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在一九七九年摘掉“右派”帽子，获得平反。此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钟惦棐也焕发了创作上的第二春，写了大量影评文章，时隔二十多年，再次敲响“电影的锣鼓”。此时的钟惦棐，“激情澎湃，写下来的却是深刻而冷静的思想”。
钟惦棐的一九七九年
文｜祝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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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活着”
钟惦棐逝世后，阿城曾回忆道，一九七九年“对父亲来说是重要的一年，犹如一九五七年”，因为这一年春节前，钟惦棐一家得到将获平反的消息，不久落实。但社会上多不知晓，直到大家猛然在《文学评论》上看到钟惦棐的那篇长文《电影文学断想》。阿城说：“一九七九年以后，父亲开始大量地写文章，发表在那年的《文学评论》上的《电影文学断想》使很多人省悟到他还活着。”（阿城：《父亲》，章柏青、陆弘石主编：《电影锣鼓之世纪回声—钟惦棐逝世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电影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版，424页）作为一个靠写文章立身，以写文章名世，并因文获罪的人，重新在官方主流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而让人们知道他还活着，这本身就足够有意味了。因此，一九七九年对于钟惦棐，可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是他“陆沉”二十二年之后“死”而复生的一年，也是他人生后半生开始的一年。钟惦棐自己也说过：“一九七九年春天，确是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划时代的开始。”（彭克柔：《求教钟惦棐》，《电影锣鼓之世纪回声——钟惦棐逝世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55页）
钟惦棐被称为“中国电影美学大厦的奠基者”（彭吉象：《中国电影美学大厦的奠基者》，《电影艺术》二〇〇七年第三期），陈荒煤曾建议撰写“专著”研究“钟惦棐美学思想”（《陈荒煤致罗艺军的一封信》，见罗艺军著：《世纪影事回眸》，湖北人民出版社二○○五年版，368页）。从一九七九年正式获平反而复出，到一九八七年三月逝世，钟惦棐在电影界、文学界发挥了巨大而独特的影响，加上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电影评论方面的工作和影响，及其在电影界的“头号”地位，他的实际影响力和历史影响力其实早已经超出电影界和文学界。他和历史学方面的黎澍，哲学界的李泽厚一样，都是通过学术思想的力量，在转折时期为中国思想文化做出了超出本专业领域的重要贡献，发挥了超出专业领域的社会影响力。如果只是局限在中国电影美学和新时期中国电影的范围来研究钟惦棐，那么他的历史贡献与作用，将会被大大低估——尽管只凭他在中国电影方面的历史贡献，他已经值得后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因为钟惦棐的一九七九年是在文学研究所，他的《电影文学断想》等几篇重头文章都是在文学所期间写的。他来文学所，才是真正复出，是他辉煌晚年的开始。然而，钟惦棐来到文学所的时间，却不是惯常所说的一九七九年（严平：《燃烧的是灵魂——陈荒煤传》，中国电影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版，252页）。
钟惦棐，1953年春，甘惜芬摄
查陈荒煤日记，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记道：“上午理论组谈计划。下午钟惦棐来谈，定来所工作。”五年前我查到一份材料，是钟惦棐的“北京市调动人员工资基金转移单”，此份文件签发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四日，上面记明：钟惦棐自十一月在中央音乐学院停薪。与这份“转移单”在一起的，还有一份十月二十日文学研究所开的工资通知单，上面清楚写明，钟惦棐“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日来所报到”，“自七八年十一月一日由我所发工资”。这一年，钟惦棐是行政十四级，一百三十八元。另外还有一个确证。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二日，钟惦棐给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写有一信，称：“光远同志：前几天（五日）我已正式向文学所报到，十日听唐棣华同志传达力群同志报告，说他将出国，乔木同志亦将外出考察，院务由您主持，这样，我就也该向您报到了。”（《钟惦棐文集》上，华夏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392页）
