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7月，我终于回到了北京。

1976年，真是特殊的一年。那一年，愁云惨雾笼罩着全国，政治气压低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谁也不知道国家将被"四人帮"引向何方！

那一年的1月8日，周总理去世了，人们的怨愤被镇压下去，从地上转入了地下，从爆发变成了沉默……

那一年的7月6日，又传来朱老总告别人间的噩耗！

朱老在我心目中，是位总是面带微笑的、宅心仁厚的长者。当年在延安时，康妈妈引我和小罗到他们的窑洞去过，我清楚记得他温和的微笑，还记得他和主席在饭厅的窗台边坐着对弈的那一幅景象……我虽然没有和他有更多的接触，但他在我眼中，他是那样的可亲可敬。朱老总的身体一向很好，没听说他害过什么病，为什么忽然就去世了？

还是那一年的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了！半夜里，一束强烈的蓝光和剧烈震动把我惊醒，当悟到这是"地震"时，我想的是：老天终于发怒了，报应的日子来了！

真是天怒人怨的一年。

一、地覆天翻

9月9日的早上刚上班，李小兰叫我到旁边，悄悄地告诉我："告诉你，毛主席去世了！"我一惊："什么时候的事？怎么没有报道？"她说："千万别说呀，很快就要报了。"

报上正式公布了毛主席去世的消息，带来的是全国的哀痛和泪水。我心里却为听到了一个消息而庆幸﹣﹣接替主席位置的是华国锋！

我在湖南时，从省委和剧团的同志们那里，听到很多关于华国锋的传说。华国锋曾经当过湖南的省委书记，湖南的人民对他很崇敬。他们说他很像周总理，平易近人，从不摆领导架子，不搞特殊；他的爱人总是骑自行车上班；他亲自参加孩子的家长会，就坐在小学生的座位上，弄得老师都不好意思；他到基层都和职工一起吃饭，还自己掏钱……我没有听到一个人说他的坏话。

"物极必反"是个真理。事情发展到极端的时候，总会出现转机。我心想华主席上了台，会怎么样呢？一切会有什么变化呢？

10月6日，是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天大的喜讯从天而降﹣-"四人帮"倒台了！华主席、叶帅……重拳出击，江青一伙被捉了！这些只会搞阴谋的家伙无处可逃，他们恶贯满盈，终于到了表演结束的日子了。真是大快人心！

那天下午上班的时候，我绕道从长安街上走。路上的人群敲锣打鼓，举着旗子，喊着口号，欢天喜地的庆祝"四人帮"倒台。我一路走，一路激动得喜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游行队伍中的许多人也都是热泪满面。

"四人帮"完蛋了，一切都复苏了！文艺节目慢慢兴旺起来，我们可以自由抒发自己的心声了。

我和歌舞组的黄一鹤一起，办了一个纪念周总理的专题朗诵节目，集中了一些怀念总理的诗词。我请来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名演员董行佶、总政文工团的林中华……参加朗诵。朗诵者和工作人员都怀着难言的心情，止不住地热泪流淌。

这期间，我怀着极大的创作激情投入了工作。文艺园地荒废已久，一定要把它再次繁荣起来。

印象最深的春节晚会，是1979年的那次。

1978年底，台领导决定办一台春节晚会，指定我和歌舞组的邓在军共同主办。我和小邓一致的意见是，要在这台晚会里充分表达人们的喜悦心情，要把那些长期被禁锢的、人们喜闻乐见的节目重新搬上屏幕。不用报幕员，节目连接节目，整个晚会一气呵成，让欢乐的气氛一浪接着一浪，扫除人们压抑已久的郁闷。

一开始就出现交谊舞，翩翩起舞的场面热烈欢畅，给人一个出其不意的惊喜，然后用它串场……

但是，十年来的清教徒似的教条框框，把人们从行动到思想禁锢得严严实实，不敢越雷池半步。这个建议立刻被台领导们否定了："交谊舞？太离谱了！不行！"

我和小邓据理力争："为什么不可以跳交谊舞？延安每个星期都跳，毛主席带头跳。为什么不能用？"

