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鸿燊这个名字，总和葡京那地方绑在一块儿。澳门赌场这摊子事，他前后经手了四十多年。家里上上下下的人，数目也多得让人记不清。但这些都不是他最特别的地方。他真正厉害的是，能把几样完全不相干的东西捏合在一起，捏得还挺自然。他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那种人。也不是单凭一股莽撞劲儿就能走到今天的。那个年代，很多老规矩已经不作数了，新的一套又还没完全搭起来。他就在那个缝隙里待着，待得如鱼得水。

看看他早年的照片吧。网上流传的那些，像素都不太高了。但你盯着他年轻时的脸看，视线最后总会停在眼睛上。那不是一句简单的“目光炯炯”就能打发的。那是混血带来的东西。眼珠的颜色很浅，像河滩上被水冲淡了的鹅卵石。阳光直射的时候，你凑近了瞧，会发现里头隐隐约约透出点绿。

不对，应该说，那不是绿色，更像是一种很淡的琥珀色。

这种眼睛放在一张中国面孔上，本身就构成了一种信息。它告诉你，这个人从根子上就和别人有点不一样。他不用开口，你就已经接收到了某种信号。这种信号在后来那些复杂的局面里，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优势。别人需要费力解释的东西，他往那儿一站，似乎就自带了解释。

他经营赌场，但你看他的公开形象，很少和那种江湖气沾边。他穿西装，打领带，谈吐举止更像一个老派的商人。他把一种充满争议的生意，包装进了一种体面的、甚至带点旧式绅士气度的外壳里。这需要一种非常精确的分寸感。多一分就显得虚伪，少一分则流于粗野。

他恰恰就踩在那个点上。

那时候的澳门，是个各种规则都在流动的地方。旧的秩序褪了色，新的框架还没干透。他好像特别擅长在这种半干不湿的底色上作画。他懂得怎么和不同的人说话，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这或许和他那双眼睛一样，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一种在夹缝中辨认方向，并且把夹缝本身变成坦途的本事。

所以谈论他，如果只盯着赌场和家族那点事，格局就小了。他更像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一个在规则真空期里，自己给自己制定规则，并且让周围人默认了这套规则的人。他的一生都在处理各种混合体，身份的混合，生意的混合，时代的混合。最后他自己也成了一个混合体。一个很难用单一标签去定义的人。

那张脸有种旧东西的气味。

眼窝陷进去，但不凶。鼻梁高，下巴收得紧。你盯着看久了，会想起香港老教堂里挂的那种捐赠人肖像，画师收了钱，但画得还算诚恳。一米七八的个子，搁在一九四几年的男人堆里，得算高个儿。肩膀宽，腰身却细。这身板是年轻时跑码头、押货、跟葡萄牙人扯皮时留下的底子。后来穿西装，总显得特别服帖。裁缝手艺当然好，但更关键的是那副骨架自己就能把衣服撑起来。

他对牌子没什么执念。

葡京开张那一年，他穿一身灰色法兰绒三件套。料子是华昌呢绒庄的英国货，但做衣服的师傅是个上海来的老裁缝。针脚密，里子薄，那种衣服能穿十年不走样。他在意的是另一种东西，一种不声张的整齐。领带夹永远别在衬衫第三颗扣子那儿。袖扣是两颗磨砂的银珠子，不反光。手上不戴那些咋咋呼呼的表。常年就一块百达翡丽的Calatrava，表盘干净得像学生用的计算尺。

不对，应该说像学生用的绘图仪器。

他走路的样子最值得看。背挺直，但不僵。脚后跟先着地，每一步迈出去，距离都差不多。你看着会觉得，这人心里有把尺子，连走路都在心里画着线。那种步态现在很少见了，像一种失传的行业习惯，码头工人扛包时练出来的平衡感，最后用在了铺着地毯的走廊里。

那只右手总是空握着。

不是准备握手，也不是要掏东西。就是一种空握的状态。在澳门赌场的办公室里，在里斯本外交部的走廊上，在东京银座某个俱乐部的饭局里，这个姿势跟了他几十年。磨成了身体的一部分。

语言是另一回事。

他讲粤语会蹦出几个葡语单词。说英语带着老香港的那种腔调。普通话反而没什么口音，字正腔圆。三十年代他在香港读书，国文先生是前清的举人，天不亮就得起来背古文。后来战事吃紧，跑到重庆，进过政治学校，还跟几个留德回来的教授学过一阵德语。五十年代为了争赌场专营权，他把葡萄牙的法律条文硬啃下来，能用葡文写正式公函。不对，应该说，他必须得啃下来。

所以听他说话，有种奇怪的层次感。和从广东过来的老伙计谈事，用的是赌台边上的行话。和葡萄牙的政务委员打交道，句子里的敬语会自然地多起来。见到内地来的同志，话风一转，那些文件里常见的词汇就出来了。几种话切换，中间没有停顿。跟呼吸差不多。