1958年钟惦棐临去劳改农场前与妻子和5个孩子拍的全家福
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日——这个时间是确凿了，钟惦棐到文学研究所正式报到。于是，我这个文学所“后来人”，与钟惦棐前辈产生了缘分。二〇一九年是钟惦棐一百周年诞辰，我想，电影界、学术界总该有些像样的成果或者纪念活动吧。可是到了夏天，也没见大动静。我为此事还专门问了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也没有得到什么明确信息。一九七九年发表《电影文学断想》的《文学评论》也是文学所主办，而彼时又是此文发表四十周年。有此机缘，承《文学评论》不弃，约我写了一篇关于钟惦棐电影美学的小文章《论钟惦棐电影美学的实践性和原创性》，发表在二○一九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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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洒一九七九
一九七九年钟惦棐写的文章，现在收集到的有十六篇，均收入中国电影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起搏书》和华夏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钟惦棐文集》。其中公开发表的有《电影文学断想》《从一个建议看柳青之为作家》（两篇同时发表于《文学评论》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对当前电影工作的十项建议》（《文艺研究》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布莱希特〈伽俐略传〉随想》（《文艺报》一九七九年第五期）、《纪录影片的美学基础小议》（一九七九年《新影通讯》试刊号）五篇；书信有：《影星之过，日月之蚀——致胡朋》《致荒煤》《致朱寨同志的信》《论舞台的真实和银幕的真实》（致于蓝信），其他文章还有《论中国今日的新托尔斯泰主义》《雨后初晴——电影文学剧本〈从奴隶到将军〉纵横谈》《电影民主》《答客难》《电影文学也要更解放一些》《走向更宽广的道路》《略论闪光》七篇。如果算上发表于《电影通讯》第五期（一九八〇年一月出版）而很可能写于一九七九年底的《门外影谈》，就有十七篇，超过十万字。对于写作理论文章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很不小的文字量了。另外还要考虑到，钟惦棐说自己写文章有反复修改的习惯。这一点，有多人在回忆文章中述及。这样算来，这十来万字的文字，意味着在作者那里有几倍于此的写作、修改量。——这对一个年届六旬的老人来说，则无疑是很惊人的。这些文字长短不一，但其中《电影文学断想》《雨后初晴——电影文学剧本〈从奴隶到将军〉纵横谈》《论中国今日的新托尔斯泰主义》都是上万字甚至近三万字的长文。
最重要的当然是《电影文学断想》。这篇文章可以看作《电影的锣鼓》二十二年后的纵深开掘和全面展开，也可视作钟惦棐“发现艺术规律”的集大成之作。此文共八节，几乎节节都在着意提炼电影的艺术规律，而且多是重大的艺术规律。比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问题，即是电影艺术“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断想”在多个小节里对此进行集中探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在极“左”思想指挥下，电影艺术的失误和挫折，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主要表现，钟惦棐认定就是“狭义地理解政治”,“狭义地理解文艺特别是电影”，同时电影艺术对政治又跟得过急过紧，过于机械。那么，解决之道在于，“对电影文学必须持之以宽与广,远与深；不近功,不急利”，“这个宽,主要是政治尺度,政治气氛,使之有利于创作”；或者换成“和弦论”就是：“电影必须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组成一个和弦。既不能全是‘最强音’,也不能全是最弱音，既不能全是长音,也不能全是短音。强弱长短是有机的配合,而不是机械的一致,是在基本目的上的同步,而作为手段,既可以同步,也可以不同步。”（《文学评论》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尽管此文已经被许多研究者阐释、被几代电影人引述，但令人惊叹的是，时隔几十年再读这些观点，仍觉不过时，就如同今人多惊叹于鲁迅的许多论断不过时一样。
