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挣扎中寻求定位

1925年全年，黄柳霜只拍了一部电影，前途似乎变得黯淡起来。她分析了自己的处境，作为电影演员，她有三个比较大难以克服的障碍。

首先，公司给的电影角色往往让她展示和证明美国社会对华人的刻板印象。要么是无限奉献的蝴蝶夫人，要么是意图谋害白人的邪恶女性。其次，美国电影中东方女性经常由白人演员主演，甚至已经习惯了不用华人演员。当然，白人演员需要通过特殊的化妆来接近黄种人的外貌，这项技术称为黄面孔。

美国戏剧家黄哲伦曾经排过一出有名的戏《黄面孔》，讽刺了这种现象。剧情发生在90年代的百老汇，可见这一传统的顽固。即使有黄柳霜这样现成的华人演员，电影公司仍然会选择白人演员。电影公司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照顾票房，也有迎合观众习惯的考虑。后来，甚至出现了黄柳霜因为太东方而不能主演华人角色的奇怪现象。

第三，由于美国电影法规的限制，不同种族之间在电影上不能出现亲密镜头。这意味着在剧情片中黄柳霜很少有机会担任主角，《海逝》是极少的例外。她只能担任配角或其他支持性角色。不挑角色是演员的修养，但停留在边缘性角色肯定不是黄柳霜能力的反映。

有些演员喜欢深居简出，黄柳霜愿意和观众接触。拍片任务减少之后，黄柳霜开始尝试舞台表演，丰富自己的演出经验。拍电影时，演员声音不重要。舞台演出不同，演员要开口说话，控制发音，这些经验对她未来的职业发展很有用。

1925年初，黄柳霜和一批好莱坞默片明星组团在美国巡回演出。她基本上没有舞台演出经验，也没听说有多少培训。好在她很年轻，学习速度快，临时学了一些表演技巧，唱歌跳舞勉强能够应付。

演出过程不顺利，他们受到经纪人的欺骗，甚至一度被扣压。明星走穴没有预想那样容易，一行人狼狈回到好莱坞。这是一段宝贵的经历，黄柳霜学习了如何与地方上的剧场经理甚至黑恶势力打交道，如何在现场调动观众的情绪。在未来的演艺生涯中，黄柳霜将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巡回演出。现场演出为她带来了可预期的收入，不必完全依靠电影片酬，话剧演出还可以提高她在演艺界的声望。

从黄柳霜后来的经历看，1924~1925年是她的演艺生涯定义之年。Flapper生活方式，横跨电影和舞台的表演能力，观察和顺应市场需求，尝试多样化的收入来源。黄柳霜的收入主要是两个部分，拍摄电影的片酬和个人IP巡回演出的收入。其他的收入也有一些，但不稳定，比如百老汇演出、广播节目和演艺界的共同活动。商业代言或出席商务活动的记录非常少，也没有sugar daddy。终其一生，黄柳霜始终是一个自力的孤勇者。

1926年，黄柳霜认识到，《巴格达窃贼》固然为自己带来热度，但她的星途仍然没有保障，在事业上算是遭遇了一段挫折。此时，她的父亲黄三盛越来越担心未婚女儿独立在外生活可能引起议论，如果她愿意回家住，至少可以知道她的生活内容。作为父亲，他也需要考虑其他几位女儿的婚姻。

黄柳霜和父亲达成和解。黄三盛在洗衣店后面的院子里为她专门盖了一处房子。她可以在这处房子里接待访客和记者，不用再和其他兄弟姐妹挤在一起。不知道建房费用是谁出的，不过黄家从黄柳霜之后的子女，个个都上了大学。

住进洗衣店的房子后，黄柳霜向记者解释说，许多人不喜欢洗衣店，但她没有问题，洗衣店也为她不稳定的表演收入提供了经济缓冲。这一年，她出演了四部影片，都是在开场时简短介入剧情，和主线无关。电影公司希望吸引黄柳霜的影迷买票入场，而实际上不给她更多的表演时间。她的周工资慢慢涨到250元，比起明星们3000美元周薪仍然很少。

第一个间隔年：好莱坞演员的逆向全球化

上世纪20年代，全球电影市场的竞争主要在欧洲制片公司和美国制片公司之间展开。好莱坞崛起之后，欧洲电影工业很羡慕，希望复制它的成功模式。他们联合多个国家的电影公司建立跨国合作，增加投资，同时也考虑引进好莱坞特有的资源。

