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了《志愿军：存亡之战》。这部电影好的地方，也只能说好在志愿军先烈之伟大和铁原阻击战之壮烈。如果是不好的地方，就是陈凯歌给他儿子加戏加到尬。

陈飞宇在志愿军第一部里参加了松骨峰战役，然后从战地医院里跑出来参加了铁原战役，看这意思第三部还要让他参加上甘岭是吧？你是拍抗美援朝呢，还是拍“陈阿瑟宇宙”呢？

讲真，陈凯歌你想捧你儿子，大可以搞一些商业题材，拍拍偶像剧、卖腐剧、流量剧不好吗？本身你儿子粉圈的受众就是这个啊。为什么非要玷污抗美援朝题材作品呢，凭什么用志愿军先烈的伟大给你儿子抬轿子？更何况你儿子之前还是美国国籍。

电影里几乎所有违和的场景，都与陈导给他儿子加戏有关。加戏就算了，还要把他儿子塑造成威武霸气大杀四方的军神，过于英雄主义了，跟整体展示志愿军群像、集体主义精神的氛围格格不入。

总有粉丝洗地说，陈飞宇演的是“志愿军战斗英雄的集合体”云云。那么问题来了，他凭什么能演 “志愿军战斗英雄的集合体”呢？他是道德高尚还是演技爆表？只是因为他有一个导演爸爸吗？

简而言之，这个题材就不适合给儿子镀金，让两个有私心的人去拍一群最无私的人，真是莫大的讽刺。

除了这个最恶心的一点，其实电影里暴露出陈凯歌一个最大的缺陷：不会大场面调度。铁原阻击战最最经典的一幕就是“撒豆成兵”，这一幕如果找牛逼的导演来拍可以拍成载入影史的镜头。然而陈凯歌拍小场景非常轻车熟路，一到大场面就乱。

陈导的特点是喜欢在“小场景”上面玩“情调”——比如这部《志愿军》里各种小花小糖小瓢虫，我看了都想笑，太陈凯歌了。大家还记得《长津湖》里那个红围巾吗？这部《志愿军》中的那个标本花，是不是就对应着《长津湖》的红围巾。

当年陈导采访的时候说这是他的“得意之笔”，说代表了志愿军战士“对和平的美好愿望”，然而我的观感是这也太俗了吧。多少年了，陈凯歌一点进步都没有，还是这种套路。

陈凯歌这个特点在《长津湖》最后战斗和《妖猫传》极乐之宴部分体现得淋漓尽致。《长津湖》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个导演，都不会拍大场面，相反一些小战斗却有着港式武侠的味道，别说还挺出彩的，就是恐怕不符合史实——把两军对垒拍成了战争动作片。

最后《长津湖》的高潮部分又拍成了“人海冲锋”，看着头疼。

陈凯歌的《妖猫传》其实前面小场景的部分非常有格调非常有味道，然而极乐之宴胯中之胯，把整部剧最高潮的段落拍成了大型快销服装品牌广告片。

继续说说《志愿军2》的问题：铁原阻击战战略层面的重要意义没有拍出来，电影名字叫“存亡之战”，为什么到了存亡紧要的关头？没有拍出来。

还有“天女散花”“撒豆成兵”这个经典桥段都没有拍出来。稍微说一说这一段历史：1951年第五次战役末期，我军险些被美机械化部队包了饺子，而“包饺子”这个关键的节点、也是我军大量战略物资囤积的地点，就是铁原。李奇微不愧为一个难缠的对手，他一眼就看出了志愿军的命门，这也是为什么铁原是“存亡之战”。

然而第五次战役末期，我军各部减员严重，铁原附近只有63军残部能够执行防守任务——因为刚刚进行了一场大型会战，正在修整。电影里因为陈凯歌能力的缺陷，把重点放在了一个营的视角之上，所以观众们可能会看了一头雾水。

铁原阻击战因为兵力和地形的原因，189师师长蔡长元采用了一个搏命的战术——撒豆成兵、天女散花——把全师分成200多个战斗小组，坚守在200多个小阵地上，美军每占领一个小阵地，都要耗费不少时间和精力。

但是，大家也都看出来了，这不是常规的防御阵地战，这是用生命换时间。彭老总给63军下的死命令就是坚守15-20天，保证铁原后方转移。那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就只能用这种非常规战斗方式，用一个一个阵地的牺牲，为铁原后方、为整个志愿军的战略争取时间。

