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的香港演艺界之中，有不少是从广州西关走出的名人明星，如“冷面笑匠”许冠文、“歌神”许冠杰、“香港乐坛教父”顾嘉辉、“影坛常青树”胡枫、“扮嘢天王”卢海鹏等等。而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黄霑也是其中之一，他于1941年3月18日出生在广州西关，解放前夕跟随家人移居到香港深水埗。

千禧年后的华语乐坛，偶像的面孔越来越精致，旋律的编配越来越繁复，但总有一些时刻，人们会猝不及防地被一段简单到近乎质朴的旋律击中——“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这歌声里，藏着一个早已远去的、快意恩仇的江湖，也藏着一个复杂到极致的灵魂：黄霑。

他是公认的“鬼才”，一手缔造了香港流行文化的半壁江山，超过两千首作品贯穿数代人的记忆。然而，与他的惊世才华齐名的，是他同样“惊世”的做派：好酒、好色、口无遮拦。有人鄙夷他放荡不羁，视其为“风雅的流氓”；也有人激赏他真实坦率，认为他“尽识人间道”。争议从未远离他，但即便骂声最烈时，也无人能撼动他在词曲创作界泰山北斗的地位。

黄霑的一生，正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这矛盾，并非虚伪的分裂，而是一种将大雅与大俗、至情与至性、狂放与谦卑、玩世与执着，毫不掩饰地熔铸于一身的生命张力。理解他，便是理解一个时代文化精神的复杂光谱。

黄霑的矛盾性，在他早年的两段“威水史”（粤语，了不起的事）中便已埋下伏笔。第一段关于友情，对象是日后名震世界的李小龙。在喇沙书院，瘦弱的黄霑为替被欺负的弟弟出头，竟跑去与李小龙“决战”，结果不出十分钟便被打得伤痕累累。这场实力悬殊的败仗，却成了他津津乐道的资本，两人反因此成为莫逆之交。这份“输了架却赢了人”的坦荡与豪气，是他性格的原始注脚。

第二段则关于爱情，也是他一生最大的道德争议。1976年，他狂热地爱上了才女林燕妮。彼时，发妻华娃正怀着他的第三个孩子。面对发妻，他直言不讳；面对舆论滔天的“渣男”指责，他坦然承认：“我是全世界最坏的男人。” 他与林燕妮爱得轰轰烈烈，甚至请动金庸作证，在金庸府上当场求婚，收获一副嵌名佳联。然而十五年后，这段感情又以一场极其难堪的互撕告终。当友人黄永玉以“失恋后的诗意”安慰他时，他直接破口大骂：“放狗屁！失恋得都想上吊了，还有什么诗意？”

这种拒绝任何矫饰的“真”，贯穿了他对欲望的态度。他主持《今夜不设防》，翘着二郎腿与美女明星对谈，直言开节目就是为了“看不够美女”。对于外界“好色、好酒、好财”的批评，他笑着自嘲：“好色无胆，好酒无量，好钱无能。”

他甚至因醉后失态，向成龙当众下跪磕头赔罪。在一个人人习惯戴上面具的行业里，黄霑选择撕掉一切伪装，以一种惊世骇俗的“真小人”姿态，对抗着他所鄙视的“伪君子”。正如评论所言，他的放荡，实则是“以大俗对抗主流的虚伪”。

如果黄霑仅仅是一个“真性情”的浪子，那他绝不会成为一代宗师。他真正的传奇在于，能将市井的“大俗”与文化的“大雅”，完美地统合于一身，且两者都做到了极致。

在“俗”的一面，他俗得彻底，俗得坦荡。 他撰写并出版充满“屎尿屁”低级笑话的《不文集》，销量惊人。他监制并主演“不文”系列电影，银幕上那张带着猥琐坏笑的脸，与他在录音棚里严肃创作的形象判若两人。他的广告词“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将奢靡享受说得如此直白又吉祥，成为广告界的经典。这种“俗”，是他主动拥抱市井生活、解构精英架子的方式。

在“雅”的一面，他雅得深邃，雅得磅礴。 作为香港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他的古典文学功底深不可测。这种“雅”最极致的体现，便是他与作曲大师顾嘉辉组成的“辉黄”组合。这对“曲洋与刘正风”式的知音，共同撑起了香港流行文化黄金时代的音乐苍穹。

晚年的黄霑，火气愈大，常怒斥乐坛后辈歌词“狗屁不通”，慨叹“为什么没人再找我填歌词了？” 他甚至刻了一方“不信人间尽耳聋”的印章，以明心志。然而，他的反抗并非顽固执拗。在确诊肺癌后，他豁达地剃光头发，与麦嘉、罗家英做起了节目《三个光头佬》，谈笑生死。

更令人惊叹的是，在化疗的间隙，他重返香港大学，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完成了博士论文《粤语流行曲的发展与兴衰》，为其深爱的粤语歌坛留下了一份厚重的学术遗嘱。这份在生命尽头对学问的执着，与他平日的嬉笑怒骂形成了最动人的矛盾统一。

2004年11月24日，黄霑因肺癌去世，享年63岁。万人追思会上，回荡着他作词的《楚留香》：“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 这宛如他为自己写下的告别。与他反目的林燕妮冷言：“生前不珍惜，死后再歌颂太迟。” 这句话尖锐，却恰好点明了黄霑一生的境遇：一个因其复杂与真实而被同时代部分人拒斥的天才。

然而，时间是最公正的评判者。在他逝世二十周年之际，香港特区政府文化机构为其举办大型展览“沧海一声笑——黄霑”，郑重肯定他作为“香港流行文化代表人物”的贡献。展览指出，他的创作“适逢战后香港发展经历几个重要阶段，对推动香港流行文化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他的作品，早已成为香港乃至全球华人的共同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