黄柳霜在美国虽然出名，但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职业规划，只能在电影中扮演一些无关主题的小角色，显然是遭遇了职业天花板。欧洲电影公司和好莱坞有很多合作，他们知道黄柳霜的处境。

在欧洲电影公司看来，黄柳霜已经有一定的国际知名度。她出演了20部电影，经过了市场考验。当时很多电影黄柳霜出镜时间很短，可是在电影院海报上她占有突出的地位，剧院老板很清楚观众在为谁买票。

和其他电影明星相比，她的演出价格非常低，这是可以利用的廉价资产。过去主要是好莱坞引进欧洲演员，引进黄柳霜属于反向外包。从美国市场收购低估值资产，失败了损失也不大。与美国相比，欧洲华人数量很少，电影市场上没有出现像黄柳霜这样的演员。也不大可能专门培养。

从西方对东方的想象来看，欧洲和美国并没有很大的差别。因此，欧洲电影公司使用黄柳霜拍片有机会取得成功。欧洲市场的另一个优点是没有像美国这样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对亚洲演员在表演上的限制会少一些。

黄柳霜这一次的伯乐是德国导演Richard Eichberg，他向黄柳霜提供了拍摄五部电影的合约。实际上是三部电影，有一部电影因为市场的考虑需要按不同国家拍摄三个版本，在英国、德国、法国分别制作。黄柳霜回忆说，这份合约给出的条件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她无法拒绝。

当她同周围的人商量时，却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好莱坞是世界电影潮流的引导者，很多欧洲的演员来到这里寻找机会。欧洲市场规模小，竞争激烈，前往欧洲等于在电影市场上逆势而行，黄柳霜面临着职业规划上的一个重大选择。

反对意见当然是有道理的，年轻演员应当选择潮流所在的地方发展，就像中国年轻人选择北上广一样。1927年，黄柳霜拍了8部电影，虽然都不是主演，收入还是不错的，留在美国说不定也有机会。但是反对者忽略了欧洲的一项优点，欧洲电影环境相对宽松，它的东方主义想象空间更大一些，这也意味着黄柳霜可以更加自由地展示自己的东方性。

另外，黄柳霜的形象是好莱坞打造的，她本人并不满意。换一个陌生的地方，有机会建立一个新的形象。黄柳霜从1921年开始出现在演员表上，之后就是《海逝》。到了这个时候，她的电影生涯已经差不多有7年，也需要过一个间隔年。

黄柳霜对欧洲完全不了解，她唯一的出国经历是墨西哥。凭借直觉，加上身为Flapper的自然逻辑，到更热闹、更能获得展示机会的地方去，黄柳霜决定接受欧洲电影公司的合约，前往德国。黄三盛不放心，让大女儿Lulu陪同前往。1928年4月，黄柳霜到达柏林。Eichberg为她安排了语言教师，每天8个小时学习德语，后来又学习了法语。作为高中肄业生的黄柳霜在欧洲电影公司被迫学习了两种新语言，听上去有点奇怪。

一战之后，德国进入不稳定的魏玛共和国时期。原有的社会规范受到破坏，令人窒息的纳粹党还没有上台，思想自由，柏林成为欧洲的时尚中心之一。2021年上映的德国电影《法比安》介绍了这一时期的柏林（豆瓣8.6，这部禁片拍出了一代人的爱与死

）。作为美国时髦女郎，黄柳霜在德国受到意外的欢迎。在德国电影界看来，黄柳霜的到来是对德国电影制作能力的肯定。她身上所散发的东方性，在柏林这样的大都市中受到追捧。刚到德国，她就吸引了著名摄影师为她拍照。不会德语没关系，身体影象与大众的沟通比语言效率更高。

柏林的华人社区很小，可能只有几百人，中餐馆只有一家，大家都会到那里。一次吃饭的时候，她见到了中国著名记者戈公振。两人无法沟通，只能借助字典另约时间交谈。戈公振后来在《生活》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采访，在这篇报道中，黄柳霜的形象比较正面，她认同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希望学习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的情况。

之前黄柳霜的消息主要出现在《良友》画报这类娱乐性媒体，戈公振是大记者，影响比较好。这次报道反映出黄柳霜作为创业者对市场推广的敏感，电影公司当然有它们的推广渠道，黄柳霜不满足于电影公司的安排，能够抓住与戈公振见面的机会。