《文学评论》1979年第4期，钟惦棐本人签名自用本。这期同时发表了钟惦棐两篇文章，《电影文学断想》是头条
《对当前电影工作的十项建议》发表于刚创刊不久的《文艺研究》，大约也是应约而作。“十项建议”不到四千字，开门见山，没有一句套话，第一句话就是：“对社会主义电影事业如何适应四化的要求作如下建议。”提了十条：发展电影文学事业，改革制片体制，办好电影学院，成立电影艺术研究所，充实电影资料馆，筹建古装片厂，设立电影奖，健全电影协会，重建影评组织，加强影片公司（《文艺研究》一九七九年第四期），非常全面、具体，总揽全局，面向未来，关涉电影创作、制作、发行，以及电影研究、电影教育等各个方面。这些，是对电影实践最直接的介入，而这些建议，都饱含他对电影发展多年的理论思考。如果说《电影文学断想》是作者在学术、理论层面的全面论述，“十项建议”则与之呼应，把他的理论思考落实到具体对策层面。
《布莱希特〈伽俐略传〉随想》是剧评，指出“布莱希特写了个伟大而有缺点、错误的伽俐略传”，同时探讨了该剧的形式和技巧问题。《纪录影片的美学基础小议》相对谈得具体一些，而《雨后初晴——电影文学剧本〈从奴隶到将军〉纵横谈》《电影民主》《答客难》《电影文学也要更解放一些》《走向更宽广的道路》《略论闪光》几篇，则仍是大多从思想性、从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探讨电影。有的还结合《小花》《泪痕》等新电影来谈，短文章深入浅出，长文章则纵横捭阖。《论中国今日的新托尔斯泰主义》以中央歌舞剧院的《星光啊星光》的所谓争论谈起，切入当年的“歌德”与“缺德”之争，矛盾直指“主张对恶的不抵抗的新的托尔斯泰主义者们”，文章有近万字，笔锋犀利，文气酣畅。
《小花》电影海报
文气酣畅，意味着有的文章中，作者也带有强烈的情绪，如《雨后初晴》，但总的来说，理性大于情绪。综合来看，这些文章有这样几个特点：一、反思性、批判性很强，所有文章都针对着具体问题展开，没有空话；二、涉及电影、戏剧及一般艺术理论的方面非常广泛；三、讨论深入，文章里有许多睿智的分析，探讨都富有学术深度，并大多有建设性的意见，特别是在公开发表的几篇中，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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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惦棐评柳青和致于蓝信
钟惦棐关于柳青的文章和致于蓝的信，有特殊意义，但相关研究相对较少，故拿出来单独讨论。
《从一个建议看柳青之为作家》与《电影文学断想》一同发表于《文学评论》一九七九年第四期。这一期有十一篇正文，两篇“补白”。此文排在“论坛”这一组短文五篇中的最后一篇，署的是笔名“晋叔鄙”。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晋鄙的典故，晋鄙就是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里被杀、被夺了兵权的魏将。
钟惦棐所评论的柳青这篇遗作，发表在《人民日报》一九七九年二月一日，题为《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据发表此文的编者按说，此文是由柳青女儿刘可风送给报社的。此前不久，柳青还有一篇类似的文章《关于西北黄土高原的建设方针问题》，发表在《人民日报》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柳青此文主要观点是，“调查研究我国各地区经济地理条件，从实际出发来制订各地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计划和步骤”，“陕北地区是不宜于着重发展农业生产的”。因为干旱是最主要的制约条件。柳青建议，陕北的气候、土壤、地形是天然的理想的苹果产区，对应坡地—梁地—谷地，可以种果树、桑树和粮食。柳青憧憬，陕北土地经营方针的改变，“必然导致现代工业城市的兴起，延安、绥德、榆林三个城市将有酿酒（苹果露）、纺织、造纸、罐头、毛织、皮革等工厂”，三个城市还将成为文化教育中心。柳青写作此文是在一九七二年，仍在受审查当中，是因为陕北老家来探望他的亲友“谈起那些连年干旱所造成的集体经济困难和人民生活艰苦状况，我听了于心不安”。