美军在铁原的指挥官是畜生之中的畜生——狗娘养的范弗利特，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用超饱和的炮火轰炸，甚至专门有一个名词叫“范弗利特弹药量”成为了一个超饱和轰炸的衡量标准。而整个铁原战役，美军的使用的炮火密度是“范弗利特弹药量”标准的五倍之多，可见战役之惨烈。

最后彭老总这个铁汉子，战役结束后去63军慰问，也不禁落泪。不把这个前因后果讲清楚，怎么能体现出铁原之战的重要意义，怎么能体现出志愿军先烈的伟大，怎么能为大家解释“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意义。看了电影，观众们可能仅仅感觉惨烈、悲壮，但是这个更高度的意义是欠缺的。

以剧情来谈，拍铁原阻击战，没有“天女散花、撒豆成兵”拍出来，就好像拍大渡河没有拍铁索桥一样令人费解。我在看电影之前我都想象了一下，200多个战斗小组坚守在200多个阵地之上，这是何等壮烈的景象啊，能拍出来绝对能成为观众口口传颂的经典。

但是，陈凯歌能力欠缺，或者恐怕也只想着怎么给他儿子拍点帅pose，铁原阻击战最大的特征没有展现，可以说真的是浪费了这个题材。

其实看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题材让张艺谋来拍会不会更好一些？我们都调侃老谋子是大型团体操导演，调侃归调侃，团体操也不是谁都能导的，陈凯歌就证明了这一点，大场面调度也是一个稀缺能力呢。

还有，强烈强烈强烈推荐一部铁原的纪录片《铁在烧》，这部纪录片是我看过的最好的纪录片之一，比陈凯歌这部电影好一亿倍。

《铁在烧》因为制作周期特别紧张，所以也略有一些缺憾，但陈凯歌跟这部作品比，简直有如虫豸比于日月。

求求了，去看《铁在烧》吧，让陈大导演跟他儿子自嗨去吧。

当年《志愿军》第一部上映的时候，我就说过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就是这张恶心人的海报。

我坚决不相信这张海报是“考虑不周”“无心之过”——你们做的是伟大的抗美援朝题材的作品，是以至高荣耀的志愿军为名的，如何对待一个严肃题材的宣传物料，难道心里没点逼数吗？

宣发公司、海报公司都是多少年的专业性公司，陈凯歌也是一个什么题材都拍过经验丰富的导演，怎么可能用一句“无心之过”掩饰过去？要么就承认自己不专业，要么就承认自己压根就没重视，要么就是故意使坏恶心人，三选其一吧。

这就像管虎拍了一个《金刚川》，然后带着美国海军的帽子接受采访——

背着手对烈士纪念碑鞠躬——

这两起事件的性质是相同的，无论是主观故意，还是客观完全没有重视这类题材的严肃程度，都是无法接受的。

第二，我认为是《志愿军》这部电影最大的败笔——陈凯歌的儿子陈飞宇。他真的不是一个合格的演员，在《白昼流星》中连一个问题儿童流浪汉都演不来，何德何能去演伟大的志愿军英雄？

先不说陈飞宇戏外那些乱七八糟的龌龊事——管不住下半身，美国国籍之类的。单论表演，只要电影中陈飞宇一出现，就是全方位的违和感。他真的不会演戏，真的吃不来这碗饭。

就这种天赋这种水平这种努力程度的演员，能在主旋律作品中占有这么重要的戏份，陈凯歌真是父爱如山啊。考虑到陈凯歌的电影生涯，也是受到了他父亲的大力帮助，让我们不得不感慨：才华不能遗传，但是父爱可以传承。

第三，想说一点其他的问题，就是在《长津湖》之后，陈凯歌导演依旧在原地踏步，拿出点行活应付事，已经不能满足观众对于抗美援朝题材作品的要求了。

我在从《长津湖》到《能文能武李延年》：我们需要怎样的主旋律作品？这篇文章中说过：

《长津湖》刚上映的时候有很多“敌我矛盾”在，他们的“吴京PTSD”和“抗美援朝PTSD”又犯了：美国人拍钢锯岭，行；中国人拍长津湖，不行！看见美国爹被暴打，他们可难受坏了。这个时候我们是应该把这些人拍死，还是要跟他们一起说电影坏话呢？

