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觉得电影可以拯救所有人。”

没有人关心电影了。今年平安夜，票房创下十年来的最低记录。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共9200块大银幕，圣诞票房1.1亿，2024年，全国有8.6万块大银幕，圣诞票房共3000多万元。

就在今年12月，一个前保安和他的保安朋友们拍的电影上映了。导演张中臣曾在北京电影学院当保安，这是他的第一部电影，名叫《最后的告别》。2021年First青年电影节，这部影片拿到了最佳剧情长片和最佳导演两项大奖。三年后，这部影片又奇迹般地拿到了龙标，可以在院线上映了。

最开始，张中臣的票房预期是100万，更多情况下，他对外宣称他的目标是30万。现在，电影上映一周多了，此刻它获得的票房是18.4万。

时代议题日新月异地转动，被抛下的不仅是“北电保安拍电影”的表面标签，更是“文化能带来尊严”的底层叙事。十年前，我们确实相信这些。它也确实在很多人身上成立过。我们的故事主人公们就是在那种氛围下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的。

如果说社会是一个庞大的生命体，底层作为毛细血管的末梢，将会成为世界上层的新变化传导的最后一环。当他们努力超越自己的出身时，新的时代浪头已经打来。而那些新鲜时髦的东西注定不会成为他们的母题。当他们试图在艺术的殿堂里登堂入室、学习欧洲大师的遗风时，那些细碎的碾压从不会停止。

我们想写一个“老套”的故事，这其中也许仍有一些经久不衰的情感：我们作为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被打开、被理解、被看见，找到自己的位置。与此同时，我们不断承受那些碾压，并将一直承受下去。

一个敏感的人勇闯电影世

当时，大家都觉得没戏了。场刊评价和媒体评分都不高，放映现场有观众大肆批评，认为“大老远买票来，为什么给我看一部看不懂的电影”，大家心情都很低落。

第二天，一种奇异的预感在他们心里升起来，所有蛛丝马迹都指向他们似乎会有一个奖。最明显的征兆是，现场的摄影大哥一直在练习把摇臂摇到他们所坐的区域。颁奖典礼的开场视频中剪辑了大量《最后的告别》中的镜头，“就好像今天这个场合就是为我们而设的一样”。

只是不知道到底会是什么奖。越往后，大家心里越发慌。只剩下三项大奖没有颁了。曹保平和周冬雨是最佳导演奖的颁奖嘉宾，两个人在台上寒暄半天，一个说：“冬雨，你心目中想合作的导演是什么样的？”一个说：“欸，那导演，您心中想合作的演员是什么样的呢？”张中臣紧张万分，身边的陈坤阳紧紧握着他的手。另一侧坐着他的哥哥张中玉。终于，《最后的告别》的片名和海报出现在大屏幕上。周围的朋友跳起来欢呼。张中臣走上台，用一只胳膊抱着另一只胳膊，低着头，眼睛看着地面，声音颤抖地说完了他的获奖感言，他说：“如果没有影像创作这个媒介，我可能会选择死亡。”

他以为属于他的时刻就到这里了，就把所有能感谢的人都感谢完了。接下来，理应没有他的事了，领完奖就该去拍照，下台的时候，组委会的人对他说：先别走，再等一会儿。他有些恍惚了。刚回到座位，颁奖嘉宾张艾嘉和周韵就上台了，大屏幕再次亮起来，获得最佳剧情长片的还是他们。

张中臣刚拍完这部电影的时候根本没想过这些，他甚至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2019年底，台湾著名的剪辑师廖庆松在小西天电影资料馆开一个小课，限额20个人。张中臣被选上了。在课堂上，他心不在焉，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只想着等讲座一结束，他就要冲上去，问问廖庆松能不能帮忙看看自己的电影，提一些剪辑意见。7月份在河南平顶山完成前期拍摄后，再也没有人能帮助他了。他失去了方向，整个人越发焦虑。一定要冲上去，张中臣越想，越听不进任何内容。

下课了，哗地一下，教室里全部的人在一瞬间一起涌了上去，立刻将讲台围得水泄不通。他站起来，从教室后门离开了。张中臣一个人沿着路走了好久好久，安慰自己说：没有缘分的话，硬凑上去也没什么意思。

当时，有一个网站叫作影视工业网，平时总是跳出弹窗小广告，邀请你点进去。网站上打包售卖影视制作相关的课程，从前期到后期，从导演到剪辑，方方面面都有。一个课199，交了钱，就可以进群。进了群，就能认识一些“行业大佬”。张中臣总共花了四个199，进了四个群，加了五六个人，没有人通过他。他做不到给同一个人发第二次好友申请，又只能安慰自己：人家不想搭理你，那就是没有缘分。

王磊是在这个时刻出现的，他是万玛才旦的制片人。张中臣通过影视工业网总共加了五六个人，只有王磊通过了他。王磊看完了他的初剪，非常喜欢，愿意做他们的后期制片人。

当然，这也是需要钱的，做声音、调色，包括请王磊都需要钱。这时候，拍电影已经掏空了张中臣所有的积蓄，后期还需要四十万左右的投入。制片人陈坤阳对王磊说：我们现在没有钱，但是我们以后会打工还给你。

