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洞国，1903年出生于湖南省石门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祖田30亩，父亲郑定琼以种田为业，兼做裁缝。父亲对他和哥哥们寄予厚望，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郑洞国7岁时就已经开始读《论语》，后来进了乡里的私塾。1917年14岁的郑洞国进入西式教学的石门中学附属小学，岁末，在父母亲的安排下娶了临乡的姑娘覃腊娥。

覃腊娥比郑洞国大了八岁，他们之间是没有爱情的，但郑洞国非常满意，因为妻子的性格温厚朴实，与母亲的性格相近。婚后的覃腊娥也确实尽到了做妻子的职责，使得这个家庭生活平静而又井井有条。郑洞国曾回忆到:“妻子的性情和母亲相仿，为人谦和，我们从未红过脸。”

但在乱世，平静的生活总是显得那么短暂，在那时，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即便偏僻如石门县也不能幸免。年轻的郑洞国积极参与爱国宣传，并加入抵制日货的行动。在这些经历中，他深刻意识到唯有通过武力才能振兴国家。因此，在1924年黄埔军校招生时，他毫不犹豫地报考，而妻子的大力支持使他无后顾之忧。

1930年，郑洞国正在中原战场浴血奋战时，突然一则噩耗传来，妻子覃腊娥因感染伤害在武汉去世。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郑洞国一时无法接受，晕了过去。

尽管他和妻子之间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但她给予了他一个稳定的家庭，一个心灵栖息之所。而今，他在战场保家卫国，不曾想家却没了。无法用言语表达出相思之情，他默默地用行动来告慰自己的妻子，他谢绝了所有朋友们的介绍，用三年的时间悼念逝去的一切。

新的婚姻，来自于一个偶然。有一次，他前往南京探望生病的老友肖忠贞，只听得一声“姐夫！”，郑洞国回过身，眼见一位少女梳着当时最时兴的发髻，大眼睛炯炯有神，一袭旗袍将她衬托得更加灵动。这位少女正是肖夫人的堂妹，她出身书香门第，不仅才貌双全，还精通外语，有着令人赞叹的小楷书法。

将军与少女彼此吸引，没有太多考虑，他们迅速坠入爱河，几个月后，他们便结婚了。

只是，他们婚后并未有自己的孩子，而是收养了陈碧莲弟弟的小女儿。当妻子问及是否遗憾时，郑洞国淡然回应：“没关系，我已有很多孩子，有你和女儿就足够。”

然而，此时的环境哪里容得下花前月下。不久之后，郑洞国再度投身战场，从保定保卫战到台儿庄大捷，再到昆仑关和鄂西会战，他屡屡奔赴前线。而陈碧莲也不甘居后方等待，她频繁追随丈夫至各个战地，以实际行动诠释何谓生死相随。

这样的行为在当时极为罕见，但对于经历无数磨难与挫折的郑洞国而言，这是他军旅生涯中的一抹亮色与慰藉。

慢慢地，陈碧莲开始被军队上下熟知。1939年冬季，为表明与云南共存亡决心，各路将领纷纷接家属至昆明驻地，陈碧莲也在其中，陈碧莲的到来，在当时军中可是大新闻，不仅仅因为她面容姣好，其爽朗性格和慈善活动中的活跃表现，更是获得大批人的喜爱，被誉为“怒江之花”。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席卷东南亚，为了切断海外对中国的援助，日本将矛头指向缅甸。1943年郑洞国被任命为远征军新一军军长。陈碧莲毅然跨过边境前往印度探望丈夫。

在恶劣条件下，这次旅程充满挑战，需要飞越险峻驼峰航线，对她而言几乎是在赌命。然而，她用坚定行动证明了对爱的不渝跨越时间与空间限制，无畏艰险终于抵达丈夫身边。

战火纷飞的年代，抗战结束后紧接着内战的爆发，使得陈碧莲无法再如以往那般紧随其后。然而，空间的隔阂并未能阻挡她通过信件倾诉对丈夫的思念与担忧。字里行间，她吐露了深切的不安和无尽的牵挂。

“桂庭：几个月来，你的安危让我寝食难安，心力交瘁。桂庭，并非岁月使人衰老，而是忧愁。如今我形销骨立，只因日日为你担忧。桂庭，你们被困孤城，究竟严重吗？……你太大意了，不顾性命，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想到这些，我心痛不已。愿上天保佑你平安，因为你的善良必有好报：秋风起，更添愁绪。”