那可能不是切换。是本能。

他说话像在工具箱里翻找，看场合挑词儿。

能在港澳那些深宅大院立住脚，靠的不是这个。

这人骨子里有股轴劲儿，规矩在他眼里分两种，一种能绕，一种连边都不能沾。

纳蓝琼缨进门那件事，就是个标本。

那是1957年。

他走的是大清律例那条道，香港当时还没改婚姻法，旧的《婚姻条例》要到1971年才被新法取代，在那之前，依循旧俗的多妻婚姻，法律上站得住。

他专门去请了东华三院一位老先生，前清读过书的。

婚书用旧式，六礼齐全，还告了祖宗。

整个过程有人拍胶片，现在还能在澳门档案馆的架子上找到那卷东西。

黎婉华的哥哥黎鋈，名字也落在婚书上，算是主婚人。

这不是钻空子。

这是把别人眼里的缝隙，走成了一条堂皇的路。

蓝琼缨住在渣甸山，黎婉华在摩星岭。两地开车二十分钟。他每天就在这条线上来回跑。上午去葡京看账，中午回摩星岭陪黎婉华吃饭。下午转到渣甸山，听蓝琼缨讲跳舞和聚会。傍晚前必须回到葡京开董事会。这个时间表像钟摆一样准，几十年没怎么变过。他不是在平分时间，他是在掐灭所有可能冒头的麻烦。

给每个太太配的车和司机都是专门的。黎婉华坐劳斯莱斯，蓝琼缨坐奔驰。后来陈婉珍用捷豹，梁安琪坐保时捷。车子牌子随年代更新，里面的门道可没变。排量、颜色、皮料，全是等级。司机们被下了死命令，不准跨区接送。他对这些细节的掌控，外人根本琢磨不透。

现在一提蓝琼缨，总有人只记得她十四岁被赌王看中。这话说得太轻巧了，把里头的东西全说没了。

蓝家老五那年十四岁多。圣保罗的蓝裙子，头发扎成两绺，刚够到肩膀。校徽别在胸口。那种舞会不是小孩自己去的。东华三院办的，像现在年轻人认识人的聚会。要满十四岁，得有学校开的信。她是跟着父亲和大哥进去的。父亲以前是将军，退了。家里人都这么叫她。

她会跳好几种舞。华尔兹，探戈，狐步也跳得好。学校之间比赛，她拿过第一。何鸿燊看见她，是她刚和一个英国领事跳完。两个人站着说话，用的是英语。聊的是那天《泰晤士报》上的一篇文章。十四岁的姑娘聊这个，不多见。好多人说她家里的事，也说不太对。

不对，应该说，是说不清楚。

那种场合，一个穿校服的女孩，在聊报纸上的东西。她大哥就在旁边站着，没怎么说话。舞池里的音乐换了一首，是慢的。灯光打在她校徽上，有点反光。

何鸿燊大概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注意她的。也不能这么说，那可能只是一种事后的推断。一个普通的社交场合，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被赋予了额外的意义。这种意义往往是后来才加上去的。

她后来也没怎么提那天的事。就像很多事，当时觉得平常，过去很久才显出轮廓。

蓝家的财富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蓝金城在二十年代给黄埔军校上过课，教的是打仗。三八年他在第十二集团军当参谋，广州那场仗他打过。四九年他拖家带口去了香港，靠旧部的关系，搞起一个小进出口行。后来生意周转不灵，也就收了。外人说他们家败落，无非是从将军的宅邸，搬进了北角一栋唐楼的七层。但人脉没断。蓝金城和澳门镜湖医院的院长何贤是结拜兄弟，跟葡京赌场早期的股东叶德利也合伙做过生意。这些看不见的线，才是蓝琼缨能踏入那个圈子的底牌。

她嫁进何家那年，何鸿燊三十六岁。他之前已经有了三个女儿，何超英，何超贤，何超雄。原配黎婉华得了结肠炎，体重掉到七十斤以下，基本下不了床。那个家当时急需一个能站在台前、能生下男丁、能把里外稳住的女人。蓝琼缨的出身是军人家庭，她自己念过书，舞跳得好，人情往来也明白。这几条，每一条都对得上。

不对，应该说，每一条都严丝合缝。

那种契合度，近乎一种冰冷的算计。

结婚三个月，她开始学葡语。

每周三下午，她会出现在澳门葡文学校的成人班里。那本教材很旧，里斯本印的，给商人用的老东西。这本东西现在还在，在何家纪念馆里。纸页上字迹工整，每页下方都签着何蓝氏的名字。

学了一年，赌场贵宾厅的葡文文件她就能自己处理了。

也不能这么说，那可能有点夸张。但看懂是没问题了。

两年后，澳门总督设宴。席间葡国官员的闲聊，她能一句句译给何鸿燊听，意思抓得很准。这还没到头。后来葡京赌场要扩建贵宾厅，需要大量上好的丝绒窗帘。港澳这边的货源时好时坏，质量不稳当。何鸿燊动了心思，想从意大利直接订货。

那窗帘的质感，大概得像旧书皮那样厚实才行。

蓝琼缨截住了那张订单。

她只是提了句舅舅的事。苏州那家老织造坊，早年间是专门给上海舞厅供货的。她自己带着样品就去了苏州。在织机旁边，和老师傅一块儿蹲了三天。他们调整了经纬的密度。也改了改捻线的法子。染料的配方也重新调过。最后出来的料子，比意大利来的还要厚实几分。挂起来，那股垂坠的劲儿更足。花的钱，少了差不多三分之一。葡京赌场的钻石厅，你们大概知道。里头挂着墨绿色的丝绒帘子。那些帘子，一挂就是二十八年，没换过。

