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文艺出版社
12月19日凌晨2时14分，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电影《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扮演者谢芳，在北京安贞医院逝世，享年89岁。
谢芳，湖南益阳人。1935年生于湖北，1951年考入中南文工团，主演歌剧《小二黑结婚》《白毛女》《刘三姐》等。后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主演电影《青春之歌》《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山花》《泪痕》《第二次握手》《李清照》等，并在话剧《日出》中扮演陈白露。此外，她著有个人回忆录《银幕内外》和中国现代影视小说《不沉的湖》。
1960年，谢芳被文化部评为中国二十二位影星之一，1989年被《中国电影周报》评为建国四十周年十大影星之一，1995年被中国电影表演学会授予特别贡献奖，2016年获第3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终生成就奖。
谢芳
“谢芳”的故事
谢芳的名字，当不怎么琢磨的时候，那真是一个雅致、美丽的名字。但当深究其意，把“谢”之姓和“芳”之名合而为一的时候，就会突然发现这芬“芳”是凋“谢”的。无情的秋日落花，无情的芬芳凋谢，无情的东逝流水，给人以生命短暂无奈惆怅之感。她的父母怎么给谢芳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呢？笔者把这一连串的疑问提了出来。
“我原来叫谢怀复，其意是抗日救国，光复祖国。我到文工团之后，因为这个名字还发生过一段小小的故事。那是文工团搬进新居的第一天，集体宿舍是四人一间，女同志在楼上，男同志在楼下，每间房的房门上均已贴好了名字。当时我抱着行李兴高采烈地上了楼，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我的名字。原来分房子的同志把我当成是男同志了。由于‘谢怀复’这几个字叫起来比较拗口，加上当时参加革命者多起单名，在土改中，汪洗同志便建议我改个名字。我记得他在三张小纸条上各写一字：一是‘军’，一是‘方’，再一个是‘筠’，并说明以抓阄定夺，随即我就抓了个‘方’字。‘谢方’自然比‘谢怀复’叫起来顺口响亮。因此当土改结束回到武汉后，我的新名字很快便在团里叫开了。
“到了1959年，为电影《青春之歌》撰写演员表时，负责字幕工作的执笔者大约认为既是女性，方字必然有草字头，于是‘谢方’就变成‘谢芳’了。历史的误会，把偶然变成了必然。‘芳’这个字可以和很多姓联在一起，唯独和‘谢’姓在一起则不好。用作形容词，自有落花之意。用作动词，就有摧残花朵之意。也许正因为如此，谁也不想成为一朵凋落的花或者不愿成为摧残花朵的罪魁祸首，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有重名的。”当谢芳老师谈这些的时候，在诙谐幽默的同时，不觉流露出对“谢芳”这个名字所创造出的成就油然而生的自豪之情。
《青春之歌》
笔者：“崔嵬导演已经去世多年。站在电影史的角度，您如何评价他所导演的《青春之歌》呢？”
谢芳：“崔嵬导演是我从舞台走向银幕的引路人，我将终生不忘。他是我国现代史上不可多得的戏剧家、电影家和表演艺术家。崔嵬是真正具有艺术气质的人，这表现在他在编导方面的雄才大略和作为一个演员最可宝贵的赤子之心上。他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自尊，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对于抗战有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因而在影片《青春之歌》中，才能显示出如此动人心弦的气魄。当拍摄到除夕之夜，学生们满腔悲愤地高歌《在松花江上》时，所有参加拍摄的演员都哭了，而崔嵬哭得最伤心。他阅历丰富，感情充沛，拍摄中遇到激动人心的场面时，他常常会站在摄影机旁和演员进行交流。由于太激动，他的声音和动作震得地板直响，摄影机也跟着颤动。他那富有民族特色的创作灵感和创作激情是我们电影界的宝贵遗产。”
