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5岁那年，生母去世。对她，我竟然一点印象都没有。前些年，读到日本著名电影演员高峰秀子的自传——上小学的时候，我看过她主演的电影《二十四只眼睛》，印象很深，记得很清楚，是在大栅栏的同乐电影院看的，便记住了她的名字——知道了她也是5岁那年生母去世。在那本自传里，她说自己还清晰地记得，当初离开家跟着继母在开往东京的火车上，脖子上挂着一个胶木的奶嘴。同样是5岁，为什么她记得这么多事情，而且记得如此须眉毕现?
这让我非常惭愧。年老之后，常会回想母亲的样子，很希望能像高峰秀子一样，搜寻出胶木奶嘴之类的细节来。但是，没有，什么也没有。母亲的样子，总是模糊的。很多时候，母亲的样子，是和姐姐的模样重叠的。其实，我心里更多的是对姐姐的思念。为帮助父亲挑起家庭生活的担子，在母亲去世的那一年，姐姐离开北京，只身去了内蒙古参加京包线的铁路建设。那一年，姐姐才17岁。
1989年夏天，继母去世。那一年，我42岁。生母去世之后不久，继母便来到我的身边，和我相依为命生活了37年。特别是父亲去世后，我从北大荒回到北京，和她一起度过了她生命的最后15年，艰辛与共，相濡以沫。我对她的了解和感情，比生母要多。
1989年底，我写了一篇《母亲》，写的就是继母。这篇长达两万多字的散文，发表在次年第一期的《文汇月刊》。1992年，这篇作品由孙道临先生出任导演搬上电影银幕，郑振瑶扮演我的继母。
1994年，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本散文集《情丝小语》，书中收录了《母亲》一文。我将书寄给孙犁先生。没有想到，孙犁先生读完之后，给我写来一封鼓励有加的信：
复兴同志：
您的信来得快一些，我发信，是托人代投，有时耽误。
您的书，我逐字逐句读完第一辑，其他选读了几篇。在这本书中，无疑是《母亲》和《姐姐》写得最好。
文章写得好，就能感动人;能感动人，也就是有真实的感受，就是有真实的体验。这本是浅显的道理，但能遵循的人，却不多，所以文学总是无有起色。
关于继母，我只听说过“后娘不好当”这句老话，以及“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这句不全面的话。您的生母逝世后，您父亲就“回了一趟老家”。这完全是为了您和弟弟。到了老家经过和亲友们商议，物色，才找到一个既生过儿女，年岁又大的女人，这都是为了你们。如果是一个年轻的，还能生育的女人，那情况就很可能相反了。所以，令尊当时的心情是痛苦的。
这篇文章，我一口气读完，并不断和我的身边的人讲，他们有的看过电影。当年《文汇月刊》我是有的，但因很少看创作，忽略了。又不看电影。
现在有的作家，感受不多，感想并不少，都是空话，虚假的情节，虚假的感情，所以，我很少看作品了。
谢谢您给了我一个机会，读到这样一篇好文章，并希望坚持写真实，不断产生能感人的文章。
即祝暑安!
孙犁
七月四日上午
孙犁先生的这封信，对我来说很重要。我想到，母亲和姐姐都写过了，唯独没有写父亲。我很想写写父亲，几经颠簸，却无从下笔。相较于母亲和姐姐，父亲，我是不大了解的。
孙犁先生在信中所说的关于父亲的那段话，当时我看了只是感动，并未真正理解，更未深思，尤其是那句“令尊当时的心情是痛苦的”，我没有认识到孙犁先生话中的含义。囿于年龄，对世事的认知、对人的理解，哪怕是你觉得很亲近的家人，往往并不透彻——涉水未深，却自以为五湖阅尽。那时，我已人到中年。
经年之后，特别是人老之后，孙犁先生所说的“令尊当时的心情是痛苦的”这句话，再次盘桓在心中，写父亲的念头也再次涌出。重新钩沉从小到大和父亲交往的点点滴滴，我发现，很多记忆，一直处于沉睡状态。英国学者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说：“现在和过去之间的间隙被连接，并不只是由于现在的思想有能力思想过去，也由于过去的思想有能力在现在之中重新唤醒我们自己。”
除了唤醒沉睡多年的回忆，还需要打捞不少已经失去的记忆。那些记忆，之所以失去，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还在于自己，在于自己对世事、人心、人性的认知。这不仅仅在于记忆力的好坏，更在于思想和情感。很多失去的记忆，是被自己思想和情感的筛子有意或无意地筛掉或回避的。柯林伍德说的“过去的思想”重新唤醒我们的能力，就是对那些浅薄甚至错误的认知进行清理的能力。
这种被重新唤醒和打捞的记忆，在今天有着很大的价值与意义(太顺畅的回忆，只是温柔的抚摸)，它们能够将现在和过去之间的间隙连接起来。这个重新唤醒和打捞的过程，需要自己勇敢地去面对：面对父亲，面对时代，更面对自己的内心，特别是要面对自己曾经的浅薄、懦弱、过失所缠裹形成的思想与情感。对于晚年的我来说，这是痛苦的，也是有益的、值得做的事情。
当我渐渐变老的时候，我和父亲才一点点地接近，这让我付出了几乎一辈子的代价。而这时，父亲已逝去多年。我这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亲人之间，看似离得最近，却也可能离得最远。
2015年夏天，我终于写出了《父亲》。这一年秋天，带着三万余字的初稿，我去美国看孩子。2016年的春节期间，在清静的小城布卢明顿，我将《父亲》修改完，发表在2017年的《人民文学》杂志上。
至此，《姐姐》《母亲》《父亲》都写完了。对于我来说，无论是从人生还是文学上来看，这都是三篇重要的作品，我敝帚自珍。从1989年到2016年，经过了27年，终于写完了，心里舒了一口气。这一年，正是我七十初度。
记得那年正月初七，最后改完《父亲》，关上手提电脑，走出房门。屋外大雪纷飞，漫天皆白，眼前一片迷蒙。恍惚中，不知此地何地，今夕何夕。
感谢中华书局的美意，除《姐姐》《母亲》《父亲》这三篇，意欲将这些年我写的关于家的零散文字集成一书。便又加紧补写一些篇章，特别是关于弟弟和儿子、孙子的篇章，集成四辑，“四世同堂”，从而使一个家比较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算一算，从最早写《母亲》的1989年，到本书最后一篇写关于孙子的《游泳记》的2023年，居然前后经过了34年。一本小书，一个作者所写的长长短短的文字，是和日子一起长大的。对于我，这是绝无仅有写了这样长时间的一本书。
过去常说“家国情怀”，这是我们中国人最讲究的。家和国不可分开，没有国，便没有家。同样，没有家，便也没有国。家是国的细胞，家的微观史，是国和民族的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连自己的家都不甚了了，对国就很难说得上有很深的了解和感情。一滴水，哪怕是极为平常，甚至浑浊的一滴水，也可以折射蓝天白云和太阳的光辉。这本小书，便是这样的一滴水，其中不仅仅有几代人的亲情，更有近一个世纪的世事沧桑，充满人生况味，苦辣酸甜、聚散离合、生老病死……我家如此，你家或许也大同小异。相信读者朋友会在这本小书中，和我的家人邂逅，也和你的家人以及你自己相逢。
我将这本小书取名为《家记》，这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名字，如同我们简单朴素的家。相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家记”，即使你没有写出来，它也记在你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