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Kpop圈里发生了接二连三的反抗大资本公司的行为。

组合解散6年后，原韩国女团Fiestar中国成员曹璐，买下经典曲目《可怜》的版权，去其原版舞蹈中的性感动作，重新编曲编舞，用女性本位视角来翻唱这首潇洒告别曾抛弃自己的恋人的曲目。

这一举动在行业里可谓异类般的存在。在这个新组合层出不穷的年代里，韩国娱乐圈中仍有人想要重组已解散的组合，更少见的，则是如曹璐这般自费回归追梦的。

Fiestar

几乎是第一次，一个名气不大的爱豆（IDOL），能够拥有对组合与舞台的绝对话语权。

无独有偶，或大或小的抵抗公司行为近期不约而同地出现。

而New Jeans的反抗则激烈一些，在未通知公司的情况下打开了直播，为正与公司Hybe对簿公堂的制作人闵锡珍站台。

New Jeans 瞒着公司开直播

可惜的是，尽管这些反抗举动已属于罕见的程度，但受制于Kpop行业严密的运作逻辑，团队成员与公司在地位和话事权上的不平等，这种反抗本质上难以撼动这条成熟三十余年的工业流水线的一砖一瓦。

发展到今天，Kpop工业已经是一个轮转有序且严谨的大工厂，每一个在体系内谋生的人都是其机器上的零件，或许恰到好处，却并非不可或缺。它出产出“爱豆”这个产品，引来人为之欢呼消费。

但产品被推出时，你很难再将其称呼为“一个人”，他们更多是“产品”。在Kpop工业繁琐的工序中，练习生们被揉捏、挤压，无论是身高还是性格，人逐渐同质化，然后再把人装进企划不同的礼品袋里，告诉所有Kpop粉丝，这是最新的组合，快来买单。

每一个被卷进这套工序的人，最终都变成了滋润工厂继续运作的工具。这正合体系管理者之意，不仅是因为能够盈利，还因为工具会失去反抗的能力，工厂能够持续盈利。

“我们终于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了”。

在告别组合6年后，曹璐决定去破Kpop圈的前例——自掏腰包买下经典曲目《可怜》的版权，打电话给每一个成员询问重组意图。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几位曾经的女团成员聚在一起，在没有公司的情况下，重新编曲编舞，自费自助式回归。

“你真的很可怜，比起你转身抛下我的时候，更加可怜”，这句歌词隐约透露了这首名为《可怜》的歌曲的立意——面对回头再来求好的男人，已经被伤透的女人决意放弃这段关系，觉得此刻才想着挽回的男人很是可怜。

但这一首以女性为表达主体的创作，在原版舞台中搭配的却是性感的椅子舞。唱到“你真的很可怜”时，女星们要手扶着男伴舞的大腿，蹲下后又扭着屁股起身。

Fiestar《可怜》原版MV舞蹈

“我们成员每一个人都有很酷的地方，（原编舞中却）只有‘女性美’被展示出来……在大众看来，（会疑惑）明明是首悲伤的歌，为什么突然扭起了屁股？”Fiestar成员Yezi在采访中提到。

时至今日，Fiestar的成员仍然对原编舞不甚理解。在那个“sad sexy”风格（怨妇风）盛行的年代里，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女团，似乎不得不接受在舞台上“擦边”的现实，即使部分爱豆本人并不愿意如此。

改变正在发生。如今，解散了的组合自发回归，她们再次登上舞台时，终于脱掉“恨天高”，撇下过于暴露的服装，删去性暗示舞蹈动作，无需再做谄媚讨好的表情，MV的镜头也终于不再对准女星们的臀部——这一切对女性身体凝视的设计，原先是经纪公司在忽略成员意愿下的决定。

类似事件层出不穷。

2014年，Stellar靠着一首《提线木偶》冲出市场，组合成员终于结束了近4年的无名期。但这并不完全是一件好事。因为在拍摄《提线木偶》MV时，成员们被哄骗着拍摄了性暗示画面。

有一就有二。曾经的Stellar成员金佳英在采访中提到，拍摄《vibrato》宣传照时，公司以“先试试，太暴露就换衣服”的口径让成员们拍摄了五张穿着丁字裤的定妆照。然而结果却是，这张连负责人都觉得露骨的照片，反而在未告知组合成员的情况下，成为了宣发组合回归的那一张预告照片。

Stellar《vibrato》丁字裤定妆照

理想中，作为一个人，爱豆有理由也有权利拒绝不符合自身意愿的工作要求；现实中，还没出头的爱豆们，面对着合约上的大额违约金，被资源减少甚至雪藏的“惩罚”压着，总是很难“豁出去”维护自己。这点与大多数拥有普通工作的人无异。

