慢慢改观。两三年前我们看到的更多样本是乡里的不支持，但也可能跟走访的是中原或者山东地区这样相对传统的地区有关。

当时，我们更多感到一种非常质朴和传统的乡土概念，甚至会遇到有的女主播其实赚了不少钱，但是当她的家里人觉得你不该整天抛头露面的时候，她依然会退回来。

一个姐姐她就跟我说，其实她当时通过培训，做主播挣的比她先生多很多了，丈夫月收入三四千元，她能达到七八千元。但是她还是会跟我说，丈夫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人不开心，行业也越来越饱和，她最后放弃直播，回归家庭。

我当时不太能理解，心里想：你挣的比他多，家务活也是你干，为什么你还觉得他是顶梁柱？她告诉我：“在我们村里，要去跟村委会争一块地方，想做库存，他们会跟我说，你让你家的男人来。”他们觉得女人说话没有那么算数。

在这种非常强大的乡土观念韧性下，女主播个体的独立意识是很难支撑起来的，她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我会直观地感受到线上跟线下的困境——表面上可能新媒体给了女性更多的权力，就是让她们被看见、被听到，让她们有了创业空间，但在现实层面，获得这些权力之后，她可能会作出主动的退让。

中国经营网：也就是说，尽管女主播们得到权力后依然无法像“大女主”一样出走，而是停留在乡野和家中？

曾昕：对。真正拼出一条路，从普通女主播变成女性创客甚至企业家，这种概率是比较小的。

在更多城市年轻女性身上，我们会看到出走之后更好的个体职业发展机会，甚至重组家庭、寻找真爱等，但这样的空间在乡村女性身上真的还是比较少。

关键是，第一，她们面对受教育程度的这样一个门槛；第二，她们之前没有工作经验，一旦当她脱离家庭之后，她会陷入一种非常孤立无援的境地。

同时乡土社会是根基很深的文化。那位比丈夫挣的多还是放弃直播的姐姐，她很习惯性地把丈夫叫成“顶梁柱”，她会说：“我直播赚了点钱之后，我就觉得一定要让丈夫吃好，家里有什么好的都给他吃。”在观念里，她很深地受到传统概念熏染。

农村主力军

中国经营网：听起来似乎会有些遗憾，似乎她们依然受到很强大的性别及传统观念的影响，也无法从这些困境中走出来。你自己的个体感受和体验是怎样的？

曾昕：其实我觉得她们是快乐的。当时做完这个研究，我的第一反应是，可能人最终是要回归到那些真正让自己感到幸福和快乐的事情上，比如说她们的生活方式。

暂且抛开所有社会教化，直接从个体状态来看，我觉得她们最终选择了一种让自己最舒心的状态。也许这是一个更加聪明的选择，特别是对于一些对职业选择有限的女性而言，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如果我们加入社会元素来看，在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县乡地区，乡村就更不用说，一个哪怕自己事业不是很成功，但是拥有一个完整家庭的女性，她的生存状况其实可能会比一些事业上成功但是单身的女性要好。

不管是从他人的评价，包括在处理很多实际问题的时候，比如村里人会告诉你，让你家男人来谈，甚至在一些地区，单身女性可能是不能参与村里很多公共事务的。

在这种状况下，她最终选择以家庭为中心，这是一种从个体情感、乡土观念甚至实用主义的选择。

中国经营网：那么你以“超越赋权”为命题，超越性在哪里？

曾昕：我们之前对“赋权”的探讨，会聚焦于女性获得权力后生活的相对改善，不管是经济地位、家庭地位、话语权，但其实乡村女主播们没有获得这种实质性的权力，甚至通过自我压迫或自我剥削的方式来兼顾。

比如她依然要承担所有家务，只能通过挤压睡眠时间来做主播。以传统意义的“赋权”，你很难看她从中获得了什么权力，或者生活有什么改观。

但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对自己的新认知，甚至哪怕就是一个生活状态的改变，其实她个人的状态已经非常不一样了。

另外，这些女性并非在被压迫的情况下一味顺从传统价值观，而是为了一个家庭整体的幸福，愿意主动把权力作出一定让步，其实是在自我和家庭之间作出非常弹性的协商关系，这也是我们对女性赋权的新思考。

中国经营网：在乡村发展中，女性的角色和作用是什么样的？依然是服务家庭为主吗？

曾昕：最近我参加了一个妇女论坛，大家也围绕很多性别议题和新职业展开讨论，有一个老师说的话让我很震撼——虽然现在很多妇女的处境还并没有我们期待中的那么好，但以前总说妇女能顶半边天，现在在很多农村地区，其实妇女不是半边天，而是主力军。

因为随着乡村空心化，很多男性劳力流失，妇女在村里是除了老人和孩子之外的壮年，农活要她们干，家庭要她们来扛，所以我们不能把她们当成弱势群体看，而是把她们当成一个乡村发展的主力军。

只是她们现在没有全然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策中来，这个时候她们的角色经常被忽视，决策层面还是轮不到她们。我的主观感觉是，她们可能缺乏对公共事务足够参与和讨论的意愿。这也许真的要一步一步来，就是从自我觉醒到一种公共意识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