但是八位台领导中，四位同意，四位反对，僵持不下。我宣称："没有交谊舞，出不了新意，调动不起情绪。如果取消交谊舞，我就不参与导演！"

问题陷人了僵局，我决心哪怕自己不干，也要保住交谊舞。但消息传来：春节期间，初一、初二、初三，人民大会堂将举办三天庆祝会，会上要跳交谊舞！

阮若琳副台长是支持用交谊舞串场的，她马上拿着这个通知去找反对交谊舞的台长："连大会堂都举办交谊舞会啦，你们还坚持什么？"于是，我们胜利了。

春节晚会里用的是《紫竹调》伴舞，因为这是春节，是我们中国人的节日，用这个曲子比较合适；还因为它是我在重庆中国共产党办事处初学交谊舞时听到的第一首乐曲。

晚会开始了，随着《紫竹调》轻快的节奏，人们翩翩起舞，满场洋溢着轻松祥和的气氛；酒杯里倒满冒着泡沫的啤酒，象征着人们的喜悦溢出了心灵……著名歌唱家李光曦举起酒杯，引吭高唱《祝酒歌》，祝福我们从此得以享受没有"四人帮"的自由与欢畅；紧接着《斗牛士》音乐响起，"西班牙姑娘"飞舞的彩裙，舞出了人们痛快淋漓的心声……一首首熟悉而亲切的旋律，一曲曲久违了的中外名歌，滋润着人们十年来干涸的心田，《茉莉花》《宝贝》《船歌》《无锡景》，单人舞《春江花月夜》……把人们带进了那优美无比、梦幻一般的意境。诗人白桦充满激情的朗诵，引起了众人的共鸣，在场的许多著名演员眼中满盈无法控制的泪水，他们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冲击，对那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犹新。人们终于告别了那噩梦的十年！晚会从头至尾充满饱受压抑后迸发出来的热情和兴奋得无法形容的含泪的欢笑！

这是中央电视台的第一届春节晚会，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全国各地观众的信件像雪花一样飘来……我和小邓都很高兴。听说外地有些地方布置了警察，严阵以待，等待命令去捉拿私下举办交谊舞会的人。当知道中央台也要跳交谊舞后，他们马上就解散，都去参加舞会了。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有人反映：酒杯里的啤酒倒得太满，溢出来了，是浪费；有人说交谊舞，男男女女搂在一起；有人说西班牙舞是外国的，中国的春节怎么跳外国舞？这是崇洋媚外……这些议论，我一笑置之，太滑稽了。

可惜的是，这台打倒"四人帮"后的第一届春节晚会竟不被列入中央台春节晚会之内，中央台举办的春节晚会只从1983年开始算！这使我和小邓都莫名其妙。

邓在军一直为这事而愤愤不平："为什么1983年的春节晚会算第一届？"1979年晚会的存在，是个不能磨灭的事实，它为什么不被承认？难道那段时间被抹去了？可是它的确存在过，而且不少人记忆犹新。但是我逐渐猜到了其中的奥妙，大概是因为领导人的变化导致的后果（至于是国家领导人还是台里的哪位领导人，就不得而知了）。但不承认它的存在，并不可能否认那年春节的存在！历史就该真实，如果因为领导人的升迁沉降就随便写历史，那么历史就不是历史了，因为它毫无真实性！但是，这样的事还少吗？比这更大的事情都还有呢，看得多了，就不用惊奇了。不必为一台节目大惊小怪地去较真儿。

1980年春节，办的是一个由几个方面组合的春节节目。我负责其中歌舞戏曲节目的专题部分﹣-"八十年代第一春"。为寻找一些新的节目做实景录像，我到了杭州，与杭州歌舞团合作，在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在"平湖秋月"、"花港观鱼"、"牡丹亭"、"龙井"等著名景点和画舫、游艇上录了《西湖圆舞曲》《八十年代第一春》《龙井茶、虎跑水》《采茶姑娘》《西湖十景》……又在苏州的网师园里录了越剧《西厢记》片段等。

在杭州选看节目时，听到杭州歌舞团赵淑云唱的两首歌﹣-《小城故事》《风从哪里来》，我觉得特别好听。我选中了它们，歌舞团的同志告诉我："这可是邓丽君的歌。"