《青春之歌》剧照
《早春二月》
笔者在阅读《导演创作论——论北影五大导演》这部专著时，曾被关于《早春二月》这部电影所产生的历史条件的深刻论述所吸引。作者马德波、戴光晰认为，《早春二月》是一部闪耀着人道主义光辉、充满着人情味、洋溢着诗情画意的艺术精品，是我国电影画廊中为数不多的精品之一。
关于《早春二月》这部传世之作为什么孕育诞生在60年代初那特殊的困难时期？这两位电影评论家一语破的：1961年的政治气氛稍有活跃。在1961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强调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做。会议之前，影片《达吉和他的父亲》曾被批评为“人性论”，导演提心吊胆。当时，是总理肯定了“这是一个好作品”。夏衍批评了电影作品中“直、露、多、粗”的通病，力主提高影片的艺术质量。周扬提倡电影要有“好故事，好演员，好镜头，好音乐”，认为文学是人学，就该写人性，写个性。甚至还说了“人性论也没有什么可怕”那样的话。创作人员的心一下子热了起来，大家跃跃欲试。
《早春二月》剧照
“谢铁骊在创作会议的鼓舞之下，想创新，想拍出引人入胜又有哲理性的影片，他一下子想到了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他想把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创作动机大约在十年前就已经产生了，创作动机一直在心中潜伏着、孕育着。只是到1961年有了适宜的气候，这颗种子才发芽破土了。”
一谈到这部电影，担任主演的谢芳就显得十分激动。她回忆道：“1962年的夏天，陈怀皑从北京给我寄来一封信，说谢铁骊将把柔石的小说《二月》改编成电影，拟让我扮演陶岚一角。我急不可待地从剧院图书馆借来那篇小说，立即被小说中所描写的情景吸引住了。小说中关于女主人公陶岚出场的那段描写，使我感到她好像就站在我面前一样。她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全都历历在目，似曾相识。陶岚这个封建社会的叛逆女性，在柔石的笔下被写活了，柔石写出了她的气质、灵魂。如果说《青春之歌》拍得热情豪放，如同崔嵬的性格一样，那么《早春二月》之含蓄、典雅，则恰似谢铁骊之为人。这是一部精雕细刻的作品，香港影界评论它是一部‘最美丽的电影’。”
《舞台姐妹》
笔者：“1964年，您又和谢晋导演合作拍摄过《舞台姐妹》，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谢芳：“《舞台姐妹》是196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制成的我国60年代优秀影片之一，它以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人生情趣在国际上赢得了应有的声誉。1981年在美国和法国几乎同时举行的中国电影周中，这部影片都被选作开幕式上的首映片。谢晋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也是个用功的人。他的才华尤其表现在他对艺术的极端敏感这一点上。他勤奋过人，我每次回房间路过他的门口时，总是看到他面壁而坐，埋头于案前进行着剧本的准备工作。这种艺术上的精心钻研精神，我以为是任何人要想在事业上取得成功都必不可少的条件。”
人只能活一次
当谈到自己的亲人时，谢芳老师说：“我父亲自1950年从香港回来的，后被划为右派分子。父亲是解放后自愿回国的，拥护共产党出自他的真心。……1968年11月11日那天，大夫给父亲开了五天假。这是他唯一的一次时间最长的假期，但老人却非要亲自去单位交假条。出门时，父亲感觉有些头昏，同伴劝他小心，勿要晕倒在地上，父亲爽朗地答道：‘我不会倒的。’话音未落，人却已倒在王府井大街一堆砖块面前，额头被撞出了血。有目睹者说，父亲长长舒了口气，脉搏便停止了跳动。从倒地到送至北京协和医院，前后不到一刻钟。
