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来得猝然，像一枚极细的针，刺破了这沉闷夏日的午后。起初是不信的，慌忙去寻，白纸黑字，却又那般确凿——她真的走了。那个在水银灯下，将中国四个最浮华的梦一一活过一遍的女子，何晴，竟以六十一岁的年纪，将自己也走成了一则令人唏嘘的传奇，一则伶人薄命的注脚。

此刻，四下里静得很。只有远处市声，隔着玻璃，嗡嗡地，像隔着一层梦的薄膜。我闭上眼，便仿佛看见许多细碎的光影，纷纷扰扰地落下来。不是雨，是比雨更轻，更易散的东西。是摄影棚里追光灯下飞舞的尘埃？是古装戏服上随着莲步轻移而漾开的珠光？还是那许多个良夜里，荧屏上她眼波流转时，一闪而过的、水银似的亮？分不清了。只觉得有些东西，确乎是消逝了，再也拢不回来了。

她生得一副好模样，是那种旧小说里用尽词藻也难描摹的标致。不是明艳逼人的，是温润的，如玉如月，光华内敛。更难得的，是她身上那股子“旧”，一股子与这喧嚣时代格格不入的安静。仿佛是宣纸上的墨迹，绢帛上的工笔，带着时光与故事打磨后的柔和光泽。导演们大约是窥见了这份特质，才不约而同地，将那些书卷里最玲珑、也最易碎的梦，交托到她手上。

于是，我们便看见了她，施施然，从四部煌煌巨著的扉页间走了出来。

先是那“金陵十二钗”正册与副册之外，一个惊鸿照影的秦可卿。她袅娜地来，又迷离地去，像一缕太虚幻境里漏出的香风，美的背后是深不见底的哀愁与宿命。她演那病榻上的凄然，眼里的雾，比葬花冢上的还要重几分。那是红楼一梦的底色，是盛宴开席前，第一声隐约的、不祥的悲音。

转瞬，她又成了《西游记》里戏弄猪八戒的怜怜。那是她少有的娇憨时光，灵动跳脱，眼里闪着恶作剧得逞的狡黠光亮，浑不似后来那些眉间锁着千古愁的角色。仿佛在提醒看客，这沉重的取经路旁，也曾有过片刻没心没肺的欢愉。

到了《三国演义》里的小乔，那份美便有了重量，是倾国之姿，是英雄帐前一抹最温柔的锋刃。周郎顾曲的英姿，需得有她的秋水双眸来映衬；赤壁的火光再烈，也烧不尽她伫立江畔那一袭白衣的怅惘。她成了那宏大叙事里，一缕不可或缺的、属于人性的、温存的呼吸。

及至《水浒传》里的李师师，一切仿佛又回来了。那是京都第一等的风流，却也是金丝笼中最寂寥的雀鸟。她与浪子燕青那一段若有还无的情愫，她于天子面前那份不卑不怯的从容，都让她超脱了一个名妓的皮囊，成了水泊梁山那曲阳刚悲歌里，一段最凄清婉转的间奏。

一个人，竟能这样从容地，涉过四片截然不同的、浩瀚的文学沧海。她不是惊涛，不是巨浪，她是一叶姿态极美的轻舟，于不同的风涛月色下，摇曳出不同的光影。她将自己融进去，成了那梦的一部分，也让那梦，因她而有了可以触及的体温与轮廓。

戏里的红颜，似乎总难逃薄命的谶语。她演尽了那些早夭的、漂泊的、心事重重的美，最后，连自己的结局，也染上了一抹相似的、苍凉的韵脚。六十一岁，对于一个演员，对于一个女人，都算不得长寿。仿佛上天也吝啬，不肯将那易碎的美，在人间多留片刻。

窗外的光，不知何时已变得昏黄，软软地瘫在地上，像一匹褪了色的旧锦。没有风，树叶都僵着。寂静忽然有了体积，沉甸甸地压在胸口。

我忽然想起《红楼梦》里，宝玉那句痴话。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何晴演过的那些女子，哪一个不是水做的呢？秦可卿是温泉，暖而惑人；怜怜是山涧，清浅活泼；小乔是江水，沉静而深；李师师是夜露，华美而凉。而她本人，大约便是那汇聚了所有水性之灵的一泓清潭，静默地映照着四个时代的月光与烽烟，最终，也像水一样，静静地蒸发了，归于太虚。

夜，终究是全然暗下来了。远处的灯火，一点一点亮起，是人间不夜的证据。而属于她的那盏灯，那盏曾在无数个夜晚，透过一方荧屏，温柔地照亮过许多人梦境边缘的灯，寂然地熄了。

一个演梦的人，终于也走入了永恒的梦境。她谢幕的姿态，想必也如她台上那般，安静，柔婉，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属于古典的哀愁。只是这一次，台下再也没有如潮的掌声与泪水，只有无边无际的、沉默的夜，为她拉上了最后的帷幕。

水归水，尘归尘。荧屏上的光影会褪色，胶卷也会老化，但有些惊鸿一瞥的形象，却因了那演绎者骨子里的魂，而得以在记忆的河流里，获得一种湿漉漉的、永恒的重生。

再见了，造梦的伶人。四场大梦已然圆满，人间，恕不远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