黄柳霜很注重和记者的交往。比如每年给记者发圣诞贺卡时会考虑提供一些报道线索，争取获得曝光。1931年和1932年，《洛杉矶时报》的Alma Whitaker将收到的贺卡写进专栏里。1934年，黄柳霜聘请专人将欧洲巡回表演作为背景设计圣诞贺卡，表现她在巴黎和伦敦工作生活的场景。

在德国期间，黄柳霜媒体活动的高光时刻是接受大思想家本雅明的采访，时间是在1928年6月。本雅明采访文章的标题是“与黄柳霜的谈话：来自美国西部的中国风”（上图）。在这篇文章中，本雅明将黄柳霜看作当时欧洲兴起的世界主义象征。

黄柳霜受到本雅明的关注是因为身处欧洲比她在美国的时候更具特异性。她是华人，来自东方，却表现出典型的美国文化特征。对德语和法语的掌握让她在欧洲更有人缘，获得更大程度的接纳。这是欧洲之行给她带来的一项特别的好处。在美国，她的身份缺乏特异性，很难想像知名作家会采访她。

在本雅明采访时有一个场景，黄柳霜在谈话的某个阶段解开自己的头发。传记作者大都会介绍这个细节，可是又有些不好意思，担心引发误解。黄柳霜的头发从她当服装模特开始就是一个话题，是她个人公共形象的一部分。这个场景看来就像是论语中的“子见南子”，是由电影公司设计的公关安排。《单读》刊登本雅明文章翻译链接如下

欧洲经验中的新角度和启发是她在美国无法获得的，黄柳霜不只是将好莱坞的经验转移到新市场，沿用原有的技术能力。相反，欧洲之行是她基于他人的观察反思自我形象，重建自我价值的一个过程。比如，在美国，很难想像本雅明这个级别的学者会对她产生兴趣。中国精英对她的态度最好的也只是视而不见（比如鲁迅），而只要提到她，除了贬损之外不会有赞扬。对于黄柳霜，与本雅明的交流能够提升她对自身东方性的反思，主动运用这项特性谋取职业利益。

比如，她的照片签名通常在名字前会写上Orientally Yours。她坚持用中文签名，以提高辨识度。前面加上Orientally Yours，不光有辨识，还带上思考的色彩。这样的签名方式不知道她是如何想出来的，也不知道这个签名的具体含义。有可能是一种讽刺的态度，因为她并不是对方所理解的东方人。当然也可能只是单纯为了给人留下印象。无论如何，这是一种有意的处理，的确能够获得差异化的形象，体现出她对自己在他人眼中东方性的理解和运用。

在德国期间，黄柳霜和德国电影演员有许多交往。美联社记者曾经拍到一张很出名的照片，是黄柳霜与玛琳·戴德丽和莱尼·里芬施塔尔三人的合影。当时，黄柳霜的知名度是三人中最高的。之后，三个人的命运走向不同方向。玛琳·戴德丽离开德国，成为好莱坞一线明星。莱尼·里芬施塔尔改行当导演，为纳粹党拍摄了《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开启党代会、阅兵式和奥运会的纪录片模式，成为一代宗师。和她们相比，黄柳霜明显受到更多环境制约，星途坎坷。

《唐人街繁华梦》和英国口音

除了在德国，黄柳霜在在法国和英国也分别拍摄了电影。1929年上映的《唐人街繁华梦》是黄柳霜的代表作，这部影片在英国电影史上有特殊地位。女一号是Gilda Gray，好莱坞最红的演员，以舞蹈著称。

剧情大意是伦敦Piccadilly大街上的一家夜总会双人舞非常出色，男舞蹈演员喜欢女一号舞蹈演员Gilda Gray，但Gilda Gray喜欢老板，男演员愤怒退出。Gilda Gray独立演出，效果不佳，客人流失。

俱乐部后厨有一位华人女孩秀秀喜欢跳舞，经常给工作人员表演。老板想让秀秀试试演出。没想到秀秀提出不少条件，老板一一答应。秀秀演出十分成功，成了夜总会的明星。她和老板发生感情，Gilda Gray找到秀秀请她离开，秀秀拒绝。Gilda Gray将手枪掉在秀秀住处，秀秀后来被人用这把手枪杀死，老板和Gilda Gray都有嫌疑。

这部电影仍然表现出刻板印象，华人女性耍阴谋，不是善良之辈，依靠白人老板获得职业成功和社会地位。优点是没有简单化和脸谱化，导演像范朋克一样发现了黄柳霜身上亦正亦邪的一面，使秀秀这个人物呈现出性格上的复杂性。