这就是拍电影与写诗、画画最大的区别。电影是一个工业体系，需要大量金钱投入与人脉资源。张中臣并不擅长向上社交，他总是做得很吃力。在电影节的酒会上，王磊第一次带张中臣去敬酒，他拿不稳，酒都洒了。

三年后，这部电影可以在院线上映了。王磊对接了四五家宣发公司给他，叫他都去聊聊看。其中几家是确定不会接这种小成本体量的电影的，但张中臣还是去聊了，算是学习和取经

他的宣发步骤看起来大差不差：预告片、推广曲、人物海报、剧照、短视频、点映、路演，仔细一看又都不太一样。预告片是他自己剪的。营销视频也是他自己剪的。剧照是用电影截图代替的——当时片场找的剧照师傅没搞明白“剧照”是什么，拍出来的其实是花絮照。

猫眼上的“想看”数据与院线首日排片量相关，张中臣需要不断发动人点“想看”，才有可能对首日排片产生微薄的影响。他发动到村里的乡亲群，大部分乡亲又不知道猫眼是什么，他又要从如何下载猫眼这一步开始教，发动了半天，也只获得了830个想看。

别人告诉他，现在没有人关心电影了，但观众还是会关心拍了这部电影的人，他们会好奇你们的故事。最好的方式是将肉身抛掷出去。在宣发期的大半个月里，张中臣将他的故事重复讲了一遍又一遍，讲得筋疲力尽。在微博和小红书上，他剪了一条5分23秒的视频，囊括了他的整段人生经历：在安徽宿州的农村长大，在空调厂的胀管车间做滤网，去北京电影学院做保安，在河南平顶山的土坡上拍电影，在电影节领奖，在戛纳见选片人。这条故事线暗含了一种底层逆袭的旧式奇观。在所有宣发中，这是效果最好的一条。

张中臣说，发出这条视频，他克服了很大的心理障碍。在过去，他一直不喜欢提自己做过保安的身份，一开始是因为自卑，后来是怕别人说他卖惨。也确实有人这么说过。他是个脸皮薄的人，在意别人这样看待他。

是王磊说服了他：这是你们真实的力量，这是你电影的美学和表达的来源，有什么可丢人的？有什么可自卑的？不要排斥这东西，不要像是反对你自己的过去一样。不是这样的。你要面对它，接受它。

张中臣觉得自己快要疯了

2011年国庆，张中臣从安徽乘火车到北京。到了年底，他就正式入职，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一名保安。

保安是一份虽然底层、但相对清闲的职业。它的薪资不高，一个月在1200-1800左右，但是包食宿。不过食宿条件也不怎么样。饭菜是要抢的。卫生标准比学生餐饮的标准差远了，地上常有烂菜叶子、烂胡萝卜。去晚了，就只剩下米饭和一点菜汤。

在电影学院，保安队每天都要雷打不动集合点到。上午9点集合一次，下午2点集合一次，晚上9点还要再集合一次。汇报完当日的工作，点完人，大家再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

一天的24小时被切割成三份，每8小时是一班。岗位分散在全校各处：值守校门、值守院楼、值守办公楼、在放映厅检票、在小路上巡逻。有站岗，有坐岗，有时外派到别的学校做帮几天忙。大家都想竞争的岗位有两项，一项是监控室，一项是夜班巡逻队。

监控室背靠北电最大的阶梯教室C楼114，这间教室的重要地位在其后不断凸显：张中臣在北电听的第一节课在这里，最热门的徐浩峰的大课在这里，保安队夜里聚着吃点东西、聊一会儿天也在这里。114旁边就是重地监控室，因为会有老师来查监控，所以常常需要和老师打交道，只有在学校工作得比较久的保安才能被分配到这项岗位。工作内容倒是很简单：在这儿守着，有人来查东西，帮忙调监控就行

另外还有夜班巡逻岗，它不需要你真的时时刻刻在巡逻，躺在床上，对讲机一开，确保你随时随地能被找到就可以了。

宿舍一直在流动。东门、西门、C楼都有宿舍，二号公寓里也有几间。四人间、六人间、八人间、十人间都有。张中臣几乎和所有保安队的朋友都做过室友。住在二号公寓时，宿舍旁边紧挨着一个机电房——这是最差的位置，机电房每天都发出低频且不稳定的噪音，嗡嗡嗡，嗡嗡嗡，滋啦滋啦。别人还好，张中臣是个感官分外敏锐的人，他觉得自己快要疯了。

2011年，大专毕业的张中臣在离家近的一家工厂工作，安徽芜湖的美的空调厂，他被分配到胀管车间。女工将波浪形的翅片软管穿在一排铜管外围，形成一个网片，张中臣将三个网片卡进高压力机中准确的位置，关上门的时候，几千吨的重压就会压下来，完成“胀管”。张中臣的爱好是发呆，但做这件事时，人必须全神贯注，不能想其他任何额外的事。最忙的时候，一天要工作16个小时。

张中臣后来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制片人陈坤阳，此时正在安徽美的空调厂的另一家分厂捆打包带。这是所有工序的最后一步，空调装箱之后，用脚踏式的机器“嘭嘭嘭”踩三下，打包带就捆好了。这项工作太无聊，陈坤阳问车间主任：最累最难的工作是什么？车间主任说，是运输。一次把六个空调放在板车上，拉去仓库，一整天不停地拉。陈坤阳就申请去干这份活——果然特别特别累，但还是特别特别没意思。