她好像天生就懂怎么做买卖。不对，应该说，她懂怎么在缝隙里找到买卖。七三年的时候，石油出了问题。港澳之间的船运几乎瘫痪。本地海鲜的价钱眼看着就窜上去了。蓝琼缨让二房那边的管家，去氹仔租了块地。是块废弃的旧盐田。他们把盐田改成了循环水养鱼池。主要养石斑和龙趸。她从中山大学请来一位退休的教授帮忙。饲料用的是葡京厨房每天扔掉的鱼骨，熬出来的汁。也就一年光景。养出来的鱼，不仅够葡京里面三家餐厅用，还能匀给新葡京和永利。这事她没用自己名字。账目走的是一个慈善基金的户头。但葡京采购单的供应商那一栏，白纸黑字，写的是金城水产。

那池子里的水，日夜不停地循环，几乎没什么声音。

家族里有些位置，靠的不是血缘。

她手里攥着的东西，别人看不见。

关于养孩子，她的计划铺得很长。1962年来的那个女儿，路还走不稳当，英文字母已经摆在面前了。七岁进了学校，母亲要求校方每周交一份阅读记录，白纸黑字，不能含糊。

十二岁的夏天，同龄人大概在疯跑。她被领进了赌场的账房，坐下来，抄账。每天两小时，雷打不动，四十天用掉三个本子。那不是什么童年游戏，是浸泡。

十五岁去美国读预科，选课表上第一栏，她填了会计。后面跟着的课程，名字听起来都关于计算和衡量。

时间跳到1978年，儿子来了。

两岁的孩子，手还软，就被要求握住毛笔。临的是古帖，墨迹晕开的样子，比玩具更早进入记忆。五岁，开始学围棋。教棋的人是澳门顶尖的那位，棋盘上的厮杀，算路比课本上的算术更早成为本能。

别的路径，也早就画好了。

十岁生日礼物是一套《资治通鉴》，原文，不带注释。十五岁去加拿大读书，蓝琼缨没选学校宿舍。他住进了多伦多的舅舅家。舅舅在银行做私人业务，饭桌上聊的，无非是管钱和避税。这些都不是偶然。每一步都算好了。

陈婉珍是澳门人，家境普通。七十年代从护士学校出来，找了份照顾黎婉华的工作。那时黎婉华已经卧床，需要人擦身、喂药、翻身。陈婉珍做事有自己的一套。擦背要用三块毛巾分开。头一块温水，拧干擦汗。第二块蘸淡盐水，擦伤口。第三块干棉布，吸走水渍。喂流食，勺子总是从左边嘴角进，因为右边脸动不了。她记病情用专门的表格，体温、血压、排泄量分开记，数字要写到小数点后一位。那表格是她自己画的，铅笔线打得笔直。

不对，应该说，是印的。医院里那种废弃的记录单背面。

两个画面摆在一起看。一个在饭桌上听着资产配置，另一个在病房里记着排泄毫升数。生活的质地，从很早就开始分叉了。你很难说哪种准备更有用。或许都有用。或许都没用。但人就是被这些具体到近乎琐碎的细节，推着往某个方向走。

后来发生的很多事，底色早就铺好了。就像表格上那些小数点，当时看只是严谨，后来才知道，那是分寸。

一九八三年何鸿燊去医院，看见黎婉华床头那本书。书里夹着陈婉珍写的纸条。她把赌场员工体检记录和澳门公立医院的传染病报告并排看。换钱的、打扫卫生的，这些岗位被她用笔圈了出来。她建议给这些人打乙肝疫苗。

何鸿燊当时没说话。但这女人看事情的角度让他记住了。后来家里人说娶她是找个伴。这话不对。何家那时候缺一个能管医疗事务的人。她恰好填上了这个位置。

结婚之后陈婉珍立刻办了个健康中心。机器设备全是新采购的。一九八六年，葡京酒店地下二层多了个房间。里面摆着高压氧舱。那是给赌场里几个关键人物用的。让他们能喘口气。

她自己跑去考了个营养师执照。回来就把赌场厨房的菜单全换了。海鲜主要改成清蒸，油炸的菜少了。甜点里的糖换了代糖。酒水也分开了，管事那边放苏打水，赌客那边照旧摆烈酒。这么调整之后，赌场里那些核心岗位的人，平均能干的时间多了七年。

不对，应该说，是他们的健康状态允许他们多干了七年。这中间的区别很大。

厨房里换下来的旧菜单她没扔。都收在一个文件夹里。有时候她会翻出来看看。

很多人只看见她嫁进了何家。其实她做的是系统维护的工作。赌场是个精密机器，人是里面最容易磨损的零件。她做的事情是给这些零件定期上油，更换损耗件。机器才能一直转下去。

高压氧舱那个房间的墙纸是她挑的。浅灰色带细纹。她说深色会让里面的人觉得闷。

事情就是这样。没有太多戏剧性的东西。就是有人看见了一个漏洞，然后花时间把它补上了。补得很扎实。

蓝琼缨真正看见梁安琪，是在一九八九年。那年梁安琪三十九岁，进了何家的门。外头传她是跳舞的，这话不准确。她生在广东佛山，一九五零年。父亲在佛山粤剧院唱武生，南派的功夫底子，她从小就会。六八年全家到了澳门，起初在葡京的餐厅收银。后来因为会唱粤剧，调去了娱乐部，负责晚会的事。八五年，有人牵线，她去教何鸿燊跳国标舞。她跳拉丁舞，腰和胯稳得不像话，那种劲头，像是练过咏春的摇膀子。何鸿燊觉得她办事利索，手脚快。

