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范曾怀着喜悦官宣得子，却没想到亲手点燃了一场网络批斗大会。
一边是新生儿的啼哭，一边是“令人恶心”的恶评，温馨的祝福瞬间被恶毒的言语淹没。
这场针对一位87岁老人的集体攻击，早已超出了正常讨论的边界，为何善意会换来恶意？
87岁的范曾，本想在人生末梢分享一份喜悦，却意外成了一场“数字猎巫”的最新猎物。
他的个人动态，成了无数人宣泄情绪的出口，评论区俨然成了“数字断头台”。
那些带着尖刺的文字，仿佛要从屏幕里跳出来，把范曾那份初为人父的喜悦撕得粉碎！
更离谱的是，连李双江这种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被无端拖下水。
这究竟是怎么了？一件本该是祝福的家事，为何会演变成一场如此失控的网络狂欢？
当我们审视这场失控的“公审”，一个更值得警惕的问题浮出水面。
我们是在行使言论自由，还是在参与一场集体无意识的暴力？
范曾的选择自有其法律和道德的评价空间，但网络上的恶意围剿，无疑暴露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讨论，而是一场借“正义”之名，行“伤害”之实的数字狩猎。
每一个按下发送键的恶评，都像一支射向靶心的箭，不同的是，靶心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而更可悲的是，许多射手，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是温和的邻居、友善的同事。
他们只是戴上匿名的面具，就轻易地释放了内心深处的黑暗。
这就是网络暴力的第一个真相：它让普通人，变成了自己都不认识的怪物。
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温文尔雅的我们，一上网就可能变成“喷子”？
心理学家彭凯平教授提出了一个概念：“去个体化”效应。
网络就像一场盛大的化装舞会，大家都戴着面具，隐去了姓名和身份。
在这种状态下，人们摆脱了现实社会中的道德约束，感觉自己“法不责众”。
于是，平日里被压抑的情绪、被隐藏的恶意，便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范曾事件，不过是这场化装舞会上的一个片段。
一个普通人，因为分享与患病妻子的合影，就被攻击“表演式孝顺”。
一个明星，因为一张不经意的照片，就被揣测“人设崩塌”。
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我们的指尖下发生。
我们常常是那个“正义”的审判者，却很少反思：我是否也曾无意中伤害过谁？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批判范曾的“凉薄”，却对自己施加的“网络暴力”视而不见。
这是一种多么深刻的讽刺！
我们似乎总能在别人的错误中，轻易地找到道德的制高点。
却对自己的“平庸之恶”，选择性失明。
范曾一生追求自我而罔顾他人，与网民在网络上“审判”他人而罔顾伤害，本质上源于同一种困境：同理心的缺失。
如果说“去个体化”是网络暴力的心理机制，那它的社会根源又是什么？
答案可能藏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成功学”毒素里。
整个社会都在过度推崇一种单一的成功标准：才华、财富、名望。
为了达到这个成功，范曾可以抛弃妻子，罔顾伦理。
而为了捍卫这个成功的“纯洁性”，网民们则可以肆意攻击任何一个“不完美”的公众人物。
你看，范曾的“自我中心”和网民的“自我中心”，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一个是追求个人自由的极致，一个是行使“正义”的极致。
但他们都忽略了同一个东西：对他人主体性的尊重和悲悯。
这种“同理心赤字”，正在我们的社会中蔓延。
对比德国，他们的《网络执行法》对平台责任的要求极其严格。
在德国，网络暴力受害者维权成功的概率远高于我们。
这说明，技术的赋权，如果没有制度的缰绳和文化的自觉，就会变成一头失控的猛兽。
而长期暴露在这种戾气循环中，整个社会的信任感都会被侵蚀。
我们一边享受着技术带来的便利，一边却在制造一个更加冷漠、更加充满敌意的数字世界。
面对这种困境，简单的道德谴责已毫无意义。
我们需要的，是从“审判他者”转向“诊断自我”的视角转换。
范曾的事件，更像是一面镜子，照见的不仅是他的选择，更是我们自己的影子。
下一次，当你准备敲下一段刻薄的评论时，不妨先停顿一下。
问问自己：我是在表达观点，还是在宣泄情绪？
我是在捍卫正义，还是在享受伤害他人的快感？
国家层面，最高法等部门已经出台了惩治网络暴力的指导意见，法律的缰绳正在收紧。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立法”。
建立一套网络发言的“三原则”：区分事实与观点，就事论事不人身攻击，思考言论的公共影响。
数字时代的自由，从来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而是知道什么不该说，并有能力克制自己不说。
这才是真正的成熟，也是文明最坚实的底色。
范曾画了一辈子的钟馗捉鬼，或许，我们每个人也该在心里画一个钟馗。
这个钟馗是我们内心的道德准则，是我们自我约束的力量。
我们要在心里构建起一个强大的钟馗，去捕捉和战胜自己心中的“鬼”。
让自己的心灵变得更加纯净和强大，从而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和自信。
范曾的故事，与其说是一场家事，不如说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数字时代我们每个人的影子。
技术的进步不会自动带来文明的进步，自由的放大需要以悲悯的克制为前提。
下一次，当你的手指悬停在评论按钮上时，请先问问自己：我是在表达，还是在施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