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生:没有留过洋,却成为名导演,进步电影先驱,62岁惨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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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有一位老人惨死在北京人民医院的地板上,他的名字叫蔡楚生,终年62岁。

蔡楚生原籍广东潮阳,中国著名导演,被誉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先驱者,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奠基人。

1906年1月12日,蔡楚生出生在上海,6岁的时候随家人回到了故乡广东。

因为家境贫寒,蔡楚生只上过四年私塾,长大后通过别人的介绍,在广东汕头的一家杂货店里当学徒。

学徒的生活极其艰苦,蔡楚生不喜欢这份工作,他热衷于表演艺术,时刻都想要离开这个地方。

虽然没有学过系统的表演艺术,但杂货店的各种各样的顾客给了蔡楚生最初的人生体验,让他知道社会百态,世态炎凉。

在广东潮汕大革命的影响下,19岁的蔡楚生加入了工会,又组织了进业白话剧社,做了一名话剧演员。

1926年,当时上海的华剧影片公司的导演陈天带演员、摄影师到广东汕头拍摄电影《白芙蓉》时,受到了进业白话剧社的大力协助,为了投桃报李,便帮助他们拍摄了一部电影短片《呆运》,剧本由蔡楚生参与编写。

《呆运》以当时的“发财梦》为故事背景,讲述了一个穷人买了一张彩票,因为怕丢失,将它钉在门板上,结果中奖后,无法撕下彩票他只能背着门板去领奖。

领奖的一路上,那个穷人东撞西撞,闯了不少的祸,等到他领到奖金后,才能发现这些钱还不够赔偿他在路上损坏的东西。

电影短片《呆运》以讽刺的手法描绘了底层人民的愚昧和无知,此片上映后,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原来一部电影竟有如此大的魅力,蔡楚生做起了自己的电影梦。

不想虚度光阴的他决定离开杂货店,去上海寻找自己的理想。

可是,蔡楚生的决定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最后蔡楚生咬破手指,写下了血书,一个人去了上海。

民国时期的大上海,十里洋场,鱼龙混杂,初来乍到的蔡楚生没有人脉,没有钱财,独自一人备受煎熬。

别人劝他给老板签三年长约,因为只有这样做,老板才会花精力捧红你。

但是,倔强的蔡楚生不想受制于人,他认为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某天,已经无事可做的蔡楚生壮着胆子,敲开了老电影人郑正秋的家门。

郑正秋是中国早期电影的创始人之一,他热情地接待了蔡楚生,在交谈中,他被蔡楚生的才华所打动,于是便收下这个学生。

俗话说得好,名师出高徒,蔡楚生找对了老师,郑正秋成了蔡楚生的伯乐,在他的推荐下,蔡楚生进入明星电影公司,协助拍摄了不少作品。

郑正秋一直以来对小辈都十分照顾,他将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蔡楚生。

1931年,蔡楚生转投联华电影公司,他和著名导演史东山、孙瑜成为了同事。

在联华电影公司里,蔡楚生拍摄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电影《南国之春》。

该片讲述了一对有情人,因为父母之命,而引发的爱情悲剧。

尽管此片故事哀婉,画面唯美,但此时的中国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中国的东北三省沦陷了。

国仇家恨之中,蔡楚生拍摄的《南国之春》显然不合时宜,因此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反而受到了左翼电影人的批评。

同年,蔡楚生又执导拍摄了电影《粉红色的梦》,此片主要讲述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

因为《粉红色的梦》与《南国之春》类型相似,所以上映后并没有取得理想的票房成绩。

左翼电影人士对蔡楚生很不满意,他们觉得国难当头之际,蔡楚生却沉浸在小儿女的情情爱爱中,简直就是堕落的表现。

自己辛苦执导的电影,为何总是反响不佳?

蔡楚生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他不知道自己的电影梦该如何走下去?

在偶然间,蔡楚生看了卓别林的喜剧电影,他突然明白了电影的本质,原来拍摄影片不仅仅为了迎合市场,还要贴合实际,真实地反映社会面貌。

找到了根本的原因,心中豁然开朗,蔡楚生放弃了过去的风格,转而投入到进步电影的洪流之中……

1933年,蔡楚生执导了电影《都会的早晨》,该片赞扬了劳动人民的善良,诉说了他们的苦难遭遇,并且有力地喷击了社会的阴暗面。

此片上映后,反响不错,蔡楚生决定再接再厉,拍摄更多的进步电影。

1934年,蔡楚生执导的电影《渔光曲》横空出世,该片由王人美、韩兰根等主演。

电影《渔光曲》讲述了渔民徐家与船王何家两代人的恩怨纠葛,以现实主义风格详细描写了中国底层人民的苦难。

《渔光曲》推出后,反响热烈,全国连续上映了三个月,场场爆满,好评如潮。

后来,电影《渔光曲》获得了莫斯科电影节的“国际荣誉奖”,这是中国首部获得国际大奖的影片。

拍摄了《渔光曲》后,蔡楚生成为了中国导演界的翘楚,但是他没有自满,仍然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电影梦。

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再加上日本的侵华战争,中国大地上民不聊生,其中最苦的要数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蔡楚生以流浪儿为主题,拍摄了电影《迷途的羔羊》,这是中国第一部反应流浪儿童》的影片。