在工厂，工人每天吃中饭只有30分钟时间，吃完饭就必须立刻回到岗位上来，除了吃饭和睡觉，其他时间都必须奉献给冰冷的机器。任何一天与前一天都没有区别。时间掉进了一个循环的黑洞。有的人麻木了，无法麻木的人只能在其间饱受折磨。陈坤阳不停地申请换岗位，只有这样，新的一天才会与前一天不一样。这是唯一能让自己觉得不那么无聊的方式。很快，社会上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富士康十连跳，他立刻理解了，为什么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会想要自杀。

眼见，他们就要在一成不变的无聊生活中浑浑噩噩度过这一辈子，张中臣也觉得自己要疯了，他给在北京的哥哥打电话。他的哥哥张中玉正在北京电影学院做保安，呆了两年多，已经做到了队长的位置。但他嫌琐事太多，又辞了，专门回去当队员。弟弟在电话里说，自己现在特别迷茫。张中玉说，那你来北京吧。

相比弟弟早年的懵懂，哥哥显得更有主见和决心。他是率先做出行动的那个人。张中玉16岁就爱上电影了，早就想报考相关的专业。高考复读了一年，没上本科线，后来尝试参加北电的艺考也不成功，他就想到了去北电做保安这条路。

张中玉瘦而高，讲话有时会使用书面语言。讲起老家农村，是“平静之下涌动着荒诞和魔幻”，他认为“生命应该像夏花一样绽放”。他在富士康打过工，创始人郭台铭说过一句话：“我们是贫瘠土壤中扎根的葡萄藤、振翅欲飞的孤雁、寂寞长大的地瓜、刻苦朴实的台湾水牛。”张中玉可以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就因为这一句话，他爱上了富士康。

去年，张中玉也拍完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青柿子》，正在后期阶段。他喜欢文学化或小说化的电影

是他把弟弟引上了这条道路。张中玉说，在弟弟来北京前，其实他不算了解他的弟弟。因为年龄差，因为弟弟四年级后就去了寄宿制学校。在他们过去生活的地方，人与人并不需要相互了解，也可以是一家人。

但是张中玉记得非常清楚，弟弟在电话中说自己很迷茫，“这让我感到非常兴奋和高兴”。“因为很多人他意识不到这个。”张中玉说。在那一刻，他发现弟弟还没有在环境中变得麻木，他为此而感到欣喜。

张中玉不仅希望弟弟学电影，他也希望妹妹也来学电影，他希望工厂的工友都来学电影，他希望全世界都去学电影。讲起这一段，张中玉是眉飞色舞的：“那时候，我觉得电影可以拯救所有人。”

同类

那几年，在高校做保安，同时学文化，几乎成为一种风行。媒体曾大量报道这样的故事。各所高校也都敞开大门，欢迎各界社会人士进入课堂。张中臣就是其中的一员。

其时北电保安队总共三十多个人，其中爱电影、想学习的，大约有十个人左右。大家年龄相仿，都很年轻，家庭背景也相似。很快，他们就走得更近、玩得更好。这是他们第一次遇到真正意义上的“同类”

李想是课听得最多、理论学得也最多的人。他有一个硬盘，里面按类型、按导演整理电影。保安队的同事说他是引路人、半个导师、一部行走的电影百科全书。

陈坤阳是一伙人里最“社牛”的，经常带着大家去跟保安队队长喝酒，想办法让队长给他们派轻松一点的活，这样大家就有时间去听课和自学。

张秘密是一米八几的云南壮汉，他是最“轴”的那个人，当时一心想考北电导演系纪录片方向的研究生，屡次落榜。他一直想拍纪录片，没有观众没有市场，坚持到现在仍在拍。

赵国栋（大家喊他“果冻”）年纪最小，刚来的时候17岁，完全还是个孩子。

陈崇理是唯一的本科生，他从重庆大学毕业，不知道自己未来想干什么，临近毕业时辅导员打电话叫他找工作，他干脆把辅导员拉黑了。他喜欢摇滚乐，吉他弹得好。因为没有方向，他先后去了北大和北电当保安。后来赶上了互联网的风口，做了程序员。

他们经常买几瓶啤酒，点几份卤菜，在东门、宿舍或者夜晚的教室聊天，交流电影。每个人喜欢的电影风格不一样。有人喜欢好莱坞，有人喜欢作者电影，还有人就喜欢带有政治色彩的。

但他们的共同点数不胜数，他们大多出身农村，中臣、坤阳、耀德、崇理都是家里超生的孩子，都因为自己的出生让家里罚过钱。张中臣和陈坤阳曾在同一家空调厂的两家分厂打过工，张中玉和王耀德都因为家里的弟弟妹妹而失去过继续复读的机会。陈崇理和张中臣在访谈中说过一模一样的话：“（那时候）我不知道我未来想做什么，但是我知道自己不想做什么。”

当时，大家都流行去教室里听课。张中臣刚来不久，有一天，一个人跑去公园里呆，张中玉遍寻他不到，在北电的教学楼间到处扯着嗓子喊：“臣臣——”当晚，张中玉将弟弟训了一顿，跟他说：“你去听听课吧。”

