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了，《甄嬛传》宇宙还在内娱循环。

隔壁“华妃”在《小巷人家》里依然泼辣爽直，享受着幸福命好的人生。

看她一出场，观众直呼“乳腺通畅了”。

图源：电视剧《小巷人家》

另一边，“安小鸟”一改卑微敏感，在电影《夹缝之间》中“重生之我是刚烈单身母亲”。

与此同时，作为演员的陶昕然还解锁了多重身份：总制片人、出品人和监制。

本是好事一桩，但在路演过程中因为一个“未经证实”的调查数据，陶昕然本人和电影一起陷入了漫长的争议中。

图源：电影《夹缝之间》

“女子本强，为母更刚。” 可以说，电影的宣传语有多锋利，现实就有多残酷。

从电影上映到现在，针对她所提及数据的质疑与争议，已经盖过了围绕电影本身的讨论。

而面对深陷舆论夹缝的陶昕然，围观网友发出感叹：

“安小鸟这一次又要负重前行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回到11月7日电影《夹缝之间》的北京首映礼现场。

台上，陶昕然讲述了一段自己童年的往事，也解释了她要做这部影片的原因。

“我们做过一个数据调查，女性被性侵和猥亵的数据是66.7%。”

说完这句话后，陶昕然往妈妈所在的位置，谨慎地问了一句，“妈妈我能说吗？”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她向在场观众说出了那件尘封的往事：

“我在那66.7%里面，那一年我九岁。但是我很勇敢，那天我跑走了，未遂。”

图源：搜狐娱乐

这是一件等她当妈妈后才敢跟自己妈妈说起的旧事，如今再度谈起，陶昕然依旧难忍泪水，声音哽咽。

很快，#陶昕然自曝9岁时遭遇猥亵未遂#的词条冲上热搜，当日阅读量近2700万。

在公开场合自揭伤疤，原本是为了让观众更加聚焦电影故事的真实和残酷。

然而，陶昕然所提及的66.7%，也迅速成了舆论风暴的中心。

由于数据看起来太过“触目惊心”，一时间质疑声四起。

且恰好能大概换算成2/3，让这个数字看起来更加“没有可信度”。

图源：微博

有人认为数据危言耸听，属于公开造谣。

有人认定，从抛出数据到自曝旧事，都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营销活动。

通过博人眼球，吸引更多人掏钱买电影票。

“让女的恐惧让男的赎罪，为了宣传电影无所不用其极。”

也有人直接质疑陶昕然所陈述事件的真实性，“属于被迫害妄想症，居心叵测，只是为了打拳和搞性别对立。”

“想吃某个赛道的饭了，可以理解。”

争议持续发酵，不少网友开始将攻击目标转向电影剧组，甚至上升至整个女性群体，留下不堪入目的评论。

“她们觉得看她们一眼就属于被侵害。”

11月9日，陶昕然发出长文，率先对66.7%的数据来源做了详细解释。

文中叙述，五年前项目启动后进行了采风和调研数据，但由于更替手机的缘故，相关截图暂未找到。

在长文的配图中，她贴出了更多相关数据佐证。

其中包括中国林业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发布的调查报告，以及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卫组织所发布的国际权威数据。

陶昕然贴出的截图部分内容

“有一些数据换算一下只会比66.7%更高，世界的真相有时候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难以接受。”

此外，对于拍电影的初心和始末，陶昕然也针对质疑一一回溯了时间线。

她贴出了十年前的采访和照片，分享了自己作为制片人宣传电影的心路历程：

“如果只是为了票房而票房，我不会选择这样一个‘夹缝之间’的题材。”

“我天天穿着安陵容的戏服去卖货，那样应该赚得又快又多。”

图源：《甄嬛传》

尽管如此，长文发出后网上的骂声仍然没有停止。

有人否认数据真实性，认为陶昕然所贴出的是“随便弄来的数据”；

有人质疑十年前的采访新闻，所谓“十年之约”只是因为电影票房太低，“回不了本急了”。

事实上，“性侵”与“强奸”是两个范围的概念，前者包含猥亵和强奸等。

由66.7%引发的舆论战局，一路蔓延至电影评分网站。

部分网友不仅给《夹缝之间》打出1分差评，还开启了对陶昕然的人身攻击。

“陶昕然家有66.7%的女性被猥亵过，有点可怜。”