在不知道下个月、下一年是否能出道的焦虑中，人很容易就接受了与产业相匹配的单一自我评价体系。不止一个爱豆曾在采访中提到，自己真的怀疑过，“是我做得不够好”。他们似乎难以习得反抗的勇气和策略。

今日Fiestar和New Jeans的自我表达与“反抗”是少见的。更多时候，公司、爱豆个人与Kpop受众都推定，对体系的反抗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无能”这一步，是如何走出来的？

承接着“汉江奇迹”带来的腾飞，Kpop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起步，经过30余年的发展，自制造之初就带着浓厚工业气息的Kpop产业已经相当完整。

在Kpop的商业模式里，爱豆们既是生产资料，也是产品本身。与其将Kpop浪漫化为“贩卖梦想与爱”的产业，不如将其称之为一个成熟的、高风险高回报的“制造业”。

公司会进行市场洞察，推定能够受市场欢迎的组合风格，从投入庞大的练习生池子里“捞”出合适的人作为预备役，而后在从预备役中挑出“最优秀者”出道，在不断地营销后，通过贩卖专辑、组合周边、开巡回演唱会和粉丝见面会回本。

在此之前，为了确保“人才储备量”，公司或会定期举办选拔活动，或会派星探四处搜寻潜在练习生。而后，公司们会对练习生们采取量产式培养策略，因为这更容易挑选出值得公司“投资”的对象，更易于培养可替代且受控的对象，更符合商业逻辑。

韩国选秀节目《Produce101》

与此同时，在Kpop公司的大楼里，作词、作曲、编曲、编舞师、经纪人、声乐指导、营销等工作人员则候在一侧，等待“正式生产”的到来。

对于即将被投入流水线的“璞玉”们来说，这条听起来简单的产业链，其实每一步都设置了服从性测试。

因为在那些背后没有“支撑”的练习生面前，公司是唯一能够决定，什么样的人才能被推到台前成为偶像的那一方。在这个巨大的工厂里，如果练习生不能放弃远处闪光灯、掌声与金钱的诱惑，那么就只能忍受日复一日地、全方位的培训与监测。

他们要美或者帅，要把身高体重控制在一定范围里，要接受微调整容，要接受饮食和社交媒体控制，要一边上学一边学习音乐、舞蹈与外语，要接受可能的刻意打压和谩骂，要练就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

在这个高强度训练的过程中，练习生们会经历无数次内部评价，接受朋友或难以坚持或未通过考核而离开公司的事实。

“公司会要求你站在镜头面前，从不同角度拍照，说‘这个角度看起来很胖’，大声喊出你的体重。”曾在韩国练习过的Stella在采访中提到。

但至此，这个巨大工厂里的绝大部分练习生，尚未成年，与之相对应的，却是一个非常单一的评价体系——你是否达到了出道的标准。这个评价体系，与超强度的身心训练结合在一起，催逼着练习生们将外部的评价体系内化成自我审视的标准。

已出道女团MAMAMOO成员在回顾出道前的经历时感叹道，“（出道前）真的很辛苦，因为我们在视觉上不是很完美，所以‘她们好像不行’、‘感觉要完蛋了’这种评价听得非常多……因为大家一直说在舞台上表现不好就会出大事，所以从练习生时期开始真的做了很多练习”。

“上进”的练习生们会因此渐渐练出刀群舞（团体舞蹈里动作、角度一致），一模一样的“公司”唱腔，“一秒几个表情”和“面对闪光灯不眨眼”的表情管理能力，剪掉“多余”的枝丫，长成公司需要的模样。几年的时间里，娱乐公司几乎要重塑练习生的一切，以实现效率最大化。

“面对闪光灯不眨眼”的表情管理能力

成长，伴随着猛烈的生长痛，这份痛最终把“被看到”“拿打歌节目第一名”等观点与练习生们的职业甚至人生意义画上等号。

但出道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谁也说不好。只迎合游戏规则，把舞蹈练出肌肉记忆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出道。除了标准化的“产品”实力之外，出道总还需要一点运气。

在这个“全民练习生”的国度里，娱乐公司们的练习生储备量是庞大的。据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数据，2020年末韩国经纪公司新选拔进入的练习生就有1895名，而到2022年，实际成功出道的练习生比例仅65%。

庞大的基数有时意味着可替代性。在数档娱乐公司主办的出道选秀节目中，被大众称为“遗珠”的，冠着“某某团出道预备役”名头的练习生不在少数。从练习生的角度来说，这也等同于，难以看到尽头的、随时可能被替代的练习生涯。