第二天，张中臣晃荡晃荡走进北京电影学院C楼114，黑暗的教室里，女老师正在放李安的《喜宴》，放一会儿，拉一会儿片，PPT上画了机位图，讲什么时候给全景，什么时候用侧机位，什么时候给特写。他听了一节课，发现自己竟然不走神。从此以后，电影世界的大门向他敞开了。

大专时期他也看电影，主要是在网吧包夜打游戏时看，看《阿凡达》、《变形金刚》、《盗梦空间》，抽着烟，喝着可乐，熬夜到早上八点，回宿舍睡觉。他觉得电影是一种娱乐方式，从来没有想到，它可以在课堂里成立。

课堂又是什么呢？从初中起张中臣就不爱上课了。他喜欢发呆和放空，人在教室，各种思绪和情节跑马灯一样跑过他的脑海。高中时他开始翘课，躲到网吧和游戏厅去。班主任专门把他爸爸叫来学校，说：你儿子已经完了。

在大专，理论课能翘则翘，实操课翘不了，要穿着工服，下车间，画图纸、做模块。很快他发现自己不具备这方面的天赋。别的同学做出来的模块又方正、又光滑。张中臣做出来的模块“乱七八糟、扭扭捏捏”。到了毕业，要靠同学帮他把模块做了，才能蒙混过关。

没有人爱学习。陈坤阳连高中都没上，他觉得课堂上全是又假又虚的东西。直到他第一年来北京，有段时间天天去清华蹭课，他才发现原来知识和他想象中不太一样。陈坤阳被打了一记闷棍。发现这件事，太晚，太迟了。

大家最喜欢听的是徐浩峰的课。这是北电的名师大课，开在最大的阶梯教室114，课堂上人山人海，地板上、窗户外边，全是人。不同院系的老师提供了不同的看电影的视角。导演系的徐浩峰会讲如何用视听语言来塑造人物，譬如一束光要怎样打，就能凸显人物的何种特质。他也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分析问题。文学系的苏牧会讲电影中的生命哲学，美术系的韩笑则会讲造型怎么辅助人物。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趋近电影，张中玉一度感受到一种混乱，不知道“怎样才是对的”。后来他明白了，这才是大学：提供各种选择，建立“批判性的思维”，直到你生长出属于自己的东西。

大师讲座是学校独一无二的资源。张中臣做过吕克·贝松与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贴身保镖，世界级的大师影人近在咫尺。只不过，张中臣没那么在意和大师的近距离接触。他更想学东西，一场讲座的信息密度其实不高。相比去听讲座，他更喜欢直接去图书馆看导演自传。

一些北电的学生也和他们成了朋友。有一个动画学院的学生，经常跑到保安宿舍去和他们聊电影，“用一种刨根问底、哲学剖析的方式，一定要问到你无法回答”。还有个文学系的研究生，叫李志刚，很喜欢和张中臣聊，两个人有时候在二号楼门口抽着烟就能聊一宿。

大家都会提到的还有在“标放”（标准放映厅）检票和看电影。标放每周一到周三有学术放映，保安队负责检票。小西天的电影资料馆太贵，便宜的一场70元，贵的一场120元，随便看几场，一个月的工资就没了。标放的学术放映质量不比资料馆差，保安队检完票，就可以大摇大摆走进去。

张中玉做过队长，在学校认识的人多，常有工友找他，说自己没有票，问能不能放自己进去。张中玉常怀一颗“电影拯救所有人”之心，经常叮嘱检票的保安队成员：你要看他是不是真的爱电影。如果他真的爱电影，你就放他进去。

陈崇理在保安队没呆多久，很快就自学了编程，先后入职了几家互联网公司，赶上了时代的风口，赚得了一些红利。再后来，他在快手的中早期分到了公司的股权，从此成了有钱人。但他最重要的朋友始终是这批人，没有变过。

人在回望过往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好像有些年是从生命里蒸发掉的，空空荡荡，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有些年却是浓墨重彩的，就好像只有那几年，自己才真实地活着。对于保安队的不少人来说，在电影学院的那几年就是少有的“真实地活着”的体验。

这种体验，就连他们自己后来的人生也远远比不上。离开学校后，他们中很多人都感受到了“信息密度的跌落”。他们仍然在一起租在离学校很近的小区，好让自己不要脱离那片土地太远。陈崇理刚去互联网公司那会儿，每天中午都要踢一会儿球，踢完就去保安队的集体宿舍洗澡，和大家坐一会儿，聊一会儿天，下午再回到公司上班。他们都需要保持自己与那片土地、那种生活的联结。

耀德，你什么时候再来北京？

张中臣很早就在为自己物色演员了。很早，早到大家都无法想象的时候，他已经怀抱着一颗要当导演的心，以一种导演的眼光，打量出现在他周遭的人了。2012年，王耀德第一次来北电的时候，张中臣一眼就相中了这个沉默寡言的、有故事的保安。

“所有人都能看出我当时是什么状态。”王耀德说。当时，他孤僻，不合群，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又睡着了。同宿舍的邵光非常照顾他，几乎到了嘘寒问暖的地步。其他人与他都不太熟，一开始，大家只知道他要“逃离家庭”。