我是头一次听到邓丽君的歌，没想到竟是这样好听。带队的副主任刘荣发本来也同意录，但当一听说是"邓丽君的歌"，他顿时没了主意。我却坚持要录："为什么不能录？这两首歌内容没问题，曲调又好听！"

同去的录音师张华山也同意我的意见："录！录回去再说！"

录完了我负责的这部分，我们又赶到上海去参加黄一鹤录制电影演员节目的现场。著名演员赵丹、白杨、张瑞芳、金焰、秦怡、韩非、仲星火、程述、程之……都兴高采烈地参加了晚会并且表演了节目，赵丹还现场提笔写下了"奋进"两个大字。我看着这些劫后余生的著名人物，想象他们那几年是怎样度过的，不禁感到有些悲凉：他们本来能为人们贡献更多艺术作品，却白白在苦难中老去了十年！但也为他们终于生存下来而庆幸！赵丹的那两个大字，抒发了他们心中的期望。奋进﹣﹣他们有对未来的渴望，他们相信还有未来！

我最关心的是金焰。三十年代我还是个孩子时，在上海看过他主演的影片，其中我最喜欢《大路》，还记得里面有陈燕燕、黎莉莉。我急切地等待他的到来，想看看他本人的模样。金焰来得很晚，但还是来了，由他的爱人秦怡陪着。见到了本人，我却认不出他的模样来。他的个子变得很矮，很苍老，身体极度衰弱，背也有些驼，走路要秦怡扶着，好像一阵风就把他吹倒，和银幕上那英姿飒爽的样子全不一样，完全是两个人！他坐了不到一会儿，身体支持不住，秦怡扶着他回去了。我望着他们的身影，悲哀地想：现在他还不到70岁吧，是岁月无情还是这些年的经历太过残酷，使得他过早地萎谢了呢？人哪，活得太难了！

回到台里，我录的那两首歌果然引起了台领导的不同意见：有的领导同意采用，认为歌本身没有问题，至于谁唱过，没有太大关系；有的领导则认为，不能引进港台歌曲，尤其是邓丽君的歌。我奋力争取："歌是人唱的，一支歌可能由许多歌手来唱，这两首歌，词曲都没问题，为什么因噎废食？"阮若琳台长来劝我："算了，不要争了。两支都播是不可能的，就选一支吧！"于是，选了《小城故事》,《风从哪里来》则被"枪毙"了。

不久以后，反精神污染。我在1979年的春节晚会用了交谊舞和1980年的春节晚会用了邓丽君唱过的《小城故事》，这两件事被说成是精神污染的两条罪名。

我很纳闷："四人帮"倒了，怎么还是这样罪名满天飞，帽子到处扣？

二、乍暖还寒

现在的文艺组，和以前不同了。以前，人际关系比较单纯，虽然有时地会发生些小的不愉快，但都还过得去。现在"文化大革命"虽然过去了，但派性依然存在，部领导和同事间的关系，都变得复杂多了。

分工仍然如前，戏剧、戏曲、歌舞三个组。我和莫萱的分工仍然是我管"中国"名字的演出团体，她管"北京"名字的演出团体。

这时，我着意于发挥电视艺术的特点，尤其现在有了新的手段﹣﹣变焦距镜头、录像机，画面也有了色彩，我要好好利用它们。

转播还是要有的，这是舞台上的实况，有它独特的必要性，每周一次，必不可少。我想把实况的东西加工播出，也许会有更好的效果。"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已经尝试过，但那时没有录像，播一次就完了，不能保留，也不能修改。现在我要做更多更好的试验。

我首先选的是刘长瑜的《卖水》，"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就在演播室里加上画的背景播出过，这次想在实景里再录一次。这次是在颐和园里拍的，效果好多了。

