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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非说郭德纲的相声是高雅艺术，估计老郭自己都老脸一红。

所谓的“大俗即大雅”，不过说一种辩证法式的和稀泥。这种句式往往貌似让人眼前一亮，其实仔细一想根本经不起推敲——俗就是俗，雅就是雅，大俗大雅是什么鬼？你是怎么辩证的？

高雅和通俗当然是有标准的，并非个体的主观感受。

高雅是形而上的，它关注人类社会的深层问题，激发人们关于自身存在的深度思考，比如《红楼梦》、《百年孤独》等；

而通俗则以功能性为目的，让人娱乐和放松，它并不追寻人类社会的深层问题，比如《鬼吹灯》、金庸小说等。

高雅艺术当然要比通俗艺术高级，因为形而上思考指向的是人类社会的终极问题——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生存困境等等。人们之所以创造出“大俗大雅”，不过是一种阿q式的自我安抚：凭什么我读《霸道总裁爱上离婚带娃的我》就比读《百年孤独》低级？

其实就是低级，因为你记不住《百年孤独》里的人名。

浅浅的诗歌就是不如艾略特的诗歌高级，因为一个满纸屎尿屁，一个追随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如果你昧著良心说浅浅和艾略特一样，这话浅浅自己都不敢接。

叔本华说，黑格尔读宫廷香艳小说而自己读荷马史诗，所以黑哥很low。

叔本华是对的，荷马史诗就是比黑哥热爱的香艳小说高级，这没什么好洗的。

高雅和通俗之所以有高低之分，因为追求的精神深度不同。但这并不代表通俗作品是垃圾，只是它肩负的功能不同。通俗艺术满足多数人的娱乐需求，这是它存在的意义，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读懂红楼梦的满纸隐喻，不是所有人都能记住百年孤独的人名。

比通俗作品还要再低一个档次的，就是所谓的“低俗”。比如屎尿屁横流的《美国派》，部分二人转和小品，还有郭德纲的相声。

低俗和通俗的区别是，通俗虽然并不指向人类社会的深层问题，却不会刻意侮辱和伤害他人。而低俗作品则会通过刻意的侮辱和伤害达到商业目的，这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不伤害原则。

郭德纲的相声充满了这种“刻意的侮辱和伤害”——讽刺残疾人，贬损他人生理缺陷，嘲讽他人的胖、丑、矮、矬……所谓的笑料和包袱，不过是骂聋子，踹瘸子，给于谦当爹，蹭于谦媳妇。

所以，郭德纲的相声，艺术水平其实和云南民歌“老司机带带我阿妹给你摸”不相上下，艺术水准基本停留在《十八摸》的高度。

如果你认为《十八摸》也是高雅艺术，那我们就没得谈了。

2

郭德纲的相声有两大经典梗——给于谦当爹，偷于谦媳妇。这两个梗撑起了郭德纲相声的所有剧情。

给人当爹为什么会引人发笑呢？这很不合乎逻辑。在现代社会，伦理关系仅仅是一种血缘或法律关系，代表一种义务或亲人间的相对位置。如果一个人明明不是别人的爹却偏说自己是爹，其实一点也不好笑，它之所以引人发笑是因为背后隐晦的暗示——如果我是你爹，那么“我”就睡过你妈。

所以，当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和你的母亲有染。至此，郭德纲的第一大梗“给于谦当爹”就和第二大梗“偷于谦媳妇”殊途同归：“我”不但和你母亲有染，还和你媳妇有染。

而在任何文明社会，暗示自己和对方的女性亲人有染，都是一种侮辱——暗示女性水性杨花，侮辱他人的身体和人格。

郭德纲的相声之所以是“三俗”，因为他的“前现代伦理梗”违背了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不伤害、不侮辱原则。无论什么艺术形式，嘲笑他人的外貌，侮辱他人的人格，伤害他人的感情，都可是低俗作品。