伟大的感情，跨越了国境，越过了战火，或许是遥远的距离产生了极致的美好和幻想，令陈碧莲一次次奋不顾身的奔赴，也让郑洞国一次次感慨有妻如此，夫复何求。

但当生活归于平静，矛盾便有了生长的根基。这一次距离带来的不再是奋不顾身地奔赴，而是无可挽回的裂痕。

1948年，郑洞国投诚。三天后，《中央日报》刊登《郑洞国壮烈成仁，三百官兵全体殉职》的悼文，将他推向社会性死亡。不知情的陈碧莲误以为丈夫已殉国，悲痛欲绝、泪流不止。但当陈碧莲得知丈夫并不是殉职，而是投诚时，这位少女内心已经开始有了一丝丝的变化，距离矛盾爆发，只需要一个引子。

很快，这个引子就出现了。几年后，在周总理邀请下，郑洞国准备赴京任职。然而，一直追随他的陈碧莲这次却选择留在上海，她给出的理由是：“北方寒冷、水土不服，不愿北上。”

这个理由可信吗？熟悉她的人明白，这不过是顾全彼此脸面的托词，更深层的是对丈夫积攒的不满和对未来的不安。在上海习惯了优渥社交生活的她，不愿离开熟悉的一切去适应新环境，再去认识新的人了。

当然，这些都是猜测，其中冷暖只有当事人才能自知。最终结果是郑洞国独自赴京，自此两人分隔南北，相见次数屈指可数。

1953年，郑洞国独坐在北京的家中，手中握着一封来自上海的信。那是他的妻子寄来的，附上了离婚协议。让郑洞国百思不得其解，但出于对妻子的尊重，他签下了名字。

起初，郑洞国对离婚是抗拒的。两人一起走过了二十年的风风雨雨，在炮火连天的岁月里相依为命，却在和平来临时选择分道扬镳，这样的结局实在让他难以接受。但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感受到妻子的决绝态度，最终还是在离婚协议上签下了名字。

从此一别两宽，各自安好：陈碧莲嫁给了一位上海资本家，而郑洞国则在几年后再组家庭。

然而，无论负气幽怨还是心灰意冷，生活仍然继续下去。本以为如此是对双方各自最好的安排，以后可能不会再有什么交集，但命运总爱捉弄人。随着公私合营运动开展，陈碧莲第二任丈夫的企业被合营，本人入狱受苦后才出狱，两人被迫迁居苏州乡下过着拮据生活。不久，她丈夫在饥寒交迫中去世，只剩下她一人回到上海靠弟弟接济度日。

而另一边，新岗位上的郑洞国重新找回人生价值。1972年，他的新夫人病逝时，陈碧莲前往北京探望，却因“近乡情怯”住在老友侯镜如家中反复斟酌是否与前夫重聚。这次她怀着莫大勇气而来，她觉得这次“奔赴”要比以往任何一次千里追夫都要艰难。然而，在犹豫许久之后，她未能迈出那一步。

幸运的是，他们终于见面了，但这次会面带有一丝婉拒：郑洞国身边跟随着小女儿安玉。这无声胜有声的一幕令陈碧莲黯然退却，再也没有提过复婚之事。

二人恢复南北分隔，从此天各一方，只余孙辈口中的“祖父”和“上海奶奶”。多年过去，“你们爷爷最爱吃我做的红烧肉。”每每念叨起往事时，这话总挂在陈碧莲嘴边。当孙子郑建邦新婚旅行至上海探望她时，她又匆匆赶到车站，把红烧牛肉塞给他带回北京。

这道红烧牛肉从上海飞到北京，引发孙子提及他们二人复合的话题，但每当试探地说起时，总见祖父微蹙眉头或默然不语。有一次甚至面露不悦，于是孙辈们再也不提此事。

爱是真的，怨也是真的。

1991年，当郑洞国病逝于北京时，再无人听到南方传来的抱怨声。陈碧莲身穿黑衣送别曾经的丈夫，再多爱恨嗔痴都化作黄土埋葬于故人的墓碑下。从此，她似乎刻意忘记过去的不快，只记得他的好。

“我这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和他离婚。”

“你们爷爷为人太好了，我这一生最值得留恋的是与他一起度过的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