“父亲逝世一年之后，母亲离开缸瓦市旧居与我们住在一起。我的母亲姚育英，1896年出生在湖南长沙，是当地女子中学第一批女学生。她后来上到师范毕业，又曾到北京燕京大学进修儿童心理学。她曾是司徒雷登的学生，和冰心老人是同班同学。母亲喜爱文学，知识丰富。八十多岁时，尚能只身一人到上海、湖南、东北等地访问故友。临去世前两年，还为《影视世界》《中国烹饪》等刊物撰稿。洋洋万字，端端正正，一丝不苟。我是母亲的最后一个孩子，因而对她的过去知之甚少。母亲去世之后，我整理遗物时突然发现她写的整整齐齐的四本诗集，这使我非常震惊。母亲活着的时候，我为什么想不起来去看看她的诗集呢？老年人是可悲的，但最可悲的是青年人对老年人惯有的漫不经心和由此造成的终生悔恨，以及这种悔恨只有待到青年人自己变老时才得知晓。
“人必须经历过亲人的死亡才能日渐成熟。我那年近九旬老母的逝去，曾经使我对人生感到失望，同时似又真正懂得了‘人只能活一次’这句话的含义。我说‘真正懂得’不在字面上，而在于是否十分地珍惜生活，珍惜光阴，是否能够按照正确的认识去做。人如果永远不死是可怕的。人必有一死，人如若永远不死，则一切旨在求生的运动便会终止，随即而来的便是永恒的真正的死亡。人死不能再生，所以人们依恋生命，追求‘永生’、‘来世’，所以有了各种信仰。而我的信仰是什么呢？
“我认为人的价值就在于他曾经活过，在于因为他的‘活’给人类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留下过真、善、美的印迹。如今，当我距离那个永久静止的时刻也越来越近的时候，我才真正感到人生的短暂，懂得人死不再复活的道理。既然只能活一次，就应该活得快乐。而真正的快乐来自你给予这个世界的多少和优劣。所以我想，趁活着的时候，努力做一点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事情吧！”
耶稣爱我我晓得
谢芳是一个宗教情绪很明显的人。她静穆庄重，性格内向，孤独感特强。她淡泊名利，对关于人性思考的哲学兴趣很浓。虽然，她本人并不信仰任何宗教，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她从小成长的家庭环境，对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是一种文化的熏陶，是一种气氛的浸润。
“我出生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里。父亲是神学院的教授，母亲是教会的风琴手。从我呱呱坠地的那天起，我一直沉浸在一片宗教情感的气氛之中。我小时候受过基督教的洗礼和坚信礼，上学入的是教会学校，平时遵守基督教教规，每天睡觉前做祈祷，每星期做礼拜，每年过圣诞节。听母亲说，我五岁时，曾在基督教会为庆祝圣诞节而举办的晚会上，被抱上台去唱过一支英文歌，名为《Jesus loves me this I know》（《耶稣爱我我晓得》）。”谈起自己的过去，谢芳显得十分兴奋。
“那时，我毕竟年纪还轻，在思想和理论上还没有树立什么牢固的观念。这天底下，究竟有没有上帝存在，我并没有深究。我父亲虽然从事神学，但他却很少跟我谈这方面的事情。以致于我觉得，父亲之信教不过是因为自己从事这门职业罢了。至于‘天堂’和‘上帝’是否存在，稍有些文化知识的人要去想通这个问题是不难的。我认为世界上除了存在着的物质和物质的运动规律之外，第三者的客观意志是没有的。一切宗教除了作为一种文化，能够在精神上给人类以善的影响和道德约束尚有存在的价值以外，其基本理论我是不赞成的。”
听到这里，笔者突然想起谢芳曾经讲过的一句话，就问：“谢老师，您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我的‘耶稣’就是人民。其含义是什么呢？”
谢芳笑了笑说：“从我十五岁到文工团工作以来，到今天已快五十年啦。几十年的艺术实践告诉我，能够拯救我艺术生命的，不是耶稣，而是人民。正是这些来自人民群众的纯真友爱，使我常常于低沉中获得继续前进的力量。记得有一次为老乡们演《白毛女》，乡亲们扶老携幼、提灯把火地从老远的地方跑来看我。舞台的前后左右被观众挤得满满的，只剩下一个小四方块地让演员们表演。演出场地是简陋的，感情却是真挚的。我只记得自己边唱边哭，泪流满面，台上台下一片唏嘘声。