不对，应该说，何鸿燊是欣赏她那种利索。

九一年，梁安琪进了澳娱的董事会。她提的第一个方案，是关于贵宾厅的积分。赌客输掉一百万港币，记一分。一分能换葡京酒店住一晚。攒到十分，换澳门航空的头等舱来回票。要是到了五十分，就是葡京私人会所的终身会员。这个办法用了半年，大客户们留下的时间，明显长了。

她做事有股狠劲。

九四年，她又使劲推一种东西，电子筹码。说白了，就是用带芯片的码子，换掉以前那种泥码。赌场里的空气，好像都因为这种小东西，变得不一样了。那些码子握在手里，轻飘飘的，没什么声音。

筹码里塞了加密芯片，每一枚都能追踪去向。葡京这次把赌桌、财务和保安系统的数据全连到了一块儿。底下搞技术的人当时都在抱怨，说芯片成本太高，而且物理结构上容易被拆解。梁安琪转头就飞去了深圳，找到一家以前给华为做过配套的工厂，硬是搞出了一套方案，把单枚筹码的芯片成本压到了三块港币。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蓝琼缨身上没有。蓝琼缨的路子是织网，梁安琪的路子是破局。

她们第一次正面碰上，场合很特别。不是饭局，也不是家族会议。一九九七年，澳门电讯牌照竞标现场。何鸿燊这边的代表是蓝琼缨，她的策略是联合葡萄牙电信和澳门本地的葡裔商人，基调是平稳过渡。梁安琪自己另拉了一套班子，她把李嘉诚的和记黄埔和新加坡电信拉了进来，她的标书里花了大量篇幅描述未来的4G网络蓝图。她手下的人提前半年摸清了澳门半岛地下主干光缆的走向，提交的技术文件里附了详细的管线立体剖面图。竞标当天，蓝琼缨坐在主桌，一身墨绿色旗袍，头发纹丝不乱。

梁安琪没坐主桌。她坐在靠边的位置，穿了一套灰色西装。

事情的关键不在穿着。关键在于蓝琼缨的材料还在强调延续与稳定，梁安琪的材料已经指向下一个十年的技术标准。评审团里有些人后来私下说，看到那份带立体图的管线报告时，感觉像在阅读一份军事地图。不对，应该说是工程蓝图。一种非常具体的、关于占领的蓝图。

牌照最后给了谁，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蓝琼缨会后没有任何公开表态。她只是按照既定流程，完成了所有礼节性的收尾工作。梁安琪那边已经开始和新的技术团队开会，讨论基站选址。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节奏。一种节奏讲究周全和铺垫，另一种节奏讲究切入和执行。澳门后来的变化，多少和这两种节奏的碰撞有关。电讯牌照像是一个分水岭，之前是一种玩法，之后是另一种。

芯片成本三块港币。这个数字我记得特别清楚。不是因为数字本身，而是因为它背后那种把复杂问题压缩成一个具体目标的思维方式。很多所谓的大事，拆解到最后，就是一个又一个类似三块港币的具体问题。蓝琼缨不会去管三块港币的事，她的层面不在这里。梁安琪会管，而且会飞到深圳去管。这是根本的区别。

地下光缆的走向。这个细节也挺有意思。它不属于常规商业计划书的内容，更像基础设施领域的专业情报。准备这种材料需要耐心，也需要一点非常规的手段。它透露的不是野心，是准备的程度。当你把对手认为无关紧要的、甚至看不见的细节都摆上台面时，你传递的信息就已经超越了方案本身。

九七年，澳门还在回归前夕。那种背景下，任何关于未来网络的构想都带着双重意味。一方面是商业，另一方面是某种预见。梁安琪的标书看到了后者，或者说，她选择了呈现后者。这或许不是中标唯一的原因，但肯定是让评审团无法忽略的原因。蓝琼缨的路线没有错，只是在那一天，在那个房间里，显得有点不够用。时代切换的时候，总是需要一些打破局面的东西。哪怕只是一个关于光缆走向的细节。

梁安琪坐在那排椅子上，藏蓝色衣服，耳垂上一点钻石光。评标的人问了个问题，关于中国电信。蓝琼缨接的话，提了葡萄牙的关系，想延长特许经营的时间。梁安琪站起来，打开投影仪。一段片子放出来，澳门街头，人们在马路边排队，等着装固定电话。

牌照不能光捏在手里。她对着那片光说。

可以拿它换点别的。她愿意让出公司百分之十五的股份，换内地运营商的技术支持。那次竞标后来没成，谁也没拿到。但《南华早报》的头版，登了梁安琪。

蓝琼缨回家后很安静。没有争吵，没有摔东西的声音。她做了几件事。让何超琼停掉信德集团的一些采购，先去和新加坡电信谈谈。派蓝铧缨去里斯本，把何家与葡萄牙那边的重要关系再理一遍。

她自己写了一封信，用毛笔。写给澳门电讯的前总裁，想请他当二房的顾问。信末签了名，写了顿首。信纸一角，盖了方图章。四个字：静水流深。

何超琼进公司那年，码头凌晨的空气带着铁锈味。

她从国外回来，没去写字楼，直接到了港口。天没亮透，集装箱撞击的哐当声就起来了。她在那儿数箱子，一天天听。耳朵听出了分别，电机声闷的，链条声脆的，还有嘶嘶的那种，是另一种毛病。

不对，应该说不是毛病，是状态。声音就是柜子的状态。

后来她动了驳船的主意。把自家船队的运力和别家拼在一起调度。空跑率就这么降下来了。从十趟空四趟，变成五趟空一趟。数字变动背后是船老大们抽烟嘀咕的傍晚，他们得重新算时间了。

