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Blake Simons
译者：覃天
校对：易二三
来源：easternkicks.com（2024年10月23日）
指控是这样的：2015年4月4日，记者伊藤诗织遭到知名电视记者、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传记作者山口敬之强奸。
这是一个伊藤诗织自2017年以来不断讲述的故事，那一年她首次公开了自己的指控，并与山口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法律斗争。2021年，她将自己的经历写成回忆录《黑箱》。如今，她将这些经历、那场案件以及自己勇敢与坚韧的所作所为呈现在银幕上，推出了她的首部纪录片长片《黑箱日记》。
我在《黑箱日记》于伦敦电影节首映期间，在伦敦市中心的一家酒店采访了伊藤诗织。
作为一名过去几年一直在研究和撰写关于日本电影行业「MeToo」运动的记者，这是一场我感到必须进行的采访。2022年初的那些日子，日本的影视行业及其他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已经公之于国际视野，而伊藤的影片则有望向观众传递更广泛的真相。
作为一名记者，我正在采访另一名新闻工作者，这种采访对我来说并不常见。然而，在《黑箱日记》中，伊藤不仅超越了她书中所记录的范畴，更将自己完整地呈现在银幕上。听到这位女性如此勇敢而坦率地分享自己的所思所想，这令人倍感振奋。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电影创作的影响和重要性，并拒绝被束缚在任何框架之中。
问：《黑箱日记》自一月在圣丹斯电影节首映以来已经在世界范围内陆续放映。自那以后，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观看了这部影片，称赞、评论和讨论。我想以一个问题开始——此刻你的感受如何？
伊藤诗织：当我们举办全球首映时，那真的感觉很棒。我觉得这部电影终于从我的肩膀上卸了下来，它不再只是我的故事，而是许多人的故事。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九个月的旅程，这真让人惊讶。
对我来说，总是被问起那个案件有点不适。但被问到和电影相关的问题时我会很开心。
这是一个很难谈论的话题。也许正因如此，我们在日本还没有上映的计划。我希望，通过一次次的放映，这些积极的反馈能够传回日本。希望这能帮助我们将影片带回故土。
问：在制作这部电影时，你是否遇到了与出版书籍时类似的挑战？我发现这是一部国际合作的电影。
伊藤诗织：写书和写文章，主要是我和我的编辑的工作。但拍电影则是集体的努力。
这确实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不能独自完成所有事情。同时，我觉得我和我的团队非常坚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像是战场上的士兵，每个人都希望这部电影能够在日本上映，愿意将这个故事与全世界分享。我感到非常高兴和幸运，因为我们能够一起组成这样一个团队。
问：日本电影行业在经历了自己的「MeToo」时刻后，正在进行一次久违的调整，而这一时刻发生在你所经历的事情几年之后。新的政治性电影创作正在崛起。在观看你电影的片尾时，我注意到《圆满结局》的导演空音央——他也在伦敦电影节上——担任了《黑箱日记》的字幕总监。
今年的其他一些导演也在作品中探讨了自己的经历，例如松林丽的《蓝色想象》。在制作《黑箱日记》的过程中，你对日本电影行业的整体印象是什么？你如何看待日本电影行业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
伊藤诗织：喔，这个问题真的很大，让我好好想想。
我很幸运，因为空音央是我的好朋友。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电影团体，成员们真的懂得如何利用电影作为工具来讨论社会问题。
你提到的这些电影人一直都在努力创作，但我只认识其中一些，并不是所有人。当然，也有一些大师级的创作者。
问：例如是枝裕和以及岩井俊二所在的K2映画。