“1964年，我参加了北京电影演员剧团组织的小分队，前往正在修建中的成昆铁路沿线为铁道兵进行慰问演出。剧团一行三十余人，辗转于横贯滇、黔、蜀三省的成昆线上、云雾山中。每日乘坐带篷的卡车，弯绕弯，坡套坡，其山路之陡、之难、之险，令人不敢往下望。数月内我们未见过一块平地，未晒过一回太阳，被褥潮湿有如冰筒一样。但我们却生活得十分愉快，因为这比起那些为祖国建设日夜辛劳甚至于流血牺牲的铁道兵战士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在这次演出中，我看到许多躺在担架上、坐在轮椅里由护士们陪同前来观看演出的轻重伤员、病号。他们多数是缺胳膊少腿的，虽然表情严肃，但却并无悲戚愁容，因为他们觉得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做出牺牲是光荣的。
“‘文革’结束后，我经常被邀请参加各种歌舞晚会的演出。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当地各级领导和观众们的热情接待欢迎。我喜欢利用各种形式接触工农群众，以便更多地了解社会、了解生活，积蓄文艺创作的素材。正是这生活的源泉滋润了我，才使我有了艺术的灵感。所以我说，人民是我心中真正的耶稣，耶稣爱我我晓得。”
年轻时的谢芳
最后一个梦想
笔者：“改革开放以来，您除了继续活跃于影坛之外，我看到您在歌坛和文坛上也有不凡的表现。”
谢芳：“这些年来，我的工作是繁忙的。我又重新回到近似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那种紧张的演员生活之中，甚至比那时更忙，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我感觉到了人生应有的节奏。我参加拍演的故事片有《泪痕》《第二次握手》《李清照》《血，总是热的》《明姑娘》《清水湾、淡水湾》《侨乡情》《文成公主》《阿罗汗神兽》《幸运的人》；电视剧有《灯火阑珊处》《舞台新姐妹》《离别广岛的日子》《我爱我家》《城市稻草人》《总督张之洞》《御花子》《富贵双城》和《光荣街10号》等，还有话剧《日出》。
“除了影坛之外，我也涉足歌坛和文坛。在一些文艺晚会上，我曾唱过的歌曲有：《我心中的玫瑰》《望星空》《幸福在哪里》《四季歌》《苏三起解》《清凌凌的水来蓝盈盈的天》《小二黑结婚》选曲等，其中尤以最后一首歌引起行家们的关注。听众们说：‘只知道谢芳电影演得好，不知她的歌也唱得不错。’我和丈夫张目合作的男女声二重唱更受到了大家的普遍欢迎。张目的出身也是歌剧演员，后来他先后担任过中国歌剧院创作室的副主任以及歌剧团团长等行政职务，因而多年来敛声歌坛，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如出笼之鸟，凌空翱翔。
“写作是我人生的一大梦想，我从小偏爱语文，最惧怕数理化。我想，在我的晚年，创作将伴随我度过最后的时光。1986年我创作了长篇回忆录《银幕内外》，1997年又创作了影视小说《不沉的湖》。此外，我还写了不少诗文，发表在《大众电影》、《羊城晚报》和《天津日报》等报刊上。
正如谢芳所说，她最后一个梦想是写作。在我所看到的中国电影著名影星所写的文章中，文笔与思想超过她的，不是很多。其语言之美丽、流畅，其抒情之真挚、感人，其思考之深度广度，都是极为罕见的。写到此处，我情不自禁地抄录下这样一段话，是她就《人与自然》这个栏目，向主持人赵忠祥发表的感想：“我认为自然界有三个伟大。首先，自然界是位伟大的母亲，而且她的母爱是如此地博大、永恒。我在这个世界上赖以生存的一切都是自然界给予的，甚至包括生我养我的亲生父母。
“自然界又是一位伟大的画家，世界上可以说没有任何一幅绘画精品，能同这样一幅巨型的全方位的绘画相比。单以色调为例，如天是蓝的，树是绿的，地是黄的，花是红的，雪是白的，水是透明的，如此这般地优美谐和，无可挑剔。异想天开时我常想：如果这天是红的，地是黑的，不知人类将如何生存？
“自然界还是位伟大的教师，她不仅在物质上养育了我们，同时又在精神上给人类以有益的启迪。我喜欢静静地观察那岩洞里的滴水，它们常年累月地在那里滴着、滴着，不知滴了多少年，数十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它们决不会计较人类是否注意到他们的存在，或者想要向这世界索取些什么，如果说无私的奉献，我觉得只有这可爱的自然界才真正称得起……”
谢芳没有“谢”！正因为她在孜孜不倦地寻找着自己，求索着前进，才能够真正地成为一朵永远的“不谢之芳”！
（原文《谢芳：永远的“不谢之芳”》刊于《名人传记》2001年第2期 文／蒋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