旅游塔工程出问题的时候，塔身已经起了老高。地基监测数据往下走，施工方说要全面停工。何超琼翻出来一堆旧地图和地质档案。那地方底下是古河床，土软得像放了太久的蛋糕。她没采纳停工的方案。

工程没停。她在塔基两侧斜向打入了大量锚杆。那个画面不太像建筑加固，更像是用无数根长钉子，把一座摇摇晃晃的高塔钉在了大地上。塔接着往上长。

港口的声音和地基的数据，在她那里好像是同一种语言。一种关于物体如何站立，如何移动的语言。你得学会听。

工程按时交付了。地面沉降控制在三毫米以内。

何猷龙从加拿大回到香港是1996年。他进了新濠博企的市场部。第一份报告研究的是那些大赌客的行为模式。他用了六个月，观察两百多个高净值客户。记录他们进场的时间，偏好的赌桌，中场休息的间隔，喝的饮料，以及离场的触发点。数据汇总起来显示，多数人在连续输掉三局后会去一趟洗手间。

他在葡京酒店男洗手间第三个隔间的墙上装了面镜子。镜框里嵌了块小屏幕，循环播放新濠的开幕广告。这种对细枝末节的执着，和他父亲如出一辙。

四房的孩子里，何超盈是1991年出生的。十四岁就被送去英国读寄宿学校。十六岁暑假回澳门，梁安琪安排她到新葡京去发牌。

也不能这么说，那可能更像是一种训练。

镜子里的广告无声地闪着。一个十六岁的女孩站在赌桌后面，手指碰到崭新的扑克牌。那种触感是凉的，滑的，带着机器压印的细微纹路。她得记住复杂的派牌规则，同时保持脸上没什么表情。这活儿需要一种特别的专注，把周围所有的嘈杂和欲望都隔开，只盯着自己手里的动作。

不对，应该说，是盯着程序。

一切都按程序来。地面沉降不能超过三毫米。客人输到第三把会起身。镜框里的屏幕按时亮起。女孩在指定的年龄站到指定的位置。这些细节被看见，被记录，被纳入一个更大的运行图景里。它们本身不说明什么，但拼在一起，就成了一种风格。一种近乎苛刻的、对可控性的追求。

你很难说清这追求是从哪儿开始的。

或许是从一份长达六个月的市场报告开始。或许是从一面藏在洗手间的镜子开始。或许更早。它渗透在工程的验收标准里，也渗透在下一代人的暑期安排里。它不张扬，只是安静地存在于每一个被量化的数字和每一个被设计好的动作背后。

然后事情就这样运转下去。

何超盈的工牌挂上脖子，这事就算开始了。

她不是来参观的，排班表上有她的名字，绩效也得算她的份。头一个星期，她眼睛扫过VIP赌台，就逮住一个空子。收筹码那会儿，有那么四五分钟，台面是没人盯死的。有人把旧筹码混进去，神不知鬼不觉。这事她没往上捅。她自己琢磨了个法子，叫双人复核。筹码收回来，荷官按一次指纹，监台员再按一次，两个人都得认。弄了一个月，数目再没出过岔子。

何猷亨那边，路子不太一样。

零八年金融海啸卷过来的时候，澳门赌场的账本不好看。他想了个招，动的是葡京酒店里的钻石厅。他把那地方弄成了私人银行会所的模样。白天给那些身家厚的客人用，喝茶谈事，晚上再把赌桌摆开。连灯光他都调过。谈事的地方，光色是暖的，偏黄，照得人松懈，也容易信人。等到真要落笔签字那块地方，光就换成白的，一种不黄不白、有点冷的白，照得人脑子清楚，不容易昏头。这主意不是凭空来的。他在麻省理工啃认知科学的时候，论文里写过类似的东西。

不对，应该说，这整个思路，底子都在他那篇论文里。

这一辈的年轻人，很少把理想、奋斗这类词挂在嘴边。他们就是直接动手。蓝琼缨看事情，角度也差不多。

事情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

蓝琼缨晚年翻看的相册，里头装的不是风光合影。

那些照片的边缘都有些磨损了。

一九七二年葡京酒店奠基仪式上，她站在何鸿燊侧后方，手里那把镀金的铲子握得太用力，指节都泛白了。那不是紧张，更像是一种确认。确认自己站在那个位置上了。

一九八一年何超琼小学毕业典礼，她穿着旗袍坐在家长席第三排。腿上摊开一本公司法相关的书。周围是孩子的喧闹声，她低头看那些条款。这个画面后来被很多人解读成某种深谋远虑的象征。可能也没那么复杂，她只是觉得那段时间该学点东西。

不对，应该说，她一直觉得该学点东西。

一九九五年何猷龙出国前，一家人在谷柏道花园拍了张全家福。她的手搭在儿子肩上，无名指上的戒指很显眼。那根手指比其他手指细一圈。常年握笔留下的痕迹。她早年帮家里打理生意，记账签单都是自己来。

二零零四年黎婉华去世的消息传到多伦多时，蓝琼缨正在陪父亲养病。她没回去参加葬礼。发了一份电报，措辞很简短，表达了哀悼，提了句旧日时光，愿逝者安息。电报是按正式礼仪格式写的，每个字都斟酌过。