柳青《创业史》第一部手稿
钟惦棐说柳青此文对他“颇有教益”，“最少它教我懂得，成为作家的首要条件，是对社会进步的责任感；不是一般的责任感，而是强烈的责任感”。这样的建议，“在聪明人看来，自非柳青所应写”，加上“一九七二年那样恶劣的政治气候，亦非柳青所宜写，而柳青写了”。这是赞扬柳青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也是肯定柳青的实事求是精神，因为柳青的建议，说白了不过就是个尊重客观规律、从实际出发而已。但因为这些观点客观上与“以粮为纲”的提法不一致，就会在那个时候冒着巨大的风险。钟惦棐进一步发挥说：“在这个意义上说，作家总是些最不安分守己的人。一部中国文学史，固然有象李德裕的《长安秋夜》那样踌躇满志的宰相诗，但在文学史上真正占有地位的却决不是他们。”如果“认为文学都一律是在为这样那样的政治行动造與论”，“文学也就不成其为文学了”。
柳青的女儿刘可风在《柳青传》全书最后，专列两节《建议改变陕北的土地经营方针》《父亲最后的建议》，专门讲柳青这个建议。刘可风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她就听柳青说起这个想法，“二○○四年将他的基本思想整理成文，给过有关机构，二○○七年又在《长安》杂志上发表”（刘可风：《柳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一六年版，476页）。但是作者一句没提她自己曾将此文送给《人民日报》发表的事情和这篇具有历史文献价值的文章。这不免让我困惑。亲历此事的作者尚且如此，其他研究者是否足够注意到此文，更是让人持保留态度。可是，钟惦棐在柳青文章发表不久，就注意到了，而且很快就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五日写成文章。近年，柳青的热度一直不减。二○二一年，传记电影《柳青》公映，反响不俗。二○二四年第一期《人民文学》在头条位置又发表柳青遗作《在旷野里》，被有的研究者称为《创业史》的前传，而《创业史》早已在许多研究者笔下被称为“史诗”。但是，“史诗”为什么没有最终完成，柳青为什么越到晚年越想修改已经出版的《创业史》第一部，他最后想如何修改？——其实，这才是叩击灵魂的一问。从柳青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这两篇文章中，从柳青对女儿的谈话中，从钟惦棐对柳青的评论中，研究者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新的启发。
田波导演的《柳青》电影
《论舞台的真实和银幕的真实》是致于蓝的一封信。作者显然是把写信当作文章来做的。信从于蓝主演的电影《报童》所引起的“不安”谈起：“你们也标明就是故事片，不是舞台纪录片。这就引起我的不安。大体说来我以为：它的视角——是舞台的；它的化装——是舞台的；它的表演——是舞台的；它的场景设计——是舞台的；它的场面调度——是舞台的；它的章法结构（蒙太奇）——是舞台的。”然后转入艺术的真实性问题：“‘电影化’不‘电影化’，粗看是个手法问题，实际关系着艺术的真实性。由于形式不同，真实性也从而改变它的性质。在舞台上是无可非议的东西，在电影上则未必真实。而真实不真实，又直接影响到电影所要表达的内容。不真实，就不可能感人；不感人，就不可通达到应有的艺术效果。”（钟惦棐：《起搏书》，中国电影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223页）全信五千字，就围绕这个问题，层层论述。一九八○年三月，钟惦棐公开把他“电影和戏剧离婚”的主张径直发表出来（钟惦棐：《一张病假条儿》，载《电影通讯》第十期，后收入《起搏书》，中国电影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这个重要观点，和作者在五十年代开始主张的“电影观众学”等观点、理论一样，都是电影理论中最重要又最基本的问题。而钟惦棐认识之深刻，所论之到位，在整个中国理论界之超前，大概只有六七十年代经济学界的顾准可有一比。黄健中就干脆说，如果没有钟老“离婚”的大吵大闹，就没有陈凯歌、田壮壮、张艺谋们在课堂上的思考，就没有“第五代”这个群体在电影美学上的探索，也就没有中国电影迅速走向世界——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三次高潮（黄健中：《一个沉甸甸的他——钟老逝世二十周年祭》，载《电影锣鼓之世纪回声——钟惦棐逝世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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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地建设与宽容地交流