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津湖》已经获得了市场的认可与商业上巨大的成功，那有些话就可以说一说了，讨论的角度是让我们的主旋律作品变得更好，更对得起先辈们的牺牲，更让当代人了解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同时形成一个更加良性的循环：观众为更好的作品买单，作品的好口碑与高质量能让主创团队得到足够的回报，继续创造更优秀的作品回馈观众。

以当时的视角和观感来说，我对《长津湖》是绝对满意的，因为如果没有它，那么这几十年来唯一一部抗美援朝题材的院线大片就是《金刚川》，这不就很难受了么，还要被管虎这个二五仔恶心。

但是，事物是在发展变化的，很快同期《能文能武李延年》横空出世，有如天降甘露。要没李延年来比较，《长津湖》是碾压《金刚川》的存在，要让它去比《上甘岭》《英雄儿女》啥的也不现实，所有人都觉得现在电影人拍不出来，能这样已经不错了。

结果《能文能武李延年》证明了，明明不是可以拍得这么好嘛，你陈凯歌的《志愿军》咋就不行呢？

《能文能武李延年》最精华的段落一是政治工作部分，二是志愿军异彩纷呈的战术战斗。首先李延年做政治动员的段落，清晰地讲明了一个道理——我们为什么而战？

“我请大家把眼睛都闭上，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自个儿的家乡，想想你的亲人，再想一想，我们入朝以来一路上看到的凄惨的景象，村庄被战火摧毁啦，到处都是来不及掩埋的百姓的尸体，失去父母无人照管的可怜的孩子。”

“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途中休息，到溪边去取水喝，到溪边一看啊，那水是红色的，那上游的溪畔，倒着几个刚刚被美国的飞机炸死的洗衣裳的妇女。那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你的家乡，你的亲人身上你们会咋样？”

“同志们，道理很简单也很残酷，简单的大家都明白，要想过上和平幸福的日子，只有打胜仗，要把美国鬼子打的不得不罢手为止……残酷的是，可能到了和平来临的时刻，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了，不能和亲人团聚了，但是，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屈辱。”

无独有偶，《长津湖》中也有一段类似的动员，就是宋时轮那一句话：“我问他为什么要参军，他说：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分了土地，现在有人想把它抢回去。”这话实在是说到点子上了，甚至堪称是整部电影的灵魂。可以看出来《长津湖》绝对是有高人把关的。

不过有趣的是，后面马上就“吃了书”：在火车上胡军问易烊千玺为啥参军，易烊千玺说为了让我哥看得起我。综合上下文，那个在部队出发前要参军的新兵就是伍万里，结果他跟宋时轮说得好好的，上了火车就变说法了。

有可能宋时轮在战前动员美化了一下，但是主旋律电影没必要绕这种弯子，我觉得最大可能性就是这两段故事就是两个导演拍的：前半部分是国家把关（包括领导人开会的场景），火车这一段就是陈凯歌拍的。

火车上易烊千玺闹脾气，嚷嚷着要下车，结果看见了万里长城，大为震撼从此成为了一名革命战士。很多人说这一段多好多好，但我觉得吧，首先呢这个长城的特效做得就很假。其次，最关键的是，这还不就是《白昼流星》里面问题青年看见神舟飞船之后弃恶从善一样么——说到底还是搞宗教“顿悟”那一套。

《白昼流星》强行编了一个“神话”，两个前一天还在偷钱的少年，幡然醒悟马上就去帮着抬宇航员，飞船降落周围让不让外人进压根不管；《长津湖》里也不管火车上能不能看见长城。

当然这是小问题，关键在于，这种情节放到随便一个普通人身上我可以接受，但是我们的革命战士，是不应该需要用宗教式的“顿悟”来确立革命意志的。

但偏偏我们的陈大导演无论拍什么，就喜欢搞这种宗教式的顿悟、洗礼，根源还是喜欢布尔乔亚式的自我感动——水平不够，拍不出来；思想境界更不够，无法理解先辈们的伟大。

《长津湖》开头的部分已经交待地足够了，毛主席说了，彭老总说了，毛岸英也说了，点睛之笔就是宋时轮那一句“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分了土地，现在有人想把它抢回去”，交待地这么清楚，还要画蛇添足加上“我要让我哥看得起我”，还要看见万里长城之后从一个问题少年变成听话的乖宝宝……