伊藤诗织：是的，我听说过。我感觉以前日本有更多类似的电影公司。我对电影行业还很陌生，所以不太觉得自己能代表这个行业发言。但是，在日本的影视业中做这些事情的可能性是有限的。我觉得我们可以打开局面，接触到不同的观众。这也是我希望通过我的电影来实现的目标。
问：可以说，这部电影比《黑箱》这本书更倾向于面向国际观众吗？
伊藤诗织：《黑箱》只是从我作为一名记者的视角出发来写作的。我不想把太多作为性侵受害者的情感放进去。这部电影则包含了所有的东西，因此关键在于展现脆弱。关键是不能隐瞒任何东西，要尽可能真实地面对自己。这并不意味着我是刻意为国际观众制作这部电影，但这一点我确实需要去考虑。
书更容易解释背后的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在电影中，就需要解释一切。这是一个挑战。我想让观众集中注意力、站在我的立场上，但如果观众对社会背景、法律概念或日本的法律体系了解不多，全盘托出我的视角和情感是否合适呢？我需要找到平衡。我决定不在影片中加入太多法律方面的解释。
问：我觉得这部电影的确很好地传达了性骚扰和性侵问题在日本的法律现状，因为你所经历的很多情感都体现在影片中。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部令人痛苦的电影，对我而言也是。
我觉得这部电影很有意义，因为它将被国际上的更多观众看到，特别是那些观看日本电影的人。日本电影中有很多内容呈现的方式，可能在国际上没有受到足够的批评，尽管这些内容本应受到更多反思。例如，电影中对性暴力的描绘。
伊藤诗织：确实是这样。我不会提具体的片名，但确实有一些导演联系我，邀请我去看他们的电影，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讲述性暴力。但实际上，那些电影的呈现方式……我不想说「因为他们是男性导演」，但它们的确是通过男性的视角来讲述的，并且直接展示了暴力本身。我认为，这并不是讨论暴力的正确方式。
在我的电影中，我不想展示任何视觉上的暴力场面，也不想详细描绘性侵的详细过程。
问：你做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决定，在影片结束前不展示或让加害者发声。你的声音贯穿整部电影，我真的非常钦佩这一点。在影片的多个时刻，你把自己的面容呈现在银幕上，展示了你经历创伤的状态。你是否在与观众分享这些时感到矛盾，还是觉得这些必须被包含在影片里？你在剪辑时，面对这些镜头的心态是怎样的？
伊藤诗织：这些iPhone里的视频对我来说非常私密。我一直存着，但我不确定是否想在银幕上分享，尤其是那些太过情感化的瞬间。但当然，当我在和汉娜·阿克维林交谈时——她是以朋友的身份回到日本和我一起拍摄的制片人，我必须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在她面前，我用的是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倾诉我的感受。视频日记非常重要。我必须接受自己分享这些内容，不自我审查这些情感，因为从记者的角度来看，我觉得那样做是不对的。
我只是告诉自己，这是电影，你知道的，可以分享一个个人视角的故事。但要真正让观众接受这部电影、有所感触，确实需要一些时间。我还必须思考，如果我在讲述别人的故事，我会怎么做，我会怎么呈现它？从距离感出发去处理这个故事显得尤为重要。
问：制作完成并且让更多的观众看到这部电影，对你来说是一种宣泄吗？
伊藤诗织：我从来就没有过宣泄的感觉。制作这部电影在很多方面都非常具有挑战。对我来说，重要的是用我自己的声音来讲述这个故事。这是一段非常重要且充满力量的经历。
问：关于那些视频日记，既然你在录制时——我想那只是为记录自己的感受，以便于之后回忆当时的情绪。你当时是否有想过最终会把它们转化成一部纪录片？
伊藤诗织：有时候想过，有时候我也没有去想了。我在公开这个案件之后不久就想拍一部纪录片，因为我知道日本媒体还没有准备好报道这些事。我觉得也许这是我可以做的事。但我并不确定讲述这个故事的最佳方式是什么。所以我开始记录很多事情，但并没有严肃地想过怎么讲述它。在拍电影和写书之外，我的生活中还发生了很多事，我不能只专注于电影制作。电影制作真正开始的阶段是在我进入剪辑室的时候。
问：你提到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一些是快乐的。我非常钦佩你在电影中积极展现并自豪于自己作为一个快乐的人的那种情绪，在愈伤的同时继续生活。这重新塑造了你的故事。
