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轩：偶尔忘掉时间

2025-12-16 13:00 内地明星 2 0

“我把表给你，不是要让你记住时间，而是让你可以偶尔忘掉时间……

因为时间反正是征服不了的。

没有人真的与时间较量过。

胜利只是哲人与傻子的幻想。”

— 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

每一天都是不可复制的。步入40岁以后，黄轩越发意识到这一点。生命有限且无常，外部世界变化剧烈，他必须抓住每一个当下。

而当他进入角色的世界——他拍戏有一个习惯，从进入剧组那天开始，就会换上角色会穿的衣服，他用这种方式帮助自己入戏，彻底沉入角色的世界里。从那一刻起，一种新的时间在他身上流动起来。

人物的种子早就在心里种下

演员黄轩开始了一场即兴表演。

那是在电视剧《命悬一生》的片场，最后一场戏。他饰演的徐庆利，一个逃亡多年，顶着别人身份活着的男人，终于坐在了警察面前。真相在一轮轮审讯中向他逼近：他冒名顶替的倪向东，正是杀害包德盛的凶手。他难以置信地重复着这个事实，爆发出一阵大笑。

这个笑不在剧本的设计里，是他当下的本能反应。拍这场戏时，剧组请来了当地刑警队长按照真实的流程对他们预审，实拍时刑警队长就坐在监视器前把关，台词、表情、状态，哪里有破绽都会当场指出。这样的环境让他在意识到现实的荒诞时，自然涌现出最真实的情绪，“折腾了自己这么长时间，我在干什么？这一切都是在拿我开玩笑吗？”在他的理解里，这是混杂着自嘲、讽刺与悲怜的笑。

这场戏拍完，黄轩走出来，刑警队长对他说，我审过很多人，就是这个感觉。黄轩心里踏实了。

最初，这个剧本递到黄轩手里时，导演孙墨龙是想邀请他出演孟朝，一个谨慎、有责任感的警察。他之前演过警察，这类角色对他来说不陌生。但读完剧本，他对徐庆利“特别有感觉”，“我特别能理解他的漂泊感、破碎感。可能跟自己的经历有关系，然后我身边也有这种人”。他主动向导演提出可不可以他来演徐庆利。

寒风泠冽，神经紧绷，徐庆利身上是遭际碾压过后的苦。身陷错案，改名换姓，悬命一生。早期的倪向东则是故事里相对明亮的部分。一切尚未崩坏，摩托车，沿海公路，明晃晃的南方烈日，青年把油门拧到底，不知道伏笔早已埋伏在长路的尽头。同时饰演这两个性格、气质迥异，也与他之前荧幕形象不同的角色，是不小的挑战。但黄轩很快找到了进入的方式。人物的种子早就在心里种下了。

1995年，黄轩10岁，跟着父母从老家甘肃兰州到了广东。潮州，惠州，他们在不同城市搬迁。直到1998年，他和母亲搬到广州，在那里生活了6年。

那时候网吧刚刚兴起，不上课的时候，他跟同学跑去网吧打游戏，《帝国时代》，《红警》，都是当时最流行的。学校周围很多烧烤摊，塑料小板凳，折叠小方桌，炭炉冒着火光。他常和同学坐在那里吃烧烤。

城市的另一面是躁动、混乱与喧嚣。抢劫、打架的事不时发生。“那个时候我们叫他们‘烂仔’。”他们趿拉着人字拖，穿着紧身牛仔裤，脖子上挂着链子，身上纹着文身，染着一头黄发，嘴里永远叼着一根烟。黄轩经常见到这样的人，这个形象在他脑子里非常清晰，直到饰演倪向东，他再次将这段记忆召唤出来。

湖南、四川、江西，不同地域的人涌向广州，各种方言混杂。他也是其中的一个。生活动荡，环境陌生，语言不通，“我特别能感受到那种飘零、寄人篱下，被生活推着走的滋味”。这段经历成为他理解徐庆利，理解很多角色的入口，“那种边缘的，谋生的，闯荡的，漂泊的，孤独的人物，我非常能共情。那种气息一直在我的身体里挥之不去”。

没有一天是可复制的

采访中途，黄轩的声音有些中断。他抱歉地解释，车正在高速路上，信号不是很好。这天，他正在北京拍摄电视剧《美顺与长生》。他饰演的赵长生因一场意外受伤感染，心智停留在了6岁。这又是一次挑战，但黄轩说，他一直在寻求突破，一直在探索自己表演的边界，“只要导演敢用，我就敢演”。

他有一种紧迫感。他现在40岁，如果以60岁作为身体机能明显衰退的节点，那么剩下的“有效生命”只有20年。按照现在一年拍两部戏的节奏，这20年一晃眼就会过去。“真的是，有时候想想心里都发慌。”黄轩说。更何况，人生充满无常，“我也不知道我的生命会到哪一天”。

就在采访前一天，他收到一条消息：他的一位同学去世了。

同学和他同龄，一起从十一二岁长到十八九岁。以前同学唱歌特别好，两个人经常凑在一起模仿韩国的组合唱流行的韩国歌，跳组合的舞蹈。他们一起去网吧打游戏，互相开玩笑。毕业后，同学回了老家，他们联系变少，那份共同长大的情谊依然在那里。

几年前，“轩儿，我梦到你了。真巧，昨儿梦一次，今天中午睡午觉，又梦见你一次。想你了。” 一个月后，同学突发脑溢血。黄轩收到了同学妈妈用他手机发来的筹款信息，他赶紧汇了些钱过去。那时候，他们都期盼着他能慢慢恢复。“生命这样的无常。”黄轩说。

外部世界的高速变化更加剧了他的紧迫感。他举例：说不定两年之后，AI就颠覆世界了呢？“一切都可能变化，一切每天都在变化，很多的不确定性。没有那么多时间，没有一天是可复制的。”