我看很多人尬吹陈凯歌这一段戏，说什么万里长城美绝了。我就很不能理解，我认为这一段是整部《长津湖》最大的败笔。最后志愿军密集冲锋我都能忍，但这一段我忍不了。我认为这一段就是陈凯歌电影作品的最佳缩影——华丽有余，高度不足；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没有人是天生的革命者，没有人天生就是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他们的正确意识、家国情怀、阶级情感是要通过实践与学习确立的。《能文能武李延年》讲的就是这样一个确立与学习的过程，小安东是怎样从一个逃兵变成无畏的战士的？他是看见了一个万里长城吗？我在微博上看见一条评论，觉得很中肯：

所以，这就要回到本文标题的问题——陈凯歌的上限是非常有限的，他真的不适合拍主旋律作品。

《霸王别姬》里有个桥段：关于“新戏”和“旧戏”的争论，程蝶衣说了一堆话，大致意思表达“新戏”就没有那个意境了、就“不美”了；但他的徒弟小四反驳说：古时候英雄美人上台就是京戏，现在劳动人民上台凭什么就不是京戏了？

陈凯歌导演虽说如实反映了这一段争论，但是导演个人早已表达了立场。因为“小四儿”这一形象，就是忘恩负义、欺师灭祖、农夫与蛇的存在，甚至于袁世卿这种人都没什么负面桥段，而小四的各种情节都是让人非常厌恶与痛恨的。

所以说，创作者的立场，是能通过他们对人物和情节的表达方式看出来的。但是呢，陈凯歌如何表达，不妨碍观众怎样有自己的判断，相信现在互联网上的年轻人们，对于这个情节一定会有自己的立场。

《霸王别姬》中另一个桥段：四儿吐槽程蝶衣搞封建压迫。大多数人看的时候觉得四儿太卑鄙无耻了，给师父背后捅刀子。然而我在《北漂八年，我最终还是离开了北京》这篇文章中讲过我自己的故事：给跟大编剧签了“卖身契”的编剧同行们看，他们都纷纷沉默了，因为过于真实了，跟自己小时候看的代入感完全不一样。

所以说形势比人强，近几年郭德纲和曹云金口碑逆转也说明了这个问题：经历过社会暴打的年轻人们，对于封建门阀、师徒传承这一套越来越不感冒了。

小时候我们看“小四儿”是个白眼狼，后来我们读研读博，经历了拿自己当包衣奴才、通房丫鬟的导师们；后来我们工作，经历了把我们当牛马使，还要PUA说这是锻炼你的领导；后来我们在社会中屡屡看到封建余毒沉渣泛起……所以压根就不会对程蝶衣这一套买账了。

所以说我觉得陈凯歌跟主旋律题材就是水土不服——思想就是跟新社会反着来的嘛，放过抗美援朝题材，或许对大家都好。

再来看陈凯歌另一部典型作品《白昼流星》。

《我和我的祖国》热映的时候，我大学同学正好十一假期带父母来北京玩，十月三号那天中午我招待他们吃了个饭。我这哥们是正儿八经的西北汉子，童年在牧区摸爬滚打出来的。正好他提起昨天跟父母一起看了《我和我的祖国》，我就问他，你作为一个牧区出来的人，怎么看陈凯歌拍的《白昼流星》？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西北汉子露出这样委屈的神情，他说：“现在谁家还用脸盆吃饭啊……”我一下真没忍住笑。然后他接着说：“我们小时候去哪里都是骑自行车，后来基本每家都有摩托车，就算不骑摩托，出门也骑电瓶车、拖拉机、三蹦子，谁闲着没事骑马啊？不是我们不会骑马，你说出门办个事，摩托车直接锁路边就行了，马我栓哪啊？再说一匹马可比摩托车金贵多了，可舍不得的那么骑。”

我这哥们说的时候无比激动，几次把“白昼流星”说成了“白夜追凶”。我用了很大的努力憋住不笑，生怕他误会以为我在嘲笑他们的生活。我微博下一条评论，现在牲畜其实都很值钱：

也就是说我们扶贫老干部家里有三匹骏马，然后要靠从亲戚七凑八凑的5000块钱去治病……这很难让人产生共情啊是不是。而且2016年啦，国家对于扶贫干部的补贴并不少，现在不是焦裕禄的困难年代了，真不至于连病都不给你看的。你拍一个扶贫的故事，一不讲国家政策，二不讲集体协作，三不讲劳动人民勤劳的双手，最后讲了一个宗教式的救赎与顿悟，未免格局太小了些。