我很想听听你如何在电影中呈现「案件之外的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将自己带入电影的方式超越了你想要传达的事实。
伊藤诗织：我感到身上有很大的压力。人们，包括警察，会告诉我：「我想看到你哭或感到难过，否则我无法相信你。」作为一个受害者，我得面对很多刻板印象，这很伤人。生活总是有起有落，毕竟这就是生活，所以我觉得展现这一切才是真实的。我的剪辑师很擅长选出这些时刻。我很高兴，当我们在美国首映时，现场也有很多笑声。
当人们问我「这部电影讲的是什么？」时，我真的很难回答。我必须说：「这是我对自己经历的强奸案件的调查」，他们会反应说「哦……」但接着我会说：「但其实里面有很多我开心的时刻。」因为这是我的生活，也是今天社会的写照。能够记录下自己快乐的时刻，我感到很欣慰。
问：那段你在车里唱起《我会活下去》（I Will Survive）的场景，伦敦首映时，观众的反应明显都很放松，到了片尾时还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觉得影片里的这些时刻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观众需要这些情感的释放。你一直考虑自己来当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吗？我终于理解为什么这部电影必须由你亲自执导，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我很想听听你做出这个决定的更多原因。
伊藤诗织：我觉得我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我需要作为一个幸存者来制作这部电影。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有很多电影已经由别人讲述过类似的故事。这带来了许多问题。我会问自己——这样做真的可以吗？我需要采访山口敬之吗？很多问题接踵而来，但对我来说，拥有导演的权力至关重要。
问：我们之前在采访中提到过这个问题，但作为一种媒介和表达方式，电影与写书相比，如何帮助你探索自己经历的事情？制作这部电影在情感上是否比写书更具挑战性？
伊藤诗织：难得多。写书的难度还算可以，因为你可以躲在文字背后描述发生的事。你可以很容易地把背景故事和情感分开。可是电影就很难做到这一点。这真的很具有挑战性。
但我喜欢电影带来的体验，尤其是在这个话题上。我觉得在电影院里的体验非常重要。即使你不知道旁边坐的是谁，那里也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我非常高兴选择了电影这种形式来说我的故事。
问：你在纪录片制作方面有一种直觉和才能，尤其是在这部电影中，你对所探讨内容的细节非常敏感。你打算继续做纪录片吗？
伊藤诗织：这部是我的第一部长片，但之前我还拍过电视纪录片和纪录短片。我希望继续制作更多的纪录长片。
问：你听说过纪录片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吗？
伊藤诗织：听过。
问：他今年在伦敦电影节展映的新片《末日》是一部剧情片，但融入了他在纪录片创作中对印尼大屠杀所进行的探讨。你能感受到那种阴影。我很好奇，你是否觉得你未来的纪录片工作会继续涉及《黑箱日记》的主题和背景，例如创伤或者政治急迫感的问题？
伊藤诗织：这肯定会把我、影片的主题以及拍摄对象紧密联系在一起。拍纪录短片或电视纪录片时，我也想要找到一个讲述这个故事的合适对象。我通常不会先考虑影片的主题，而是从拍摄对象来形成一部电影。
汉娜总是问我，「为什么不去拍个猫的故事，或者街头美食之类的，离暴力远一点？」我的第一部纪录片《老年公寓清洁队》讲述的是孤独的主题，讲的是日本「孤独死」的社会问题。尽管这部电影的主题和《黑箱日记》完全不同，但我觉得它们的落点都是性别和人权问题。
我觉得我通过拍摄这些话题在寻求答案。希望我能远离性暴力的题材，但谁知道呢。我感觉我可能会一直回到这个话题。
问：你希望来看《黑箱日记》的观众走出影院之后，会有怎样的想法，做点什么，或者带着什么样的感受走向外面的世界？
伊藤诗织：坚持你认为的真理和你能做的事。坚信你有讲述一个故事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