这种紧迫感，让他活得比以往更加清醒，也更加真挚。“它让我更珍重生命，更珍重我拥有的一切，更珍重跟每一个人的交往。” 如果今天要和人聊天，他就要说出最真实的想法。如果要演一场戏，他就要投入全部的情感。每天不管做什么，都要保持觉知和自省。“我不要留在明天，”他说，“我能抓住的只有当下，我能抓住的只有今天。”

作为演员最好的时候

幸运，黄轩用这个词来描述他的演艺之路。“我太幸运了，”他说，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的愿望很简单，“如果能当演员，还能让我挣点钱，我能在北京生活下来，那我人生就圆满了。” 如今获得的机会和认可，早就超出了当年的预期。

演艺圈从不缺乏幸运儿，黄轩不算走得最顺的那个。在他被广泛讲述的成名故事里，有很多起伏和曲折。

他以前读的是广州舞蹈学校，临近毕业时腰受伤，被迫躺在床上养伤。这期间看了很多电影、电视剧，爱上表演。考北电和中戏失败，进了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之后是漫长的等待与沉寂。试镜落选，临时被选角，戏份被删减，电影拍完但没有上映，一个演员在拥有选择权之前可能遇到的困境，他都经历过。

直到2014年，他参演的《推拿》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黄金时代》《红高粱》相继上映和播出，他迎来事业的上升期。不同的媒体报导，属于黄轩的黄金年代开始了。从那之后，《妖猫传》《芳华》《山海情》《命悬一生》……文艺的、商业的、主旋律的，票房、收视、口碑，他都拿出了亮眼的成绩。

走到现在，他认为自己正站在一个演员最好的时间点。进入不惑之年，对自我，对情感，对关系，以及对于世界，都有了更深、更广阔的理解；演戏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塑造角色时，能有更深的洞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人物？他的核心是什么？我们要给观众看到什么？是什么打动了我？是什么让我升起了对这个人物的创作热情？我都会想得比以前更饱满一些，触及的点位会更深一点”。

去年，导演李路邀请黄轩出演《美顺与长生》。和导演聊完后，黄轩读了《美顺与长生》的原著小说。作者是北京朝阳医院推氧气瓶的一个工人，故事横跨20年，讲述在时代面前，美顺和长生如何一起成长，共同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读的时候，黄轩被人物的善良质朴，以及彼此间的温情所打动，好几次落泪。他决定接下长生这个角色。

但要演好一个心智只有6岁的成年人，并不容易。“相信我，你是最合适的，你可以演出来。”李路导演鼓励他，“你的心性是不一样的。”

开拍前，剧组在重庆的一所学校里，找到了一个智力大概六七岁的男孩，实际年龄20多岁，在工厂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和剧里的长生很像。他们把男孩接到北京玩了几天。那是男孩第一次来北京，黄轩陪着他去天安门，爬长城，逛景山公园，一起吃饭，聊天。

他观察和感受着男孩的一举一动：说话的神态，肢体，跳跃的思维方式。如果不仔细看，男孩就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但只要一交流，就会发现他身体里住着一个孩子。黄轩要把这个“孩子”装进自己的身体里，或者说，唤醒自己身体里的“小朋友”。

“我总觉得有一个老人家和一个小朋友在我的身体里。”黄轩说。“老人家”沉静思辨，“小朋友”简单幼稚。只要环境让他感到安全和松弛，那个顽皮的“小朋友”黄轩就会跑出来。“所以，这部戏我就把我的小朋友叫出来就行了。”

轻轻一推，门就开了

3月3日，40岁生日那天，黄轩正在剧组拍戏。收工时已经很晚，回酒店后，工作人员递上礼物，他切了蛋糕，就睡了。“特别平淡，”他说，“我特别怕麻烦，也特别怕给大家添麻烦。”

他不爱过生日，也不喜欢过节。记忆里，童年的节日总是伴随着忧伤，节日热闹与欢乐的氛围更加让他感到失落。长大后，他刻意把节日当成平常的一天。他记得29岁还是30岁那年的除夕，在似乎所有人都该欢聚、庆祝的日子，他一个人在酒店里，点上蜡烛，安静地度过了那天。

那时候，他还带着点和世界较劲的想法。“什么节日不节日的，那是别人定的。别人说这一天是节日，难道你就一定要开心吗？”他在一个采访里说，“你们都说今天是节日，你们都觉得应该热闹，我的潜意识里也认为这一天该热闹，但我偏不。”

现在，他进入了一种更加松弛的状态。他不需要以节日来标记时间，而是更加重视是不是每天都在做有意义的事。那些负面的情绪也已经被一点点消化，转化为表演的养分。用他的话来说，和解——“我觉得我已经跟自己和解得挺好。”

他发现，其实人越长大，会越回归自己的内心。一切都开始“随着心走”。他不再强求自己。“很多东西强求不来。一强求就拧巴。很多事我也不愿意使劲。我现在就觉得随缘是最舒服的，我舒服别人也舒服。一拧巴，就会变形。”

对于内心的创作冲动和欲望，他也有了更清醒的区分。2022年，他收到《莫斯科行动》的剧本，原本，片方想找他演另一个角色，但看完剧本后，他对反派苗青山更感兴趣，主动提出可不可以让他来演。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在电影里演过反派，片方对此也有些犹豫。一个月后，他才得到肯定的答复。收到消息的时候，他非常兴奋。“在创作层面，如果有可能性，我一定要去争取。”

但与此同时，他不会给自己设定必须接多少部戏、必须赚多少钱的目标。他相信“一切自有安排”。拍完《美顺与长生》，他也不确定自己下一部会拍什么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