要到很久之后，大家才知道他为什么而忧郁。他是广东湛江人，家里一共五个孩子，王耀德排行第四。大哥、二哥、与妈妈身体都不好，这使得家庭的经济状况变得艰难。初二那年，二哥生病去世了。他从同学家看完《少林寺》回来，在灰蒙蒙的天中见到父亲拖着两轮的板车，把二哥从家里拉出去。高一那年，大哥也病逝了。

他开始频繁地失眠，为大哥的死感到无来由的自责，上课无法好好听课，学习成绩一落千丈。有时候，他对着一碗白米饭也能掉下泪来。在班上，他可以一整周不说一句话。高中三年，他认不得同学的脸，只认得同学的鞋。“你访谈我可能会比较困难，因为很多事我都记不清。”他说。

其实这些都是抑郁症的症状，只不过当时他不知道。高三他就辍学了，参加高考只是走形式。高考结束后，为了离开家，他坐了30多个小时的火车来到北京。他先在牡丹园一家饭店打工，20天后，他被饭店赶出来，半夜下暴雨，他在一个三轮车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沿着一条路走到西土城，见到北京电影学院，问招不招保安，就这么入职了。

张中臣一直觉得，王耀德长得有些像张国荣，气质也像。不爱说话，忧郁，天生的电影脸。早期他有几个没剪出来的短片，其中有一个就是想拿王耀德练“情绪镜头”，让他在一个封闭空间（张秘密准备考研的小房间）里，和《阿飞正传》里的张国荣对话。

王耀德第一次在北电只呆了一个多月。保安队伙食不好，他不适应，一个假期都没捱完，就回家了。他在广州堂会的KTV上夜班。日子有一天没一天地过。有一天，他收到张中臣给他发的短信，问：耀德，你什么时候再来北京？

王耀德根本不记得张中臣是谁。在北电的一个多月，他一张脸都没记住。但广州也挺没意思的，收到短信后，王耀德想了想，答应了。他又坐了将近30个小时的火车，次日中午到了北电，他先去找正在表演系院楼执勤的张中臣认人，心想，“哦，原来中臣是这个人”。

在学校，王耀德四处寻找最隐秘的角落，把自己藏起来。他常去的地方是一个棚屋。他在纸上画示意图给我看：你看，标放（标准放映厅）在这里，其中一面墙倚靠着一个废弃的岩壁，这是攀岩社用的。这个岩壁和标放之间，还有很狭窄的一段空间。沿着一个梯子爬上去，有一个小小的木质的棚屋。王耀德经常来到这个地方睡觉，没有人找得到他。

他喜欢台风天和暴雨天。后来有一段时间，王耀德在老家做外卖员。和其他外卖员不同，平时他不会太拼命，但每到下暴雨的时候，他就能跑到单王。他喜欢骑着摩托车在暴雨中驰骋的感觉。

他是最无法社会化的人，对制度最难以适应，遇到不合理的事情喜欢沉默消极地对抗。很多时候，他需要保安队的兄弟从中斡旋。王耀德自己说，保安队的人，对他简直是“心疼”。他喜欢和大家呆在一起，虽然不爱说话，但他烧饭好吃，后来大伙儿有时有一些与外人的社交，就把耀德喊到家里来做饭。

多年来，张中臣始终与王耀德保持着联系，单方面地给他发更多条短信。到了2017年底，张中臣已经在剧组做跟组剪辑师了，剧组来广东珠海拍戏，张中臣就把王耀德叫到剧组来陪自己。对着王耀德沉默寡言的状态，他开始构思起自己的剧本来。

二十一宣言

《最后的告别》开始放映后，时不时有观众提出尖锐的批评。在一场放映结束后，一位观众站起来说：“我觉得这就是一家人被偶然性的厄运缠上的故事，没有什么太多人性复杂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一部形式远大于内容的影片。”

这不是张中臣第一次面对这样的质疑了。此刻，他已经变得比以前从容。他说：“我自己不这么觉得。我觉得还是有挺多东西的。”他这样说的时候，就激起了全场善意的笑声。

不被理解是正常的，张中臣告诉自己。但那些少量的、偶然的，被理解了的时刻，还是显得弥足珍贵。还在剪辑阶段时，他搞过一个小小的看片会。其中几个人告诉他：太慢了，要调结构。这时候，在很暗的灯光下，一个财务姐姐说：我都看哭了。张中臣觉得自己也要哭了。

2014年暑假，张中臣、李想、张秘密、王耀德几个人经常聚在一起打斗地主，输了的人买西瓜给大家吃。打完牌他们去吃饭，席间就聊定了，每人每周要拍一个小短片，没有完成的人，要给大家买西瓜。

吃完饭回来，宣言就由字写得最好看的王耀德执笔和起草，叫《二十一宣言》，灵感来自电影史教材中的“道格玛95”宣言：

“介于在缘知原味席间谈话，聊定此宣言，用以鼓励彼此，共同进步。在场者有张忠（中）臣、李想、张秘密、刘丙森和本人王耀德。

宣言细节如下：

1、每人一周交一部作业；

2、成片限定在三分钟之内；

3、可以原创，可以至（致）敬，自由发挥；

4、拍摄器材不限，作业形式不限。”