葬礼结束后的第二天，她约了律师到住处。

要调整何家部分信托的安排。原来二房子女持有的那些股份，挂在何鸿燊个人名下，她要求转到蓝家设立的信托基金里去管理。律师准备的文件，第一页就说明了变更的法律依据。大意是，原配婚姻关系因一方去世而终结，蓝琼缨是依循旧式礼法明媒正娶的，是当时唯一尚存的合法妻子，因此她所生子女的权益应当获得更清晰的保障。

文件用的是很专业的法律措辞，把那些复杂的人情世故都翻译成了条款。

她签完字，让佣人把相册拿过来。又翻到谷柏道花园那张。照片里她的手放在儿子肩上，戒指在阳光下反着光。看了一会儿，她把相册合上了。

2010年是个分水岭，她的健康状况在那之后急转直下。

2019年春天，澳门养和医院的报告确认了胰腺癌。

她拒绝了化疗方案，只靠靶向药维持。

每天的日程像上了发条。上午十点整吃药，五分钟的等待都嫌长，她会立刻翻开澳门日报的财经版。下午三点是和何超琼固定的视频时间，听对方汇报公司这个季度的数字。晚上七点，佣人推着轮椅带她去花园。路线是固定的，从喷泉到紫藤架，从紫藤架到那张石头凳子，最后绕到玫瑰花丛那边。花园不大，但足够她走完这一天里最后一段路。

2022年6月11号，凌晨四点多。

人是在睡梦里走的。监护仪上的数字，心跳从八十多直接归零，中间没有起伏。不对，应该说，那根线平得让人心里发空。

她早就和二房的人交代清楚了。不要设灵堂，不要发通知。人走后六个钟头内，必须火化。

何蓝琼缨六月十一号走了，七十九岁。家里人就说了几十个字，别的什么都没提。

按她自己的意思，后事处理得简单。东西分了三处放。葡京后山那条小路有一些，她以前常在那儿走。多伦多她父亲墓地边有一些。还有一些，和九九年澳门塔底下那块奠基石混在一块儿，封混凝土里了。

她大概就想这样，清清爽爽地来，清清爽爽地走。

不对，应该说，像她以前去葡京查账本那样，不留下什么多余的痕迹。

早些年葡京刚开始的时候，何鸿燊弄了几个死规矩。发牌的人得先把手掌翻过来，亮给大家看，手里是空的。这个动作后来成了行里的标准开场。

装筹码的车，隔两个钟头就得拉回金库数一遍。押运的、在台子边看着的、管账的三拨人，都得按手印，都得对得上。这是三拨人，互相盯着。

贵宾厅的茶是单独算钱的。龙井论克，普洱论泡。他是担心有人借着喝茶的名头，搞些别的勾当。这些零零碎碎的做法，后来澳门别的地方也跟着学了。也不能这么说，那可能不叫学，是规矩本身就有它的道理。

查账本和放东西，其实是同一回事。

蓝琼缨管家的办法很直接。她让每位太太的司机每天写行车记录。几点出门，去了哪里，待了多久，车上坐了谁，都要写清楚。她每星期抽查一次。她会拿葡京酒店的监控时间对着看。一九八七年，她发现三太的司机在里程数上说了假话。她没有赶走这个人。她把他调到了葡京的停车场去收停车费。工资少了差不多三分之一，但看病还能报销。

她给自己孩子定的规矩更具体。何超琼十八岁以前不能用信用卡。零花钱是一个星期给一次。拿了钱要自己手写账本，记下花了多少，剩下多少。何猷龙在国外念书的时候，一个月最少得往家里写两封信。信里必须提到当地东西卖多少钱，公交车地铁怎么坐，图书馆几点开门关门。何超凤要学钢琴，每天得练满两个钟头。但吃完晚饭，她还必须陪黎婉华听上半个小时的粤剧。这不是为了做样子给人看。这是练耳朵，要能听出调子和声音的不同。这些条条框框没印在家谱上。但它们都长到人心里去了。

二零零七年，何鸿燊摔了一跤，住进了医院。四太梁安琪白天黑夜都在病房里守着。

多伦多那边，二太每天上午十点整会往护士站拨电话。内容固定三件事。赌王醒来的时间。早上那碗粥喝了多少。有没有问起澳门的天气。护士回答完，她就说知道了。每次要挂断前，总会补一句，把窗户打开吧，他喜欢海风吹进来。这种日复一日的平静，比任何情绪宣泄都更耗费心力。

不对，应该说，更像一种精密运作的日常仪式。

很多人盯着他们家的生意版图，总以为就是葡京、新葡京、澳娱那几个庞然大物。这种看法太表面了。真正支撑那个体系的，是大量不起眼的小产业，它们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在缝隙里。

那些才是真正要紧的东西。

蓝琼缨手里攥着些东西，澳门七个地下停车场的经营权在她那儿，八十年代低价拿下的，氹仔三条主路的广告灯箱独家代理权也是她的，合同能签到2049年，她还开着三家本地印刷厂，葡京赌场的筹码标签、请柬、员工制服绣花都在这儿做，连赌场厨房的泔水处理，也包给了二房控股的环保公司。

她把一堆零碎东西连成了一个圈，停车场赚的钱养印刷厂，印刷厂的利润投到广告灯箱，广告灯箱的现金又流去填环保公司的账，这个圈自己会转，不依赖赌桌的输赢，外面风雨再大，它总有点进账，2008年金融出问题，葡京赌收跌了近一半，二房这些资产的现金流，只晃了那么一下。