该片以悲情与喜剧相结合的方式,为观众们展现了流浪儿的悲惨生活,让人笑中带泪,唏嘘感叹。

随后,蔡楚生又和著名女星阮玲玉合作,共同拍摄了根据明星艾霞之死的真实事件,而改编的电影《新女性》,这是蔡楚生第一次与阮玲玉合作,也是最后一次与阮玲玉合作。

因为电影《新女性》真实地反映了某些小报记者的无耻行径,由此受到了别有用心人的抵毁,他们不但扬言要把蔡楚生骂出上海,更对女主角的饰演者阮玲玉大拨脏水。

最终,阮玲玉因为无法忍受小报记者的辱骂,前男友张达民的敲诈,再加上现任男友唐季珊的背叛,她像电影《新女性》中的韦明一样,留下遗书,吞服安眠药自杀,年仅25岁。

有些资料中称,阮玲玉与蔡楚生在合作中互生爱慕之情,但这件事遭到了蔡楚生子女的否认,他们认为父亲只是同情阮玲玉,这两个人思想不同,绝不可能产生爱情。

事实的真相如何,无人知晓,但阮玲玉的早逝确实极大地震憾了蔡楚生,他下定决心要以电影作为武器,为弱势群体控诉、呐喊。

蔡楚生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一部《王老五》让观众看到了阳光下的罪恶。

上海沦陷后,由于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蔡楚生被迫离开上海,逃往香港,此时的他已经结婚了。

陈曼云是蔡楚生的第二任妻子,她早年曾经留学日本,因为受进步思潮影响,归国后参加了共产党,成为一名优秀的谍报人员。

蔡楚生与陈曼云情投意合,他们养儿育女,夫妻恩爱。

来到香港后,蔡楚生东奔西跑,宣传抗战,并且拍摄了电影《孤岛天堂》和《前程万里》。

这两部电影都以抗日战争为素材,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之后,香港沦陷,为了免受日本人的迫害,蔡楚生不得不拖着疲惫的身体逃离香港。

一路上,难民如潮,拖儿带女,哭声震天,蔡楚生忘记了危险,他含泪看着这一切,萌生了一个念头,将来一定要执导一部电影,把这些人的苦难都记录下来。

从香港到桂林,由桂林到重庆,蔡楚生本不健康的身体终于病倒了,他患上了肺结核病,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

火车上不了,汽车拦不住,如果不是朋友帮忙,蔡楚生恐怕无法来到重庆。

抗战胜利后,蔡楚生返回上海,参加联华影艺社以及“昆仑”影业公司的创建,并且担任了编导一职。

1947年,由蔡楚生和郑君里共同执导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此片以抗战为中心,描述了张忠良一家三口的悲欢离合。

当时,蔡楚生身患重病,因此拍摄任务都由郑君里完成。

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分上下两集,它们分别是“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

郑君里是演员出身,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他第一次担任导演工作,作为后辈的他十分尊重蔡楚生,每天无论多忙,也要骑着自行车来到蔡楚生家,向他汇报一天的工作,并且讨论明天的拍摄计划。

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拍摄完成后,一经推出,万人空巷,连专门放映外国电影的剧院都撤下片子,转而放映《一江春水向东流》。

可以说,《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中国电影的里程碑,这里面的故事情节和镜头转换永远不会过时。

新中国成立后,蔡楚生随妻儿迁居北京,受组织安排,他做起了行政工作,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和电影局副局长等‬职‬位。

作为一个优秀的导演,蔡楚生对行政工作不感兴趣,他觉得自己应该回到摄影棚里,趁着年轻,多拍几部好片子。

1961年,蔡楚生与王为一共同执导了电影《南海潮》,谁也没有想到,这部电影竟然成为了蔡楚生最后的遗作。

特殊年代,蔡楚生被打成“牛、鬼、蛇神”,而他的妻子陈曼云也被划为另册。

在这个人人自危的岁月里,蔡楚生感到无比恐慌,他觉得有一张无形的大网,正在慢慢地张开,自己和妻子注定了难逃厄运。

果然,有一天,陈曼云被带走了。

陈曼云是蔡楚生的精神支柱,现在她下落不明,这对蔡楚生来说就是灭顶之灾。

蔡楚生的身体全垮了,长期的批斗,让他旧病复发。

1968年,重病缠身的蔡楚生进了北京市人民医院,可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得不到有效的治疗。

最后,蔡楚生死在人民医院的地板上,享年62岁。

中国的一代电影宗师匆匆地走了,他只活过了一个甲子。

陈曼云在被关押了8年后,返回家中,这时候的她才知道自己深爱的丈夫早就去世……

悲痛的陈曼云在回家半年后,追随丈夫蔡楚生而去。

写到在这里,本人想用李宗盛创作的《写给电影人的情书》中的歌词来结束此篇文章——

多少人爱你银幕遗留的风采

多少人爱你遗世独立的姿态

你永远的童真

赤子的期待

孤芳自赏的无奈

谁明白你悉心隐藏的悲哀

谁了解你褪色脸上的缅怀

你天衣无缝的潇洒

心底的害怕

慢慢渗出了苍白

你苦苦地追求永恒

生活却颠簸无常遗憾

你傻傻地追求完美

却一直给误会给伤害给放弃给责备

何悲何哀何必去愁与苦

何必笑骂恨与爱

人间不过是你寄生之处

银河里才是你灵魂的徜徉地

作者简介一一婉儿(婉):一个喜欢读书,痴迷历史的女子,爱写文章的小女子。什么是好文章,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写文章就是写自己想说的话,想写的事。这就是我,一个尘世中的俗人,何愁深谷空,幽兰自飘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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