在此之前，张中臣已经尝试过拍了两个短片，但是都没剪出来。“对着素材就不知道怎么办了”，“真的很糟糕”，那些素材至今躺在他的硬盘里。

写完这个宣言的暑假，张中臣拍了他的第三个短片，叫做《二号公寓》。这也是他第一个完成的作品，讲一个保安遇鬼的故事。故事有几个灵感来源。其一，有一天，李想说：“我昨晚在办公楼上班，做了个梦，梦见我在办公楼上班。”其二是每到暑假，毕业离校的学生会把不要的东西留在宿舍里，“宿舍就是一片废墟”，保安负责清空，他们会去里面捡自己想看的书。张中臣觉得废墟里埋葬了学生的欢声笑语，好像有幽魂在游荡。其三是他看了一本书，书里引用王家卫的话：拍鬼片是锻炼视听语言最好的方式。

这个片子用诺基亚手机拍了一个下午，当晚剪辑了三个小时，就完成了，总共4-5分钟。当晚10点，张中臣在逼仄的宿舍里举办看片会，王耀德演保安，李想演鬼，配上《闪灵》的bgm，大家反响很好，连王耀德自己都被吓到了。

张中臣最初的表达欲，就是关于他们这群保安的。第一个没剪出来的片子，拍的是保安队的生活。后来的“二号公寓”，是他们住宿的地方。他还尝试拍过一些纪录片素材，受到贾樟柯的的启发，他喜欢拍人在公共空间的状态：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村口大树下打牌的人，集市赶集的人，春节，一个保安在岗亭站岗，烟花在他身后绽开。

保安队成员张秘密的理想也是拍纪录片。张秘密在学校拍的第一部作品叫《浮草》，是关于保安队里那些没有电影理想的其他同事的。“浮草”这个题目是张中臣起的，漂浮的、无根的草，他为朋友们选择了这样的意象。

在城市精英们因为欧洲闷片而昏昏欲睡的时候，保安队中不少人发现，其中的情感与自己的生命经验是那么接近。阿巴斯、库斯图里卡、安哲、锡兰并不难进入。（当然，“塔可夫斯基确实很难。”王耀德补充。）被新派的媒体精英视作过时的文学艺术，对他们来说仍是启蒙之光。张中玉一直喜欢莫言，“没有任何障碍”，因为“这就是我们村子里的事”。后来他看今村昌平的《楢山节考》、黑泽明的《七武士》，感受也是一模一样的。

当张中臣第一次看贾樟柯的汾阳时，他想起的是自己的砀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种关于出身的自卑感始终萦绕着他，挥之不去。初中，他去县里读书，同学穿耐克、森马、美特斯邦威，他穿妈妈买的布鞋。他总是不愿意看到妈妈骑着自行车出现在学校门口。

在电影的世界里，张中臣不再自卑，因为像他这样的边缘人群才是被镜头对准的，他们眼中的世界才是被镜头承认的。他们不再是世界的外来者。他们是被拍摄的主体，是影片想要对话的对象。他是被施予了理解的人。

那种理解驱散了孤独，无论是电影给予他的、他给予别人的、还是他自己给予自己的。渐渐的，他开始将目光投向比自己更边缘的亚文化群体：精神病患者、杀马特、同性恋者。不是高知的、中产的亚文化群体，而是工厂与农村的底层亚文化群体。有一段时间，他大量地看相关题材的电影，在图书馆读亚文化研究。小时候，那类人被村里的大人认为是“异类、怪物”，现在，他都懂得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无产阶级电影是怎么拍的

2013年2月，张中臣考上了北电的继续教育学院的导演系剧作本科班，哥哥张中玉在前几年已经上了继续教育学院的专科，又考了专升本，和他同班。陈坤阳考上了继续教育学院的摄影班，在另一个班。直到2015年，他们毕业，离开学校。

他们可以入行了。张中臣一开始做的是剪辑助理，后来他遇到《无间道》的剪辑指导彭发老师，彭发开始教他，使他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剪辑师。张中玉在剧组做侧拍师，慢慢转型做执行导演。陈坤阳在广告公司做制片。他们互相推活干，攒下一笔钱。2018年，张中臣将自己想拍的这部长片提上日程了。

保安队早就有了默契。如果有一天张中臣能拍一部属于自己的长片，那么制片一定会是陈坤阳，主演一定会是王耀德。

作为制片人，陈坤阳计算下来，这部长片的前期成本总共需要八十万左右。张中臣、陈坤阳、做了程序员的陈崇理、以及另一位制片人赵语嫣，每个人出了将近十五万元，其他人再众筹，零零碎碎凑满了八十万，这样解决了钱的问题。

2019年6月，他们像模像样地搞了一场开机仪式。当时网络大电影很火，为了以示区别，他们专门在横幅上写着“院线电影《牤》开机大吉”。

拍摄场地选在陈坤阳的老家，河南平顶山，主场景是陈坤阳的二姑家，妈妈的演员则是陈坤阳的二姨。为了让村民们更顺畅地配合，陈坤阳告诉他们：“我们要拍一个河南版的《乡村爱情》。”

当年那个在二号楼前和张中臣抽着烟聊了一宿的研究生李志刚，后来在片中饰演了精神病父亲的角色。他是来救急的。原定演父亲的演员临时来不了，张中臣就把剧本发给了他。李志刚那天恰巧碰见隔壁一个室友，他说：我有一个朋友要拍一个片子，让我演一个精神病。室友说：你就是啊。李志刚就这么进组了。