电影词条下的1061条短评里，这样恶意的表达不在少数。

可以说，无论是陶昕然本人还是电影《夹缝之间》，都被困在了甚嚣尘上的舆论之中。

回看“66.7%战局”始末，无论是陶昕然的首映礼发言，还是回应文中贴出的数据。

引发人们争论的源头无外乎，现实出离认知太多。

“中国有6.8亿多女性，那岂不是4.5亿以上有出问题，太夸张！”

铺天盖地的质疑背后，是大众对于“性侵犯”这一概念缺少完整的认知。

我们日常提及的“性侵”“性侵害”“性侵犯”等词汇，意义相近，英文为“Sexual assault”。

由于“性侵犯”相比于“性侵害”更加强调加害人的主观意图，而非受害人承担的结果，此处我们选择使用“性侵犯”。

通常，“性侵犯”指的是一方对另一方做出的任何违背其意愿的“性接触”或“性举动”。

也就是说，不仅仅只有强暴、强奸才算“性侵犯”，强迫接吻、抚摸等行为同样算作“性侵犯”。

图源：《2019-2020年全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

正如陶昕然在长文中回应，“有一些数据换算一下只会比66.7%更高”。

国内心理健康机构 KnowYourself 在2018年的一项调查中（有效问卷N=26981），发现这群年龄在14-55岁的人中，曾经遭遇过性侵犯的比例高达69%。

而在其中，又有76%的人表示这样的事情，在他们目前的人生中不只出现过1次。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青少年、儿童的性侵事件，往往更加广泛也更隐蔽。

联合国多家机构调查显示，全球每年有近10亿儿童遭受各种形式的暴力；在中国0-17岁的儿童中，躯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的发生率分别为26.6%、19.6%和8.7% 。

性侵犯不仅比大众以为的要普遍得多，来自受害者的发声也困难重重。

一方面，由于性侵的等级不同，例如“给孩子看黄色画报”等行为一般很难发现，也较难取证，往往容易被人忽视。

另一方面，大量性侵事件发生在熟人之间，考虑到亲情、伦理、生活保障等因素，受害人往往不敢声张。

在2020年“女童保护”团队发出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熟人作案超七成，其中包含教师、教职工、邻居朋友、亲人亲属 。

而根据《全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大学生在遭遇性侵犯后选择报案的只有3.88%，大多数受害人在伤害发生后往往选择忍气吞声。

图源：《“女童保护”2020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

图源：《他们为什么不说话：性侵犯受害儿童自我揭露的实证研究》

深入性侵犯的调查会发现，数据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个受到严重且长期创伤的真实个体。

因为各种契机，不少女明星同样分享过自己经历。

去年6月，陈嘉桦（Ella）在某次采访中提到，自己曾被爸爸朋友的儿子侵犯，那时她还是个八九岁的小学生。

“玩电脑游戏时，大哥哥让我们坐在他的腿上，他把手伸进我的裤子里面，我觉得不对劲，尖叫哭着跑出去。”

直到多年后和家人一起吃饭时提起，才知道大姐二姐都曾被同一人侵犯。

辛芷蕾也曾发长文聊过自己小时候被猥亵的经历，当时正值她出演话剧《初步举证》——一个女律师遭遇强奸后自辩的故事——她提到：

“小时候曾遭遇过一次轻微（不知道该怎么定义）的猥亵，都足够我用之后的二十多年来治愈自己，我的大脑甚至会主动删除那部分可怕的记忆……”

说出来的目的，都是希望更少的人能受到伤害，已经经历的人能和创伤和解，为了推动世界更好地运行。

而无论是问卷调查，还是公众人物自曝，具体遭遇性侵犯的比例都依然是一个概数。

更多由于未公开报道、受害者沉默、证据收集困难等原因未能被统计到的数目，藏在更深的水面之下。

在陶昕然的长文评论区就有不少网友表示，自己心中藏着一个从未在生活中说出过被性侵犯、被猥亵的秘密。

“谁来保护孩子？”

这句来自儿童专家的呼吁，也恰恰是电影《夹缝之间》喊出的口号。

而这样的声音，在当下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它不应也不该被造谣、博眼球、不要脸等质疑声掩埋。

