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那个秋天，当我的写真集刚出版的时候，整个网络都炸开了锅。

那是一个普通的秋日午后，我在广州的工作室里接到出版社的电话。电话里传来兴奋又紧张的声音："汤加丽，你火了！网上的搜索量几个小时就破了两亿。"

我放下电话，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熙熙攘攘的街道。那一刻我知道，我的人生从此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

我叫汤加丽，1976年出生在合肥的一个警察家庭。小时候的我就像是个不安分的孩子，总是喜欢摆弄各种姿势，模仿电视里的演员和舞蹈演员。

九岁那年，我进入了安徽省体操队。每天清晨五点半，当别的孩子还在温暖的被窝里做着美梦时，我已经在训练馆里挥汗如雨。那些日子虽然辛苦，但身体的柔韧性和协调性得到了极大的锻炼，为我后来的舞蹈之路奠定了基础。

十三岁的时候，我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转学舞蹈。当时的我觉得体操虽然也很美，但舞蹈更能表达内心的情感。母亲起初有些担心，毕竟那个年代人们对舞蹈演员的职业认知还很模糊。

十五岁，我考入了安徽省艺术学校。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专业的艺术教育，也是我人生轨迹开始清晰的起点。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警察家庭背景对我的性格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父亲是个严肃的人，他希望我能走一条安稳的道路，比如像他一样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但母亲却默默地支持着我的艺术梦想，她会在深夜为我缝制演出服，会在我受挫时给我温暖的拥抱。

这种家庭氛围让我从小就学会了在规则与自由之间寻找平衡。我既有着严格的自律精神，又保持着对美的渴望和追求。这种矛盾的性格特质，或许正是后来我能勇敢面对争议的精神源泉。

1993年，我考入了北京舞蹈学院。离开家乡的那一刻，我满怀憧憬，以为终于可以在艺术的殿堂里自由翱翔。在北京的日子里，我努力学习各种舞蹈技巧，参加学校的各类演出。

后来我也参演了一些影视作品，比如《康熙王朝》这样的大制作。但说实话，那些角色都是配角，戏份不多，更像是我为了维持生计而做的兼职工作。

真正改变我人生的，是与摄影师张旭龙的合作。那时我已经结婚了，丈夫叫沈东。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平淡而温馨，但总觉得缺少一些什么。

当张旭龙找到我，提出拍摄人体艺术写真的想法时，我的内心经历了激烈的斗争。我反复问自己：这是艺术还是暴露？这是勇敢还是冲动？

最终，我对纯粹艺术表达的渴望战胜了世俗的眼光。我们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拍摄，用了800多卷胶卷，拍了上千张照片。每一次拍摄，我都把它们当作一次艺术的探索和心灵的释放。

2002年秋天，写真集正式出版了。那本书的封面只留下了一双舞鞋，象征着我对舞蹈艺术的初心。

书刚上市就被抢购一空，首印的一万册几个小时就售罄了。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争议和讨论。有人称赞这是艺术的突破，有人说这是伤风败俗。

最让我痛苦的是家人的反应。我的父亲，那个在当地很有威望的刑警，因为无法接受女儿的"大胆"举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拒绝见我。每次想起他失望的眼神，我的心就像被刀割一样疼。

我的前夫沈东也无法理解我的选择。我们的关系因为这件事变得越来越紧张，最终在2007年走向了离婚。那段时间，我真的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在争议的风暴中心，我的内心经历了复杂的变化。有时候我会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有时候我会被外界的质疑声搞得夜不能寐。

但我渐渐明白，真正的艺术从来不是讨好所有人的。当你选择走一条与众不同的路时，就必须承受相应的代价。那些在镜头前展现真实自我的时刻，让我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内心平静。

我开始学会在喧嚣中保持清醒，在争议中坚持自我。艺术对我来说，从来不是炒作，也不是低俗，而是我内心最真实的表达方式。

脱下的衣服可以再穿上，但被误解的勇气却难能可贵。这句话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心里。

现在的我已经淡出了公众视野，转向了舞蹈教育事业。在广州，我开办了自己的舞蹈培训班，教授孩子们舞蹈技巧。看着那些天真烂漫的小面孔，我感受到了久违的宁静。

我想对大家说，每个人都会面临选择，有时这些选择会让我们承受非议和孤独。但只要内心足够强大，时间终会证明一切。我选择了风暴，也学会了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