接着我又看中了中国京剧院三团刘秀荣和张春孝主演的《香罗帕》，这出戏非常适合在实景中演出。我和京剧院三团的团长夏虎臣商量，共同来做这个试验。

在颐和园里拍这个戏，花园、闺房、楼梯、回廊全都用上了，至于书生挥鞭圆场的戏，则改为坐船、上岸等动作，看来也很合适。录制整个节目一共用了三天，本来颐和园是不要钱的，园领导还说："用哪儿都行！"谁知道第三天，他郑重其事地把我找了去，对我说："杨导演，对不起了！刚刚收到上面通知，在我们这儿拍摄要钱，一天要三百块钱。你们拍了三天，我少收点，只收七百块钱吧。"我只好打报告向文艺部领导要钱。文艺部领导大不高兴："转播就是转播，你拉到外面去干什么？还得多花那么多钱！"（其实这个戏一共只花了一千三百块钱，后来听说卖给了夏威夷台，卖了三万美金！)

我和这位领导争吵起来，他很不高兴地批给了我七百块钱。

以后，我又加工拍摄了评剧《恩与仇》、越剧《胭脂》、评剧《小院风波》等。

这些节目，有的是现实题材，像和沈阳评剧院合作的《小院风波》，内容写的是在北京一个四合院里发生的故事，从剧本到音乐都是新创作，由著名评剧老演员筱俊亭主演；有的是现成题材加工，像评剧《恩与仇》，是与中国评剧院合作，在承德避暑山庄拍的，由著名评剧演员刘淑萍、张淑桂、张德福主演。这些就是最初的戏曲艺术片吧。那时的剧团都大力支持，有的还不要台里出钱，景点也不要钱。不然，我也没有办法拍成这些东西，因为文艺部领导根本不支持我，不给我批钱！

1980年，我转播评剧《杨三姐告状》。曾经的杨三姐是由著名演员新凤霞演的，当年影响很大，很轰动。现在新风霞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她的爱人吴祖光被打成"右派"，受了不少磨难。她如今已经瘫痪，再也不能上台演出了。我曾许多次转播过她的戏，比如《花为媒》《刘巧儿》《会计姑娘》等，我喜欢她美丽的扮相、甜润的歌喉、细致的表演，尤其是《花为媒》，我看了好几次，不仅为了转播，也为了喜欢她扮演的张五可，还有赵丽蓉演的阮妈。这次舞台上的《杨三姐告状》，已经不可能看到她的身影了，取而代之的是她的学生谷文月。为了让热爱她的观众知道她的近况，我要在播出《杨三姐告状》前，拍一个她的专题节目，名字就叫《新凤霞与杨三姐》，放在转播之前播出。

但当我与评剧院的领导谈及我打算采访新风霞时，却遭到了反对。院领导含糊地拒绝了："还是不要采访吧！"

"为什么？"

"她身体不好，不要去打扰她吧！"

"正因为她身体不好，我才去她家里采访。"

她不出一个正当理由来，但意思是明确的，就是不让去。

我感慨：新风霞，广受观众喜爱的一代名优，许多年来，不知忍受了多少痛苦，如今已经被折磨到不能上台，甚至不能走路了，领导不但不关心她，还要阻止别人的关心！难道"四人帮"还阴魂不散？新凤霞还得继续生活在"文化大革命"中？剧院没有权利干预电视台的采访！我决心把这个专访节目做出来。

1980年3月7日，我带了一组人马﹣﹣播音员吕大渝、摄像师、灯光师、录音师浩浩荡荡开往新凤霞家。

十年来头一回见到病后的新凤霞，她的变化使我吃惊。她脸有些肿，腿不能自如活动，只能扶着墙慢慢地一步步蹭着走。哪里还有当年的模样！她到演播室来录制《花为媒》时，多么年轻，多么漂亮！到如今不过才十年，她本应该风采依旧地活跃在舞台上，但却被折磨得变成这样！

寒喧中，我问她这几年过得好吗？

她淡淡一笑："好！好！"

她的回答淡淡的，似乎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灾难都是正常的！谈话中，她的目光不时扫向在一旁坐着的爱人吴祖光，目光中充满爱意。祖光则默然无语，似乎把一切苦难都淹没在沉默中，话语已经无法表达。