比如首场演出成功后，秀秀立刻安排人给Gilda Gray送花，表示自己不会威胁她的主角地位。随着地位提升，秀秀的姿态发生了改变。两人之间有一场对话。Gilda Gray要求秀秀离开老板，秀秀说，你是想让我把你看不住的东西还给你吗？Gilda Gray又说，他年纪太大了。秀秀回答说，他的年纪不大，是你的年纪太大了。两位演员的年纪实际上差不多，黄柳霜24岁，Gilda Gray 28岁。

电影上的华人女性往往性格单一，要么一味牺牲，要么邪恶害人。秀秀是历史上第一个表现出复杂性格的华人女性角色。虽然她在影片中的总体形象并不是正面人物，但她和Gilda Gray的互动表现出华人女性与白人正面竞争的场景。在剧情中，秀秀更年轻，更有才华，也更有心计。

秀秀来自唐人街，社会地位不高。但她是一个有主意有野心，能够抓住机会和掌控环境的人物。她可以操纵白人老板、顾客、同行、华人男友，这一角色与作为剧情背景的白人和男性群体表现出一种平等相处的感受。

《唐人街繁华梦》结束后，黄柳霜受邀在英国话剧《灰阑记》中扮演女主角。这部戏是根据同名元杂剧改编的，其中的主要桥段来自所罗门王断案。两位女性都自称是一名儿童的亲生母亲，所罗门王让她们从两个方向拉拽儿童，先放手者为亲生母亲。

黄柳霜不是专业话剧演员，请她主演完全是为了票房。据说黄柳霜要求的报酬很高，是伦敦西区演员从未获得过的。扮演男一号中国皇帝的是当时还不出名的劳伦斯·奥利弗，这次合作成为日后黄柳霜的一项重要谈资。话剧选在《唐人街繁花梦》上映之后公演，可以利用黄柳霜的知名度。

《灰阑记》上演后反响平平，主要原因是剧本平庸，它是从法语转译过来的，和元杂剧原始剧本相差很远，导致剧情脱离现实。话剧上演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意外的插曲，黄柳霜的口音引发了记者的关注，出现了许多批评报道。

来看剧的观众基本上都在银幕上看到过黄柳霜，可是没有人亲耳听到她的声音。在多数人的想象中，她是中国人，应当有亚洲口音。然而在舞台上，黄柳霜出场后，一开口却是纯正的加州口音，让期待东方神秘主义的记者感到吃惊，有一种受欺骗的感觉。

应当说，这是制作方的问题，在排演时也没有人预先想到观众的期望。黄柳霜没有戏剧表演经验，纯粹是凭借名气而出演女一号，可能让媒体觉得不公平。记者们对黄柳霜的口音进行了大量的嘲讽，的确代表了一部分观众的看法。

黄柳霜决定请一位语音教师专门帮助她纠正发音，最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英式口音。当时她可能没有意识到，由于英国媒体抵制而被迫学习英式口音对她的职业会有怎样的帮助。电影行业正在快速从默片转向有声片，默片时代的一批明星无法适应这一转变，被迫退出电影表演。情况有点像我们在诺和诺德案例

中所谈到的，胰岛素发现后，过去采用饥饿疗法的明星医生突然没用了。

跨越行业变革并不容易，阮玲玉悲剧的背景之一就是无法适应有声片时代。卓别林因为担心观众不接受自己的声音，直到1940年才拍摄了第一部有声片。黄柳霜的声音条件不算好，《灰阑记》遭遇的风波让她意识到观众很在意演员的声音表达，及时采取措施。

因为口音难听被别人说三道四，黄柳霜心里面很不痛快。演出季结束后，制作方举办了一场午宴招待记者。黄柳霜在发言时先是感谢记者的善意，然后主动谈起口音问题。她说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的舞台剧，重要的是中国口音是否纯正，而不是英国口音。然后她宣布自己将做一段演讲，请记者们听听她是不是有纽约口音或好莱坞口音。大家打起精神准备挑剔，结果她用粤语讲了一段中文。没有人听得懂，当然也就无法评论。通过化解尴尬话题，她展现出自己的性格和幽默感。

《灰阑记》的市场失败无意中启发了一位中国剧作家，熊式一。后来熊式一曾经评价说，这部剧投资不少，请来黄柳霜出演，有明星号召力，服装布景都不错，制作团队也很有名气。花了那么大的力气，票房仍然不理想，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剧本设计错误。