开拍前，张中臣和陈坤阳在另一个村子堪景，看到了三头白牛，恰好就是影片中的三个时空所需要的小牛、青年牛和老牛。三头白牛比原定的黄牛看起来更纯洁、神圣。张中臣说：这牛我要啊。他们即刻就去找牛的主人，原来是个70岁的老爷爷，没有成家，无儿无女，家里挂着一副耶稣像，摆着一本圣经。

爷爷虽一口答应，心里又暗暗不相信他们，两个人又跑去找村长担保、开证明，终于说动了爷爷。因为三头牛只听爷爷的话，爷爷就跟着一起进组了。没过几天，原定演剧本里的爷爷的演员不能来了，干脆就换了这位村民老爷爷。

拍完戏，临别的时候，爷爷哭了。他没有孩子，在剧组，一群孩子围着他，吃饭喝水都关心他，连他吃太多东西会肠胃不适也能注意到。因为参与了这个电影，爷爷在村里忽然有面子了起来，时隔两年，他还是经常问：片子怎么样？什么时候播？电视上能不能看到？

有几场戏需要群演。比如一场葬礼戏，父亲挖坑，埋葬失足掉进井中的小女儿，背景中站着一大批村民。但是剧组没有钱，更无法和村民签订劳务合同。这时，张秘密作为演员副导演帮了很大的忙。由于长年拍摄纪录片，他很擅长和村民打交道。第二天需要30个群众演员，张秘密会在前一天挨家挨户去串。不是每个答应的村民都会来，他需要找满50个人，登记每个人的姓名和电话，到了第二天，再挨个打电话去催。

那场葬礼戏中，最后镜头拍到的村民，和最开始叫来的已经完全不是同一拨人。多数村民最多只能在现场呆上3-5个小时，看个热闹，就回家去了。陈坤阳熟悉村民的秉性，去镇上买了一些啤酒，六瓶一箱，呆到最后的村民可以免费领一箱回去，效果立竿见影，能呆到最后的村民显著上升了。

张中臣严格地执行自己的计划，近乎1：1地还原他的分镜头脚本。尽管节奏很慢，但每天的任务都顺利完成了。某种程度上，这得益于这个剧本几乎没什么台词。演员的状态不难调，情绪和氛围的戏，王耀德怎么演都是对的。这一个月里，他为了保持在状态中，全程没怎么跟片场的人讲话，没认识任何新人。直到杀青，那位演爷爷的村民都认为，他真的就是一个聋哑人。

闲下来的时候，大家一起看现场剪辑台上的素材。这是陈坤阳过去做广告制片攒下来的经验，当天拍当天剪，有不对的地方即时调整。他们拍出了非常诗性的农村，看得大家都心潮澎湃。来探班的张中玉说：“别叫《牤》了，叫《牛逼》吧！”现场剪辑果冻说：“应该叫《还有谁》！”

后来戴锦华教授说，她曾对这部电影产生过一种错误的预期，以为这是“流动的农村青年拍的那类电影”，看过后却发觉，是“如此纯正浓郁的艺术电影”，拥有“强烈的镜头语言的自觉”。

最后，保安队中的很多个名字，都出现在了《最后的告别》的片尾字幕上

最后的告别

在张中臣的电影里，有两个主角，聋哑人方圆，以及得了精神病的父亲方路军。

方路军是小学语文老师，因为超生，被学校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开除。他曾一次次想要杀死自己聋哑的大儿子，直到小一点的妹妹失足掉进了一口井中。多年后，父亲被送进精神病院，因为夜里找不到自己的手表，将看护杀害，成为通缉犯，最终被警方发现，他也在枯井前投井而亡。而父亲的手表，其实是在很多年前，妹妹死去后不久，就已经被他投进井里去的。他想把时间赔给她。

2000年9月1日，张中臣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被他的亲生父亲砍死了。他的父亲精神失常了，夜里醒来，找不到手表，要两个儿子帮他找，两个儿子睡得很死，他先拿斧头把大儿子劈死了。小儿子拼命跑，最后也死在门缝里。第二天一早，村里人见到满身是血的中年男人，把自己绑在自家院子门口的一棵树上。至于他为什么非要找手表，没有人知道。那年，张中臣九岁，这是他小学四年级开学当日，原本他要与发小一起去上学。

村里的坟就在上学必经的小路上，有一天，小学老师留堂背乘法口诀表，背完才能走。张中臣背下来已经很晚了，夜幕中一个人穿过无数个坟头，哇哇大哭起来。发小后来也被埋在那条路上，在一个他们曾经一起去玩耍打闹的河沟边上。小孩的坟又小又矮，很多年后，上面长满了杂草，再也找不到了。

在农村，死亡总是离得格外近。昨天还是活生生的人，第二天就被盖了起来。“你会愣住。”张中玉说。就好像埋进土地的是一个活人，而不是一具尸体，就好像那不是一座冰冷的坟，那是一个人。

