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被监听、垃圾被翻:凯特·温斯莱特回忆媒体侵扰的真实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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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忆自己因《泰坦尼克号》一举成名后的那段经历时,凯特·温斯莱特并没有把重点放在荣耀或成功上。她形容,当年真正扑面而来的,是持续不断、近乎失控的媒体侵入

她说,自己在20岁出头拍完泰坦尼克号时,心理状态并不稳定。电影上映后,生活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改写。她被狗仔跟踪,电话被监听,有人翻她的垃圾桶,甚至去她常去的商店打听她买了什么,只为了揣测她的饮食和身材变化。她形容那段日子“可怕”,独自一人时甚至不敢安心入睡。

这种压力并非突然出现。温斯莱特回忆,自己从小就因外形遭受负面评价,小学时被同龄人起绰号,后来在戏剧学校里被老师告知,如果想当演员,可能只能接“胖女孩”的角色。15岁到19岁之间,她反复节食,到后来几乎不怎么吃东西,状态“非常不健康”。

电影大获成功后,她开始频繁在报纸和杂志封面上看到自己的脸,却常常配着带有攻击性的称呼。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很多照片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大幅修图。她清楚记得自己盯着那些图片时的反应:那不是她的身体,不是她的样子。她不希望哪怕只有一个年轻女孩,因为那些被美化的形象而否定真实的自己。

在那段时间里,真正帮她撑下来的并不是公关策略,而是非常具体、日常的支持。朋友的陪伴、邻居送来的一碗热腾腾的意面和一小杯红酒,成为她生活里为数不多的安全感来源。她后来半开玩笑地总结,自己应对外界压力的方式无非是一顿好饭、一段聊天、一杯咖啡、一点音乐,还有身体最基本的放松

多年后,类似的侵扰再次出现。2010年,她与第二任丈夫、导演萨姆·门德斯婚姻破裂的消息曝光。她带着年幼的孩子在纽约街头被追逐,记者不断追问分开的原因。她的应对方式很简单:闭嘴、低头、往前走,把手放在孩子耳朵上,依靠朋友,继续生活。

回到当下,温斯莱特并不认为电影行业已经彻底改变。她说,关于女性创作者的表达方式,依然有很多需要被修正的地方。在执导由儿子乔·安德斯编剧的处女作Goodbye June时,她听到过一些“绝不会对男性导演说的话”,比如被提醒要对自己的选择保持自信。她对此并不买账,直言这种话本身就暴露了偏见。

如今再回看那些经历,她的态度不再是恐惧或忍耐,而是一种更直接的拒绝。她用一句带着笑意的“别说了”作为回应,像是在为当年的自己,也为后来者,划下一条清晰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