钟惦棐终于迎来了一九七九年。这一年对于整个中国文学界、电影界，乃至整个学术文化界，也都是重要的一年。一九七八年是改革开放元年，因为这一年上半年有真理标准大讨论，年底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但是，这些思想落实到各行各业，萌芽、开花，结出第一批果实，却大多都到了一九七九年了。一九七九年第二期《文艺报》发表未曾公开发表的周恩来一九六一年六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会议上的讲话，作为文艺政策调整的依据；《上海文学》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并于六至十一月号上，就这一文章组织讨论，各地报刊也就此一问题发表讨论文章。一九七九年五月，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请示，正式撤销曾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十月三十日，在距上一次会议近二十年后召开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简称“第四次全国文代会”），邓小平代表中央向大会致祝辞，重申一九五六年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创作方针
文学创作方面，靳凡发表《公开的情书》（《十月》一九七九年第一期），茹志鹃发表《剪辑错了的故事》（《人民文学》一九七九年第二期），蒋子龙发表《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一九七九第七期》），王蒙发表《夜的眼》（《光明日报》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诗刊》发表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一批后来有着重要影响的杂志，如《读书》杂志，《花城》《随笔》《文艺研究》等等，也都是在一九七九年创刊。
电影界，二月八日至二十二日，文化部在北京召开故事片厂厂长会议，讨论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决定今后影片的剧本和质量主要由制片厂负责。看看一九七九年生产的电影：《啊！摇篮》《保密局的枪声》《春雨潇潇》《从奴隶到将军》《归心似箭》《吉鸿昌》，还有《苦恼人的笑》《泪痕》《李四光》《瞧这一家子》《生活的颤音》《她俩和他俩》《甜蜜的事业》《铁弓缘》《小花》，既有革命历史题材也有现实题材，既有惊险类型片也有人物传记，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很容易遭批判的喜剧片居然拍出好几部，甚至还有中国最早的灾难片《蓝光闪过之后》。文学界和电影界的这些优秀作品，还有以《读书》为代表的一大批思想、文学杂志的创刊，实实在在说明文学艺术的春天来了。
关于创立《读书生活》（《读书》）杂志，陈翰伯致胡耀邦信
我们现在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个印象，那就是富于激情，甚至有一种刻板的印象，好像那个时期只有激情与冲动。其实，八十年代还有重要的一面，那就是恢复冷静、恢复理性，回归常识，在整体上昂扬向上的时代情绪中，其实是以务实、理性为主的，早期当然还不乏哀痛和茫然。这个时候，大家开始能够探讨一些正经问题，做一些正经事，而不是整天头昏脑涨地喊口号、搞运动。从钟惦棐的文章中，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在一九七九年，在整个电影理论界，钟惦棐的文章不仅是数量最多的，同时也是水平最高的。
四十五年前的那个夏天，钟惦棐因为《电影文学断想》这篇文章“是由刊物编者郑重其事”向他约稿，兴奋异常、高度重视，文章写得“一泻千里”，“由此而知世间除了酒徒、赌徒，还有一种文徒。瘾了二十多年，一旦有人说请你喝酒，爱喝多少喝多少！遂至酩酊大醉而后已。时值盛夏，无分昼夜，写而复改二十日，慢慢就觉出两只脚穿不进鞋里了！”（钟惦棐：《起搏书》跋，中国电影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441页）——这就是一九七九年的钟惦棐，激情澎湃，写下来的却是深刻而冷静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