在群里聊天的时候我吐槽了一下，说就是陈凯歌没有生活才把故事拍成了这个鬼样子。有朋友说不能吧，陈凯歌当年也是在云南农村里当了好几年知青的，怎么可能没有生活呢？我忽然就顿悟了：陈凯歌这个故事中的细节，拍的是他当知青那个时候的偏远农村，什么用脸盆盛饭、骑马赶路，都是他几十年前经历过的。

微博下面另一个暴躁老哥的评论：

但是问题在于，他已经脱离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太久了，所以他储存的生活素材只有几十年前那些情景。想这些骑马、脸盆这些细节还不是最关键的，最要命的是因为他没有生活，没有一个实事求是想要拍好作品的心。

所以他没有故事，所以我们那么多值得一提的扶贫案例他拍不出来，所以他只能在关键的情节里完完全全复制《悲惨世界》的故事！

这是最不能忍受的，他根本就不知道扶贫是怎么操作的，根本不知道有哪些故事可以用来发挥，于是只能像命题作文式的生搬硬套，并把“西北扶贫”与“载人航天”两个故事强行缝合在一起。

所以故事除了用无病呻吟的镜头和自我感动式的精神高潮吸引几个小布尔乔亚的好感之外，没有人会觉得《白昼流星》有任何的可取之处。

看看《我和我的祖国》中徐峥拍的老上海，再看看宁浩拍的老北京，那才是真正有生活有故事的。最后看看陈凯歌拍的西北农村……实在是一言难尽。

《北京你好》里面葛大爷每一句台词都特别传神，例如“给奥运会捐钱了——罚了300，可不是给奥运会捐钱了么”，这话就特别有生活，特别真实；四川小孩同样性格鲜明突出，非常有生活感。其实《北京你好》的故事也是虚构的，也是缝合了汶川地震与奥运会这个08年两个头等大事，但是你就相信它是真的，因为导演拍得好，演员演得好。

因为你生活中就有像葛优这样的人——平时油嘴滑舌办事也不怎么靠谱，但有的时候就是灵光一闪在某个机遇面前选择了高尚——这是相当多数人的共同特质。宁浩拍的各种生活细节、人物气质都非常接地气，所以大家不会质疑——到底有没有一个出租车司机把开幕式门票给了一个汶川小孩啊？

相比之下，陈凯歌的《白昼流星》就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西北农村的幼稚想象”，所以我说让赵本山来当导演都比他强，顺便再让宋小宝和小沈阳演那俩侄子，无缝衔接好不好，效果绝对提升几个档次。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的牧民按照国家要求，让出草场支援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四子王旗的牧民让出最好的草场给载人航天回收。这个背景素材你发掘一下、拓展一下，绝对能开发出一个好故事来，所以我们的大导演真是毫无生活、毫无实践，并且肉眼可见地应付差事。

有人说浪漫，也不知道浪漫个鸡儿了。小布尔乔亚就喜欢意淫贫下中农对接精神理想这种故事，就像热衷欣赏西藏牧民磕头几百公里去朝圣这种事，隐含的还是高高在上的欣赏、把玩与自我感动。

我真的十分费解，在这样一部重要的献礼片中，陈凯歌就这么直白的照搬人们耳熟能详的世界名著《悲惨世界》的情节，真传到国外去不怕别人笑话吗？所以我觉得他压根就没想努力，故事照搬，情节不打磨，强行感化，强行宏大，强行牺牲，却不会有人有任何共情。

至于什么脸盆吃饭、骑马赶路、平民随意进入航天器回收场这种细节，不过是以小见大，反映出整个故事的问题了。警察抓了人竟然五花大绑在椅子上，合着我们人民警察警车挺富裕——抓个小毛贼都能开来好几辆——但就是缺手铐。看来看去他还是在拍民国戏呗。

之前一条旧新闻也被翻了出来，奥运会开幕式各大导演竞标，陈凯歌在现场念了首诗，结果被组委会怼回去了：“我们要的是具体创意方案，不是诗人”。他自我感动的戏码那个时候就加得很多了。

还好我们的组委会脑子清醒，不会说什么：“哇，手写方案哎！哇，现场吟诗哎！好浪漫耶！”

所以说我们的陈大导演啊，还是脱离生活太久了。

影视艺术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是给老百姓欣赏的，所以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毛泽东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指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

千言万语一句话：请陈凯歌导演和他的宝贝儿子陈飞宇先生，放过主旋律电影、放过抗美援朝题材吧！你们也不用违心得只能搞那种海报了，拍点小布尔乔亚自我感动的题材不好吗？双向成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