何超琼后来反手买进了美高梅12%的股权，能做成这件事，底子是她母亲搭起来的这个圈，这东西像个压舱石，船怎么晃都沉不下去，梁安琪后来也用了类似的法子，2012年，四房控股了一家澳门出租车公司，表面是载客生意，底下不是，车子满城跑，哪里上客下客，数据就收起来了，在葡京门口下车次数多的车牌，自动进了另一个名单，那是潜在的贵宾库。

新葡京周边的酒店一出现集中退房，赌场那边的人手调配立刻就跟上了。

这已经不是家族内部的事务了，整个生意的运作逻辑都换了。

何鸿燊对时间的态度近乎苛刻。他办公室里摆着三座钟，分别指向不同的时区。电梯里没有手动关门键，时间到了，门自己会合上。董事会要讨论的文件，必须提前整整三天送达，过了那个点还没看，就等于你自动弃权了。

不对，应该说是失去了参与讨论的资格。

蓝琼缨把这一套用在了管教子女上。何超琼大学放暑假回到香港，每天的日程是锁死的，精确到每一刻钟。早上七点到七点一刻，是她雷打不动的跑步时间，路线会经过葡京酒店后面那条坡度不小的山路。

那条路我后来开车经过一次，确实挺陡。

时间在这里不是一种度量，更像是一种基础设施，像水电煤气一样被预先铺设好了。所有人的行动都在这套管网里流动，偏差被视作一种系统故障。赌场根据酒店退房潮调整人手，是一种基于数据反馈的即时运维。家庭日程的精密排布，则是另一种形态的日常运维。

运维这个词可能有点技术文档的味道了，但意思差不多。

从生意场到家庭内部，规则一以贯之。效率被置于人情和偶然性之上，一切波动都需要被预测，或者至少被迅速响应。那种老派的、依赖个人权威和临时决断的管理方式，在这里被拆解成了可重复、可监控的流程。

流程化本身，就是现代生意最核心的秘密。

何超琼跑过的那段山路，或许可以看作一个隐喻。那是一条设定好的、带有阻力的固定路径。她在那个精确的时段里重复这个动作，和赌场根据退房数据调整人力，在底层逻辑上共享着同一个源代码。都是对变量的压缩，对不确定性的驱逐。

源代码这个说法，可能又带出了IT圈的术语习惯。

整个系统就这样运转着，安静，高效，几乎没有多余的噪音。它不关心你是否喜欢，只确保事情能按照预定的轨道推进。时间一到，电梯门会关上，文件会失效，人手会就位，女儿会跑上那条斜坡。一切都在沉默中完成了部署和执行。

这是一种彻底的去情绪化管理。

它塑造了一种独特的景观。在外人看来，这或许是秩序的美感，或许是冰冷的控制。但站在系统内部看，这只是最基础的运行要求。就像你不会去赞叹家里的自来水龙头能按时出水，那只是一种设计好的常态。

常态一旦建立，所有非同寻常的东西，反而会显得扎眼。

所以，当外界还在用家族恩怨的戏剧化眼光打量时，内核早已切换到了另一套运行程序。争论谁对谁错，意义已经不大了。重要的是看明白，驱动这一切的，究竟是哪几行代码。

早上七点半到八点，早饭时间。深海鱼，糙米粥，无糖豆浆，菜单固定得像列车时刻表。八点半到十点，读《南华早报》，手写摘要。十点一刻到十二点，学看现金流量表，老师是葡京的财务总监。

发呆也被写进了日程。下午三点三刻到四点，去阳台，脸朝大海。这种被精确切割的生活，后来成了她的武器。二零一二年接手信德公司，三个星期，她理清了底下十七家子公司的股权关系。别人眼里是蜘蛛网，她看过去，那是地铁线路图。换乘站在哪儿，一清二楚。

何猷龙那边更绝。二零一六年谈收购，对方一直拖。他直接包下了对方公司楼下咖啡馆的一个房间。每天八点，一杯美式咖啡，准时出现。第十天，对方老板推门进来。他桌上摊着一份清单，收购案里所有的问题，列得整整齐齐，还编了号。哪个是死结，哪个能松一松，都标好了。