开始录像了。吕大渝按照事先拟就的提纲和新凤霞谈话，新凤霞讲述着有关当年创作和演出杨三姐的故事……吴祖光坐在另一个房间的门外，可以听见播音员和新凤霞的对话。我见祖光在默默地流着泪！一个坚强的男人在流泪，他是在为他的妻子感动？还是回想起自"反右"以来他所受到的种种不公正待遇以及对妻子的牵连？……我对这对患难与共的夫妻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他们坚强不屈地携手面对来自各方的打击，他们相互支持着走过了大半生的岁月，用生命证实了他们对对方、对事业、对人格的坚贞与忠实。但是他们内心的痛苦有谁知道呢？

节目录完，我们要告别了。新凤霞送了我一本她自己写的书﹣-《新凤霞回忆录》和一幅她画的红梅。吴祖光为我题了字：玉为风骨雪为衣。我认为这是对他的爱妻最恰当的描绘。我非常珍惜这幅画，把它裱起来，至今还挂在我的客厅里。

虽然我对戏曲节目已经由熟悉到喜爱，但我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戏剧、电影，尤其是话剧。当时舞台转播比较多，我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简直如痴如醉，对北京人艺的艺术家真是喜欢到崇拜的程度。但由于有了戏剧、戏曲的分工，使得我不可能得到录制北京人艺节目的机会。记得有一次，不知怎么阴差阳错，录制北京人艺的话剧《王昭君》的机会，竟落到我的头上，我高兴得半夜没睡着觉。

三、最难将息

1979年，电视剧正式提到文艺部日程上时，我非常希望能有尝试的机会。但是，谈何容易！想搞电视剧？在文艺部里，电视剧被视为"高等"艺术，只有戏剧组的导演才能拍，我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

台领导强调电视剧是个新生事物，要大胆尝试。戏剧组的导演也就只有那么四五个人，于是我向文艺部主任提出要拍电视剧的想法，没想到他像见了怪物似的望着我："你拍电视剧？还是让那些学过电影戏剧的导演去拍吧！你还是搞戏曲。搞什么节目不一样？何必争这个那个的。"

我明白了，这里面不但有残存的派性作祟，还加上他因为我没有上过正规的学院而歧视我。

为了争这口气，我决心做个样子出来。1980年的6月，我选择了《聊斋》里的传奇故事《崂山道士》，作为我的第一个尝试。

《崂山道士》是个小小的神话剧，讲的是王七上山学道，向老道学会了"钻墙术"，就去偷鸡而被捉住的故事。这里面的"钻墙术"我心里有底。在湖南拍戏时，中间休息，关上了二幕。正对舞台的二号机的摄像师锁上机器去上厕所了。等他回来，把画面打开，我看见画面上忽然出现了一把椅子！因为他锁住了摄像机，画面一点也没动，这中间，检场的人搬来一把椅子放在二幕前。再开机时，就有了椅子突然出现在画面里的效果！我当时就感觉这是一个特技的手段，可以让实物或人物突然出现或消失。如果两个画面一叠化，就有慢转换（慢慢出现或是慢慢消失）的效果。类似这样的试验，我在湖南的那些日子里，琢磨过不少，都是为了把节目搬到实景里做准备的。

剧本已经搞好，我和广播电视剧团的领导也谈好了，跟他们合作。广播电视剧团当时也正寻找合适的视剧题材。我们商量好，他们出一半钱，我向文艺部副主任申请一半钱，也就是几百块钱吧。可是，这位领导不但不给我批钱，反而责备我："你怎么私自去搞电视剧？那又不是你的分内工作！"

我气坏了："不就是两个星期的时间吗？我耽误不了。"剧团的领导最终决定，钱全部由他们出。1980年的7月初，我把两个星期的戏曲节目全部录好交上去，而后就和剧组去了青岛。

