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 你好吗丨方励:为2071个家庭 我不做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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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广网北京12月30日消息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报道,2024年已近尾声。过去的一年,我们记录了许多重要时刻,倾听了很多动人故事。总有一些人,让我们难忘,他们的故事,是我们2024记忆的浓墨重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跨年特别节目《朋友,你好吗?》,带您与老友再叙,共话来时路,展望新一年。

方励(受访者供图)

方励做过多年电影制作人,首次执导的影片今年上映——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揭开二战时期“死亡之船”里斯本丸的沉船真相。1942年,1816名英军战俘在密不透风的船舱中被运往日本,途中遭鱼雷袭击,船沉,想要逃生的战俘被日军无差别扫射,浙江东极岛的中国渔民冒险搭救,最终有988名战俘生还。

一部电影,历时八年,欠债千万,方励的坚持被称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倾家荡产”。电影上映的这一年,他围绕里斯本丸的忙碌还在继续。

“我们人类的情感是普适的”

“不分国别,不分年纪,不分种族”

9月,方励筹备八年的《里斯本丸沉没》上映,得到了无数的泪水和掌声,以1%的排片,收获了4700万票房。观众感动于这部“冷门”电影,它把一段被刻意隐匿的历史打捞出来,让殒命海底的盟军官兵,鲜有人知的英勇渔民,被看见。

记者:今年《里斯本丸沉没》上映了,2024应该是您非常重要的一年?

方励:这么多年,今年应该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一年。不光是因为一个电影做了八年,今年终于向世界公映了,更重要的是,这个电影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电影,它是为2071个家庭做的——255个渔民先辈的家庭,1816个盟军战俘的家庭。

记者:9月份上映之后的这段时间,您在忙什么?

方励:跑路演,跑到今天可能才算是一个逗号,还不是句号。三个半月了,一直马不停蹄地跑遍了全中国、美国的洛杉矶、旧金山和纽约这三个地区,活动尤其是路演,我差不多做了150场。但是跟公众交流,我永远没有疲态,因为做电影的初衷就是为了分享,就是想告诉全世界。我一个人的声音是有限的,我要不断地传递,不断地放大,不断地传播,因为它是讲这一大群人,尤其那828个葬身在海底的被遗忘的故事,这个是极其有意义的。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放大,一场一场传下去,就放大了好多个音量。而且来的人五花八门,男女老少,我很少在做电影交流时见这么多上年纪的人,那天我在旧金山,有一位有极其浓厚济南口音的华人老先生站起来,激动得不得了。今天收到一个邮局的挂号信,是一个12岁的小姑娘给我写的,特别感动。

方励在《里斯本丸沉没》线下分享会(受访者供图)

记者:这里面有没有您特别喜欢的交流对象?

方励:我这一次特别关注“00后”的观众。大家都在跟我讲,年轻的“00后”们泡在短视频碎片式的信息里,这个电影122分钟,他们没耐心。结果我发现完全不对。我在成都路演的时候,一个2004年、2005年的小朋友就站起来,直接告诉我,小视频看多了,这种真情实感的特别难得遇见,是惊喜。再有一个,你突然发现外国家庭的故事,我们中国的老百姓男女老少掉泪。那就说明人类的情感是普适的,是共同的价值,是共同的情感,它是永恒的,不分国别,不分年纪,不分种族。

记者:我们在影片中看到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看到中国人。有评论说其实影片塑造了不同国家的人群的形象,但我觉得您可能也不是着意去塑造?

方励:一点都没有。纪录片不会花笔墨去思考人物的塑造,尤其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塑造,完全不会刻意的。整个这个过程中间,甚至我跟日本船长的后人,跟日本的学者,还有协助我们工作的两位非常反战的研究员,我们在相处的时候就是普普通通的人,都是非常友好的。我在访谈中遇到的所有人,不管来自日本、英国、美国、加拿大还是香港,大家对战争都是深恶痛绝的,这一点上是一样的。

闯入历史的最后一个窗口

“你说你不做谁做?”

2017年到2024年,八年时间里,方励尽力搜罗人证,又汇总了60年代以来的所有回忆录、文件、历史录音,去搭建最完整的历史物证。他说,几年间自己如同经历了一场战争,看到一双双的泪眼,一张张的遗照,一个个的死亡通知书,初心越发强烈。

记者:情感和历史,是这部电影非常重要的两个标签,它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方励:要从比例来讲,这个电影70%是关于人,是历史中间的人,我关注的是战争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家庭带来的是什么结果,这是电影主要的分量,也是我把它做成大荧幕的主要冲动。如果只是讲历史,我完全可以用专题片、电视片来做,但是讲人,讲情感,生动度和情感的浓度只有大荧幕能承载。

记者:救人者的义举非常重要,但电影里渔民的救援却没有占到很大的笔墨?