不对，应该说，都摆在那儿了。

那种咖啡的苦味，大概也混进了谈判的空气里。

何超琼和梁安琪，这两个名字在澳门赌业里，分量不轻。

但你细看她们做的事，里头没什么生意经。

那是一种更接近狩猎的状态，在丛林里，盯着目标，解决那些别人眼里根本无解的问题。

一九九九年，澳门回归前夕，葡京赌场有个保险库要清。

库里有八千多枚三十年代的葡萄牙金币，得运走。

海关的新规矩是，每枚金币的独立编号都得登记。

人工来做，三天三夜是起码的。

何超琼的解法是，找台点钞机来。

不对，应该说，是把点钞机改了。

让机器能识别金币上的凹凸号码，一边过，摄像头一边拍照，后台程序自动比对录入。

一天半，全数搞定，一个数字都没错。

那种效率，冰冷，精确，像台手术。

时间跳到二零零三年，非典。

赌场停了四十多天，空气里都是不确定。

重新开门，客人敢来吗。

梁安琪那边，琢磨出一套法子。

发牌员戴上了全封闭的头罩，只露眼睛。

筹码流通走特制的玻璃管道，管道里有紫外线常亮。

每张赌桌还配了独立的送风系统，空气各走各的路，互不掺和。

重新营业那天，贵宾厅里的桌子，差不多坐满了。

你看，这哪是在经营场子。

这是在极端条件下，给一个行业做外科手术，硬是续上了那口气。

她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带着一种工程师式的直接，甚至有点笨拙的实在。

没有宏大的战略宣言，就是面对具体障碍，然后拆解它。

金币编号是障碍，病毒传播是障碍。

那就用机器，用玻璃管，用头罩，用一切可用的工具，把障碍磨平。

生意场上的计算当然有，但驱动这些动作的核心，更像是一种生存本能。

在规则变化的缝隙里，在环境突变的压力下，找到那条还能走通的路。

这种能力，很难教。

它是在特定环境里，长出来的直觉。

澳门的事，外头讲得不多。

赌场生意能平稳交接，水面下的功夫，普通人看不见。

法律上，蓝琼缨是他唯一承认的妻子。那是1971年以前的老规矩了。另外两位，法律上不算。

但她没觉得这就稳了。条文是最后那条线，靠不住。

她做了安排。

一件是让孩子都拿了外头的身份。不是想跑，是留个后手。万一风向不对，人能出去。

另一件是把二房这边值钱的，都装进一个信托。管这个信托的，是一家年头很长的英国事务所。里头定了一条，以后孩子结婚离婚，该拿的钱不变。

后来她儿子办婚事，签的那份协议，厚厚一叠纸。

不对，应该说，像一本小册子那么厚。

何超琼的离婚手续在2020年办完了。

财产分割的方案，其实十年前就备好了。

蓝琼缨躺在病床上那会儿，还动手改过两次。

当妈的人有这种刚强，不哭不闹，直接把儿孙辈以后的路铺平。

赌王这一家子，最让人意外的可能是他们那种机器般的脑子。

何鸿燊把台子搭好。

几个太太各管一摊。

黎婉华那边，对接的是葡萄牙和澳门的老牌势力，她父亲是澳门有名的律师。

华商和政界那条线，蓝琼缨去走，她家里在军队和政府都有人。

家里的医疗和杂事，陈婉珍管着，她做过护士，细节上特别在意。

新技术和新市场，是梁安琪去闯，从底层爬起来的人，做事拼。

孩子们的分工，那就更细了。

何超琼手里攥着钱和船。

何猷龙的世界是代码和屏幕。

何超凤每天面对的是澳门赌场里那些实实在在的桌子、筹码，以及来来往往的人。

何超蕸负责让这个家族的名字，在必要的场合被得体地提及。

四房的年轻人玩的东西不太一样。电竞，直播，元宇宙。这些词听起来和葡京酒店里的水晶灯离得很远。

但距离是表象。

2022年，澳门赌牌重新洗牌，六张牌照，何家名下占了三个。何超琼的美高梅中国，何猷龙的新濠博亚，何超凤的澳娱综合。牌桌上是三家不同的公司，牌桌底下，股权像藤蔓一样相互缠绕。

信息在藤蔓间是流通的。客人也是。

他们共享同一套血脉写成的密码本。这或许比任何商业协议都牢靠。也不能这么说，血脉和协议，在那种地方从来就是一回事。

你看到的是分头行动，实际上是一种网格化的覆盖。老的钱，新的潮，台前的生意，幕后的手，都被这张网稳稳接住。

没有什么是真正孤立的。

博彩业的数字，娱乐场的声浪，乃至虚拟世界里的一个像素点，最终都流向同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不在地图上，在家族的资产负债表里。

这是一种很老的智慧了。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但所有篮子都编在同一根藤条上。

那根藤条，才是真正的主营业务。

手机屏幕亮起新濠的优惠推送时，输光最后一枚筹码的人刚起身离开赌桌。

坐船来澳门的客人，用攒下的积分能换澳娱旗下的酒店房间。这种兑换像呼吸一样自然，没人会特意去想空气从哪来。

蓝琼缨忙了六十年。她图的不是牌桌上的输赢。不对，应该说，她图的不是任何一张具体牌桌的输赢。她想让二房变成赌桌下面的地板，变成酒店走廊里的地毯花纹，变成兑换积分时那个不需要思考的流程。她要的是一种绕在所有事情里头的根基，但没人会抬头去找这个根基在哪。

她人不在了。谷柏道那栋房子还在，没卖。现在里头摆着几张办公桌，是个奖学金办公室，给年轻人用的。

想申请这笔钱，得交一份关于澳门小生意的观察报告。内容必须具体到让人有点意外。比如早点摊的油条为什么今天比昨天贵五毛，出租车在酒店门口排队超过二十分钟，会不会让本来想搭车的客人扭头去找电召车。

第一批拿到钱的人里，有个澳大女生。她没去观察那些光鲜的东西。她搬把椅子，坐在角落里，盯着葡京的清洁工看。看他们怎么交接班，怎么弯腰，怎么把扫帚伸到椅子底下。

她发现夜里第三个钟头，地上掉的筹码最多。那个时间点，赢钱的人开始亢奋，输钱的人已经麻木。筹码从手指缝里滑下去，他们常常感觉不到。

她的主意简单得有点笨。她在清洁工换衣服的储物间里放了几个塑料盒子，贴上纸条，请他们把捡到的筹码顺手放进去。就这么一个动作。试了三个月，丢的筹码少了快七成。

这事如果让蓝琼缨知道，她大概不会笑。她可能就点个头，脸上没什么表情。然后说，接着干吧。话里听不出是夸还是仅仅陈述一个事实。

那个塑料盒子现在还放在储物间。白色的，边角有点磨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