两个星期之内，我们在崂山拍完了戏，又在白云观里用一天时间拍完"偷鸡"的部分。然后进行后期工作。全部完成不到一个月，而且没有耽误一次戏曲节目的正常播出。

我把《崂山道士》交了上去，那位主任很不高兴，他拉长了脸，没有赏给我一句话。

《崂山道士》很快就被安排播出了，而且还有不小影响。剧中扮演王七的演员蔡渝歌还经常被人认出，不少人打听剧中王七的"钻墙术"是怎么搞的，认为很神奇。

但是，这个剧目在当年的总结里，却不被承认，因为是戏曲组的导演拍的，不能算电视剧；可它又不是戏曲，于是它成了一个不存在的"黑节目"。

不管这位领导高不高兴，我还是证实了：不是我不会拍电视剧，是你不让我拍！我仍然坚持继续进行尝试。

紧接着我看中了《三言二拍》里的《女秀才》。我请了中国京剧院的两位编剧邹忆青、戴英禄进行改编。

剧本写好了后，我向文艺部领导提出了申请，但他还是不给批钱，而且责备我"不务正业"！我知道他是在整我﹣-《崂山道士》让他觉得没脸了，这次他要坚决把这部戏扼杀在摇篮里！我就向阮若琳副台长打报告。她看了剧本，觉得不错，批道：比《崂山道士》有意思，可以拍，但电视剧刚刚开始，古装戏不宜太多，可以放到第二年再拍。她把这件事转发到了文艺部。

1981年的2月，我做好了出发到苏州拍摄前的一切准备，但文艺部领导通知：《女秀才》停拍！

"为什么？"

"剧本要送给副局长李连庆审！"

副局长审剧本？从来没有听说过！阮副台长不是已经审过了吗？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这个戏就这样泡汤了。

看起来，我这个"戏曲"导演休想再沾电视剧的边了。

我还没有死心，相信在戏曲的天地里，也可以有所作为。

京剧中有许多我国名著中的戏曲名段，尤其是《三国演义》里戏最多，《捉放曹》《让徐州》《连环计》《古城会》《借东风》《群英会》《草船借箭》《斩马稷》《空城计》《哭灵牌》《龙凤呈祥》……几百个剧目，都是脍炙人口的、由著名演员演出的名段。如果能和京剧院合作，创作一些新的段子，把它们串联起来，不就可以成为完整的《三国演义》戏曲电视连续剧了吗？人们从中既欣赏了京剧艺术，又学到了知识，在戏曲上也是一个创新，而且还能保留那些现在还活跃在舞台上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谭（富英）、裘（盛荣）、张（君秋）、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等各种流派的影像资料。这应该是一个有意义的作为。

我把这个建议写成报告交到了台里，然后满怀信心地等待着，心想这是我戏曲范围里的工作，总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没想到仍然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我彻底绝望了。

1981年在忙忙碌碌中过去，我一方面尽力干好"分内"的工作，一方面在想怎样才能挣脱这桎梏，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最后，我决定不能在这里干下去了，我要离开这个文艺部，到一个能够给我以创作机会的地方去。

这段时间，中国的屏幕上正热播香港的《霍元甲》、日本的《阿童木》、美国的《加里森敢死队》，还有日本拍得不堪人目的《西游记》……这时，听说中央领导提出：中央电视台应该把我国的古典文学名著搬上电视屏幕。听了这个消息，我隐隐心痛，但又警告自己：不要妄想！这些和你无关！

这时，王扶林打了要求拍摄电视剧《红楼梦》的报告，我则打一个要求调动工作的报告：随便到哪里，哪怕是广告部也行，只要是给我一台摄像机，让我能够拍摄自己想拍的电视连续剧就行。

【杨洁（1929年4月7日—2017年4月15日），籍贯四川营山，生于河南信阳，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导演、制片人、编剧，济南、青岛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位播音员，中国第一代电视导演，中国第一位女制片人，中国最具影响力导演。从六十年代起，杨洁开始负责电视戏曲节目。1974年，前往湖南电视台为毛泽东转播文艺节目。1979年，与邓在军联合执导了“央视首届春节联欢晚会”。1980年，执导了个人首部电视剧《崂山道士》。从1982年起，历时六年，开始拍摄中国首部神话剧《西游记》，该剧获得第四届“金鹰奖”特别奖、第六届“金鹰奖”优秀连续剧奖，第八届“飞天奖”连续剧特别奖。1987年1月29日执导的“齐天乐”春节联欢晚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1997年10月执导的古装剧《司马迁》播出，该剧获得第17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长篇电视连续剧二等奖。2000年2月执导的神话剧《西游记续集》首播。2008年10月获得“中国电视剧辉煌30年”最具影响力导演称号。2010年获得首届中国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杰出贡献奖”。2017年4月15日杨洁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