一种艺术是否低俗，和表现形式无关，和价值观有关。不管是相声还是二人转，创作者都应该自觉抵制这种违背现代文明的表达，不以伤害和羞辱他人为乐。

更不能理直气壮地认为，因为我是相声、我是二人转，所以就必须要羞辱他人、贬损他人，不这么做就无法继承传统……这是一种逻辑耍流氓——任何艺术创作都应该追随文明的脉搏，对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和糟粕的部分做出扬弃。

裹脚和阉割进宫上班也是一种传统，你怎么不继承？

有人说，不给人当爹，不偷人媳妇，不学脑溢血患者走路，相声还怎么讽刺？二人转还怎么搞笑？

如果你看过《辛普森一家》，就不会问出这种问题。这部能把人笑出前列腺炎的动画片，虽然也有屎尿屁的段子，但主要讽刺荒诞的政治和愚蠢的世界。在艺术创作中，你可以讽刺黑暗，讽刺荒诞，讽刺愚蠢，讽刺人的“后天道德沦陷”，但不能讽刺“先天不可改变的缺陷”，因为那些东西，你讽刺了也改变不了。

文艺创作的首要任务是思考人与社会的关系，批判体制对人的压迫，为普通人带来更多的思考和自由，从来不是拿着“前现代的伦理包袱”当成笑料，给人当爹，蹭人媳妇，嘲笑他人的身体缺陷。

因为笑过之后，毫无营养！

3

批评了这么多，是要呼吁禁止郭德纲的三俗吗？

恰恰相反，我更想说的是，就算郭德纲这种三俗也有存在的权利。

一种三俗文化，不使用纳税人的资金，不占用公共资源，在私人剧场自负盈亏演出，那么三俗也是他的自由。

在私人领域，自由是唯一的标准——你可以有堕落的自由，三俗的自由，甚至观念歧视的自由……这都是你的权利。我可以看不惯你的三俗，但我不能否认你拥有这种“普遍的权利”。

意思是，我旗帜鲜明批判他的内容，但坚定捍卫它的权利。

只是从文明的角度来说，观念歧视的自由只限于“人可以后天改变的部分”：比如道德、人格、品行等等，而不能包含“人先天不可改变的缺陷”，比如残障、肤色、高矮胖瘦等等。

对“后天道德”的歧视可以提升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准，而对“先天不可改变的歧视”除了对他人造成伤害没有任何意义，也违背了自由主义“不伤害”的原则，这也是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都杜绝“先天歧视”的原因。

如果你坚持自己有“先天歧视”的自由，那么就要承担这种歧视的代价——你歧视他人，也要接受他人对你的歧视。而不能认为你歧视他人是“艺术”，而他人批评你low就是“不懂艺术”。

如果郭德纲的三俗是自由，那么我的批评也应该是自由的。

批评与被批评之所以都是自由的，因为民间的批评并没有附加强制性的惩罚，比如封杀、禁演、罚款等等。民间的批评仅仅属于价值观的博弈——在任何一个健康社会，价值观都是在自由博弈中成长的，唯有如此，人们才会走向真正的自由选择。

唯一不具备这种批评资格的恰恰是利维坦。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利维坦本身是不能有自己的价值观的，它只能是社会价值观（普遍意志）的捍卫者，一个执行普遍意志（法律）的“工具人”。因为利维坦手握公权力，它的任何价值观都会导致“强制”的发生，而一切观念的“强制”都会导致自由的消失。

美国之所以不设立国家媒体，正是基于这种思考——利维坦不可以有自己的价值观，它存在的唯一目的是捍卫社会的价值观（普遍意志）。

所以，和郭德纲的三俗相比，禁止“三俗”更需要警惕。它用公权击穿了私权，以公域混淆了私域，用利维坦的意志践踏了普遍意志，把权力延伸到了私人领域。而捍卫私人领域的自由是最后的红线，这个红线一旦被击穿，权力就可以畅通无阻，自由必然就会被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