方励:第一,这个电影叫《里斯本丸沉没》不叫《东极大救援》,从数量的比例上讲,那边是1816个遭遇惨祸的盟军军人,这边是255个救援渔民。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叫举重若轻?你说得越少,它越重。我们中国人是英雄,中国人是义举,而这个电影是要做给全世界的,我们说太多有宣传的嫌疑。盟军战俘们在地狱中的绝望、在生死中间的挣扎,把它做足了,我们先辈进场的时候那才是一道光,像天使下凡,这就是举重若轻。

记者:您采访的很多老人,他们的状态可能是不太稳定的,如果老人的记忆有偏差,怎么办?

方励:我们的采访平均都在两个小时以上,时间最长的是加拿大的老人威廉·班尼菲尔德,整整一天。因为他讲述的是最完整的,而且他本人是被我们的渔民救起来的,所以采访时间最长。我们本来就有历史依据,加上丹尼斯·莫利、威廉·班尼菲尔德还包括林阿根,他们讲的好多都是互相呼应重叠的。有一个细节,班尼菲尔德和林阿根,一个是英国人在加拿大,一个是中国人,一个是遇险的,一个是救人的,比如,他们都看到了一个日军尸体漂在海上。当时两个老人一个98岁一个94岁,都能讲到这么一个细节。

记者:您是第一次做一个纪录片的导演吧?

方励:我根本就没想过要做导演,因为实在没有人知道怎么做,到了最后也只能我自己来做。最关键的是,2017年这些老人一个91岁一个94岁,你已经意识到了这个历史的人证很快就会没有了。当时我问过我自己的,为什么必须做呢?因为你闯入这个历史的最后一个窗口了,你说你不做谁做?

记者:2017年,记录这个历史的迫切性,让您意识到了自己必须要承担这个使命来做这件事情。

方励:是的,完全就是这样,我2017年12月开了第一次策划会,2018年春节前,我专门飞到伦敦去找军事顾问,2、3月份就开始筹备,2018年4月我们第一次去英国群访,我以为这个纪录片英国部分就完成了,回来我再采渔民不就完了吗?所以当年我跟丹尼斯·莫利吹牛,我说2019年,你100岁生日我送你一个生日礼物,就是这个纪录片。没想到这也是我这个电影最大的遗憾,三位老人都没能等到这部电影。

记者:电影的片长有限,一些放不下的素材怎么办呢?

方励:我们在2019年11月就准备做数字纪念馆,计划采访完240个家庭,在网站上做一个虚拟的纪念馆,有前厅,有分厅,有分仓位。每个家庭的讲述、照片、遗物,都数字化。当时想的是哪个平台愿意长期维护,我们就送给他们,让即便电影用过的素材也变得更完整、更长,把它很珍贵地留下来。这个计划没变,只是进入后期非常忙,再加上我的资金链断裂,准备明年春节过后开始。

方励采访当年参与救援的老人(受访者供图)

记者:大家可能近距离接触里斯本丸这艘沉船吗?

方励:美术效果图还有工程概念图我都做过的,现在看起来最简单的一个方法,是像石油平台一样打个桩,做一个海上平台,做成全世界第二个“海上反法西斯纪念馆”,里面有电梯能下去,有观察窗,有灯光,你能够去观看沉船。

“永远不知道下一张牌是什么,永远在期待”

几十年来,方励每天只睡四小时,以惊人的精力,在电影和科研两个领域中探索。电影领域,他做了多年的监制和制片人;科技方面,他以总设计师的身份,与浙大海洋学院几个博士生导师合作研制深海重型机器,对此他相当自豪,“全球没有人干过的。”

记者:您把精力放在电影上的时候,科技团队里的这些小伙伴们,是会一边做,一边等着您吗?

方励:不会,我经常是同步的,一会儿在电影那边,一会儿在科技这边,我有时候怕两边都有人找,我就把门开着。他们这都是朋友,都熟,两边抓。这边跑那边去抓我,那边跑这边来抓我。我喜欢做新事,不管是电影还是科技,做新的东西就有激情。你说这是跨界吗?没有跨界,我就在人间待了一会儿,出于好奇,东张西望了一下。

记者:2025年,您的愿望是什么?

方励:我跟李玉导演合作的新片,2025年开年就有可能完成制作,明年希望带着新片跟观众见面,这是一部“全女”阵容的电影,现在正在做音乐,做音效。

记者:方导有一种带着大家奔向未来的感觉,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方励:这也是我经常和年轻人讲的,大家都在说迷茫,我说迷茫就对了,迷茫就是因为看不清未来,看不清就有惊喜,看清了就没惊喜,我们打麻将永远不知道下一张牌是什么,永远在期待!

方励与遇难者后人共同分析比对资料(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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