有一回，一个远亲的老奶奶去世了，要送到县里火化，母亲想省路费，就让张中臣坐着灵车去上学。张中臣坐在灵车上，摇摇晃晃，装着老奶奶尸体的棺材就在车的下层。

2018年初，张中臣在唐山剪一个网大，与此同时写他的剧本。他没有多少文采，也不擅长写对话，主角干脆是个聋哑人。反正，王耀德的状态和聋哑人也没多大区别。

小时候习以为常的事情，其中暗藏的情感开始涌现，显现出不同寻常的意味来。

1991年，张中臣出生，他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家里为了他交了5000元罚款金。在被发现前，他一直东躲西藏，就好像这个孩子是世界上多余的人。

兄弟俩都喜欢读书和看电影，这件事似乎只能用基因来解释。他们的父亲是农村知识分子，乡村小学的老师，教语文和地理，会写古体诗。《最后的告别》中出现的几首古体诗都是父亲写的：

心愁知多少，

一地夏乱草。

眼前割除去，

身后又生了。

在他们的印象中，父亲似乎并不支持他们看书，也从未给过任何指导。到张中臣长大的时候，他对父亲文化人一面的印象已经非常稀薄，只有他坐在书桌前批改作业，点着一盏煤油灯，将背影对向他的画面。

村里人处处喜欢攀比。举报他人的事屡见不鲜。“你家孩子干嘛呢？行不行啊？”整个环境只会发出这一种单一的声音。家里的三个孩子都没有世俗意义上的出息，原本要强的母亲变得日渐沉默和屈辱。每次回到老家，张中臣都会被一种想哭的感觉所笼罩。他觉得父母都不快乐。痛苦的是，就好像那些不快乐是他造成的一样。

张中臣写得很快，一个一个画面在脑中闪过，牛在凝视家庭，牛跑到了屋子里，街上在下雨，牛角上淋着水，父亲在改作业，父亲的手表停了，烛光映射到书面上在闪烁，小孩在不停地哭，父亲沉默地看着小孩哭……他讲得也很快，就像胶片迅速地流过。

各种丰富的、难以言说的生命感受，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化用到他的第一个电影长片剧本中去。

身为聋哑人的堂妹，常常看着他笑。后来她遭到丈夫的家暴，又一直在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

发小的母亲后来改嫁了，自己的母亲与她在集市上见过一面，从此再无踪迹。

高考结束那个暑假，他在大兴的工厂帮忙，在那里查到了自己300多分的高考成绩。他喜欢上一个工厂的女孩，后来失去了联络。

在北电的监控室，环境里只有闪烁的微光与噪音，墙面上的图像不停地运动，墙背后不断传来机器滋滋啦的噪音，使他神经衰弱。他在显示屏上追踪人的轨迹，看着徐浩峰一路走进校门、走进教学楼、走进114。

一位知名导演的女儿的自行车找不到了，来调监控。后来找到了，没发生什么，原来只是别人想要逗她玩。

张中臣继续写他的剧本：聋哑人方圆是方路军的儿子。长大后，他在工厂的监控室工作。他喜欢上一个工厂的女孩，常在监控室的屏幕里看她。女孩来找他查监控，看谁偷了自己的自行车……女孩站在杂草掩盖的坟头流下眼泪，她说自己爱过一个人，这个人跑了，她生下了孩子，作为一个母亲，但她却恨自己的孩子。如果一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她还能爱些什么呢？

方圆总是去加油站偷看改嫁的母亲，每一次，他都不敢与母亲见面……在一个雨天，他终于敢上前去拥抱他的母亲，口齿不清地叫出“妈妈”两个字。

农村的夏天是亮的，太阳照着泛白，所有东西映射着光，植物、树影都在泛白光。世界被分割成明暗两面，一面积极地张开，一面压抑地收紧。

每天早晨起来，庄稼上会笼罩着一层白雾。它是有层次的，由浅到深，看不到后面，过了一阵就慢慢消散了。

在夏天，人的状态却是冷的。

“我说不清。”他常常说。他不像有些导演那样条理分明地讲述自己的创作思路，也不像有些导演那样干脆沉默地躲在作品背后。他努力地说，努力地表达，在时而混乱时而清晰的言词中，你逐渐趋近了那团雾。

在《最后的告别》成片中，张中臣使用了大量的浅焦镜头。一般来说，长焦会将背景中所有细节都拍得清清楚楚，提供一种空间上的纵深感。浅焦则会把背景都模糊，创造一个扁平的空间，使观众的视点只能停留在前景的人物上。张中臣的故乡砀山在平原地带，望出去一马平川，没有山，他想，电影为什么非得有层次呢？

在一场请到了戴锦华教授的映后中，张中臣说，浅焦镜头，是对前景中的人物的凝视。

戴锦华说：“你说是凝视，我怎么刚好觉得，这是人物的感受，他也看不见，他也看不出去，人与人之间也没有真正看见过，谁也无法看见谁……”

张中臣说：“是的。这些人虽然同处一个空间，看似我们交流很多，看似我们在同一个家庭，其实我们永远都是互相不理解的，只有最上面的爱能把我们包围起来，但是我们很难相互理解……”

作为文学策划，张中玉一开始给这部影片取的名字叫《牤》。这是一个生僻字，指公牛。在影片中，牛是梦幻的入口。后来，影片改了一个更通俗的名字，叫作《最后的告别》。

为什么要改名叫《最后的告别》，张中玉一开始也没想通。其实是因为，张中臣希望，这是他与那些往事，最后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