《灰阑记》是100年前翻译的，中间还经过一次转译，和元代剧本已经有了距离。为了表示剧本是正宗的，英国制作方保留了翻译剧本特点。然而中国戏剧语言表达和英国观众的欣赏习惯相差实在太远，如果不能感染观众，再正宗的剧本也是没有用的。熊式一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戏剧要想在英国获得成功，靠翻译恐怕不行。在英国上演中国古代戏剧只能借用大纲，还要去掉其中难以理解的部分。

按照这一思路，熊式一着手进行中国戏剧改编。他考虑过三部戏，玉堂春、祝英台和红鬃烈马。玉堂春主角是风尘女子，在英国上演一定会被批评为辱华（如果外国人到中国买票看就不算辱华）。祝英台过于文艺化，难以传达其中的微妙。最后，他选择了红鬃烈马。这是薛仁贵和王宝钏的故事，情节曲折动人，英国观众容易理解。

熊式一以红鬃烈马为背景改编的戏剧《王宝川》在英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一共演出了600场。后来，这部戏在百老汇也很受欢迎，上演了数百场，黄柳霜还演过简化版。熊式一凭借《王宝川》在西方获得盛誉，成为最著名的中国戏剧家。

1945年，陈寅恪曾经赠诗熊式一，“海外林熊各擅场，卢前王后费评量”，林熊分别指林语堂和熊式一。1935年，梅兰芳访问伦敦，黄柳霜、梅兰芳和熊式一有合影。海外华人之间通常很难形成有效的合作，黄柳霜和熊式一之间的往来看来仅限于社交。

百老汇和派拉蒙，《龙女》

欧洲演出的经历增添了黄柳霜的自信，美国电影让她出名，欧洲市场提供了被人欣赏的感受。黄柳霜当然喜欢欧洲，但她并没有忘记个人IP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欧洲的精致和市场狭小是一体两面，欧洲电影公司在发行方面显然落后于好莱坞。它们的优势是在殖民地国家，比如黄柳霜的作品不只在欧洲，也在莫桑比克和南非放映。另一方面，欧洲电影在美国电影的主要市场如中国和日本就比较难上映，在美国市场更是没有多少机会。

出国之后的对比让她对全球电影工业有更深入的理解，好莱坞的市场推广更有潜力。作为电影演员，从欧洲流动到好莱坞的确更符合市场要求。对于黄柳霜在欧洲的表现，美国媒体经常有报道。这里面当然有电影公司的安排，同样也有黄柳霜的精心设计。

1930年10月19日，黄柳霜返回美国。去的时候是肤浅的时髦女郎，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名有国际表演经验、在欧洲享有声誉的明星。听到黄柳霜回国的消息后，百老汇一家制作公司向她提供了一个话剧角色。当时他们正准备排演在英国很受欢迎的话剧《目击现场》，黄柳霜在英国时曾经在里面饰演过角色。

离开美国之前，黄柳霜没有机会参加百老汇的演出。这次不一样，黄柳霜在伦敦时就已经听到消息。船在纽约刚靠岸，黄柳霜还没有过海关，制作人就拿来合同请她签字。《目击现场》在美国大受欢迎，演出多达167场，让黄柳霜对舞台剧有了信心。之后，她又参加了多部舞台剧的演出，包括两部中国题材的戏剧《黄马甲》和《王宝川》。

在外人看来，黄柳霜的离开似乎就是为了更好地回来。她的老东家派拉蒙注意到黄柳霜人气上升，和她签约了一部新片，根据畅销小说《傅满洲的女儿》改编的《龙女》。傅满洲是一部同名英国系列侦探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类似于福尔摩斯探案中的莫里亚蒂博士。傅满洲是东方主义的代表形象，是对欧洲白人有威胁的亚洲人。

这也是一个华人刻板印象作品，只要回到好莱坞，黄柳霜就很难摆脱这类形象。区别在于，这次派拉蒙同意她出演女一号，在演员表上排名第一，还给出6000美元的薪酬。相对于主要男演员1万美元以上的薪酬仍然偏少，但差距不那么大。这是一部B级片，投资25万美元。

黄柳霜最终接受了这个角色，也许是考虑到在好莱坞担任主演的机会不多。影片上映后，评价不错。这是黄柳霜第一部在美国市场发行的有声片，美国观众接受了她在银幕上的声音。英国口音课没有白上，她从默片时代顺利地进入了有声片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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