某种程度上，因为一个数据就展开的远超过正常质疑范围的围剿，本身就是试图对受害群体存在的抹杀，各种轻易留下的污言秽语更是荡妇羞辱的变体。

就在今年4月，最高法消息依然明确，侵害妇女儿童犯罪行为呈上升趋势。

当性侵形势依旧严峻之时，来自“夹缝之间”的声音，无疑更需要被听见。

在舆论和现实之间的真空地带，正是电影《夹缝之间》中故事的起点。

一位无房产无户口的单亲妈妈，带着一个无法异地入学的6岁流动儿童四处奔走，逐渐引出了底层女性、留守儿童、犯罪与教育等社会边缘群体的现实问题。

坦诚说，看完电影后社长觉得，就整体结构而言，《夹缝之间》讲故事的方式“并不高明”。

通过双线并行的叙事勾出湖南老家的一桩古早命案，将影片悬疑、犯罪的氛围感拉满。

但时间线交织的处理方式，恰恰暴露了剧组太多技术性短板，有网友评价：

“故事的悬疑性支撑不起来双线叙事，情节的单薄靠剪辑救不了。”

也有不少观众指出，从剧本结构、台词打磨、镜头语言等方面，导演的功力都有待加强。

不过，作为陶昕然筹备近十年的一部作品，《夹缝之间》仍有瑕不掩瑜的亮点。

有不少观众看完电影后表示，影片尽力地对社会问题做出真诚地呈现，这一点非常珍贵。

“那么多粗糙与瑕疵，却无法遮蔽它是一个可以引起共振的好故事。”

关于这一点，陶昕然本人曾在采访中也有提及——

“最近经常有人问我们这部电影最大的亮点是什么？我觉得是‘真挚’。”

对陶昕然来说，所谓的真诚、真挚，从来都不是随口说说的漂亮话，而是每一步都付诸实践的行动力。

十年前，陶昕然在和妈妈的一通电话里，了解到了一桩发生在校园里的留守儿童被性侵事件，倍受震动，从此埋下一颗拍电影的种子。

为了真实地呈现这个故事，电影筹备前期深入城市夹缝，对流动人口及留守儿童做了不少调研工作。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显示：

2020年，全国流动儿童7109万人，留守儿童6693万人，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合计1.38亿人，占中国儿童总人口的46.4%。

也就是说，中国近一半儿童直接受到人口流动的影响。

留守儿童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2020年农村留守儿童规模达到了4177万人，占全部留守儿童的62.4%，占全部农村儿童的37.9%，也就是说，每10名农村儿童近4名是留守儿童。

数量的起起伏伏，背后是儿童随迁回流、长期处于不稳定生活的现实处境。

这些因为父母工作而被动留守、流动的孩子，不仅物质生活难以保证，人身安全、心理健康等方面往往也面临挑战。

而《夹缝之间》电影聚焦的，正是这些漂浮在生活中的个体。

因此，电影中性侵犯只是一个切片，由此剖开的生活内部，许多细节都是现实的阵痛——

出身底层的母亲，站在厕所门口旁若无人地吃着包子，这是被生活锉磨出来的“钝感力”；

数年来一直坚持给女儿剪短发，将她打扮成男孩模样，这是她总结出的女性生存之道。

表演上的粗粝和真挚，让陶昕然刻画了一个在社会夹缝中坚韧活着的母亲形象。

为了让电影顺利问世，她0片酬出演，挑起担子首次担任总制片人、出品人和监制。

“我并不是为了当制片人而去做制片人，只是因为想讲述这个故事，关注这些人群，所以担任了制片人的角色。”

所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这群在主流讨论中处于失语状态的人，被看见被重视。

眼下一触即发的舆论炮火，却意外地斩断了这种可能。

电影《夹缝之间》上映第一天，票房20万出头，排片占比仅1.5%。

尽管一起出演过《甄嬛传》的孙俪助阵宣传，合作过的赵丽颖、谭松韵、唐艺昕等也为电影包场，但影响甚微。

目前上映已二十天，票房仍难破80万大关，排片寥寥也注定这个数字不再会大幅上涨。

在攻击者眼中，这是他们的胜利。

同时这意味着，那些真正值得去探讨的空间，还未撑开便已坍缩。

因为被“遥远的哭声”所触动，她决定拍一部电影讲出他们的故事。

而部分网友因为一个超出认知的数字，选择否认另一部分人正在遭受的苦难。

回看这次风波，陶昕然总结，“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感是很糟糕的”。

如果真要说从中有何收获，大概是复杂的舆论场让“谁来保护她？”这句口号更具现实力量——

每个人都有可能身处夹缝，为那些孤立无援的人撑开生存空间，光亮也将照进自己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