一个自小为了“出厂”而惶惶不可终日，在严密体系里被培养出来的人工偶像，怎么能在刚刚成年有机会登上舞台时，就生长出蓬勃的自我意识，赌上一切彻底跳出并攻击这套标准化流程？

何况，出道并不意味着一切。

据外媒统计，在2024年过去的11个月里，韩国就诞生了34个新的出道团体和23个新的solo艺人。同时，根据DB Kpop数据库，到2024年，整个市场中有378个Kpop团体，其中还有233个团体处于活跃状态。

市场就这么大，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注意到，成为一个难题。毕竟如果不被粉丝所“爱”，这条Kpop流水线上的“产品”就几乎失去了盈利的可能，爱豆作为人本身所一直追求的“目标”也就失去意义。

而事实是，比起被市场注意，大红大紫的团体，根本没来得及火一把就被市场淘汰的团体占多数。

为了能够实现效率的最大化，一般而言，无论大小公司，都会为出道成员精心规划相应的人设与“担当”（即：在团队里负责什么）。譬如，谁是组合概念中心，谁更冷酷，谁更呆，谁更清纯，谁更性感。如此，观众们能够更方便快捷地提取成员特点，在艺人群中迅速记住个体。

当然，团体一般也有自己的设定，比如New Jeans是青春里的勇敢少女，Aespa是科技感，Twice是元气可爱。

New Jeans、Twice、Aespa（从上至下）

而艺人们所需要做的，类似于开启舞台设置，把提前设置好的个性状态展现出来，至于实际上艺人们是什么性格，公司并不需要，有时也忌讳受众知道。除非真实状态能够收获更多的喜爱，并且如果这位展示了更多真实个性的成员离开组合，也不会给组合造成重创——也就是保证可替代。

爱豆们或许高喊着“Love yourself”，出道早期自己却不得不为了未卜的前途，与产业互相深度融合：一直以来走性感路线的金泫雅，曾多次提及自己私下并不喜欢裸露的打扮；早期被公司设定为“爱笑忙内”的Red Velvet成员Joy，透露过自己其实怕生不爱笑。

发展到后期，各个娱乐公司开始打“人海战术”，SM男团NCT甚至采取“人数无上限”的策略。无论粉丝的口味有多么生僻小众，都能在“大基数”团体里选择到自己所爱的角色类型；部分成员退出或者服兵役也不怕，剩下的“有效吸粉”成员仍然足够多。

SM男团NCT

当然，以上情况在名气不大，公司又小的艺人身上，只会更加严重。

据外媒报道，即使是SM、JYP、YG等大公司，其旗下的团体也很难在典型的7年出道合同里达成“收支平衡”。那么，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们，只会更期待团体能够尽快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至于可被替代的人本身，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

大公司艺人或许能放心些，背靠着公司给出的企划、人设概念与强势营销，出身于SM、JYP、YG或者HYBE的艺人总能在市场里分到一杯羹，更有甚者，在公开练习生时期就已经能攒下一定的粉丝基础。

小公司艺人就没那么幸运。面对更加严峻的生存考验，为了赚钱的小公司们有时会出一些奇招，其中就包括“擦边”。因为更刺激的画面，总能在市场里砸出些声响，无论好坏。

比如，Stellar成员被哄骗着拍摄性感风MV前，其实走的是可爱风格。而结果也荒谬在于，Stellar被市场记住的歌曲，恰是走性感风的几首。这几首歌给Stellar带来了人气，也带来了不堪入目的辱骂。

Stellar性感风MV

那么如果已经意识到“非自我本意”，艺人个人能否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呢？

答案是很难。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当Stellar成员提出自己不想穿暴露服装，做性感动作，公司往往会回敬一句，“想想你的合约”。

超长时限且超高违约金的合约，足以压垮一个20岁上下刚刚出道的艺人。何况，在更多的情况里，出道前两到三年，艺人个人几乎得不到任何收入。有收入，也要与公司三七或者四六分成。

为了自己的野心也好，惧怕高额的违约金也罢，或者，是为了已经付出的沉没成本，更多还未出名的爱豆会选择一忍再忍。毕竟，相对于反抗后被替代，忍似乎会是一条更平稳，更符合被塑造价值观的路径。

从内到外，从精神到物理，工业体系支配并重塑着人。变成工具的人，反过来滋养着以生产逻辑为轴心的工业体系——红透半边天的人充当诱饵，还没火就被淘汰的人则充当恐吓，内化或外逼，让更多的商品“自愿”成为商品。

当像曹璐这般曾被工具化的人决意要从体系手中夺回自主性时，至少应该承认其可贵。

但可贵也往往意味着是罕见的，需要付出极大代价的。

问题是，尚在Kpop流水线的练习生们，该如何获得这份反抗的资本与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