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嘉宾：毕飞宇 -

作家毕飞宇离电影从来不遥远。

张艺谋1995年的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正是由毕飞宇编剧，娄烨的代表作《推拿》也正改编于毕飞宇的同名小说。

他被视为中国当代最具人文情怀的作家之一，他关注当代人的心灵生活，他从未停止观察、介入和写作。

今年夏天，毕飞宇参与了今日头条联合FIRST青年电影展推出的《影像与绮梦》系列节目，他讨论了一些宏大命题，比如权力、苦难、当代，他也分享了一些私人感受，比如写作时的焦虑和面对衰老的情绪。

他今年60岁，他说：“作为身体，很高兴地告诉你们，我是个老人，作为一个作家，我告诉你我永远年轻。”

01 “《推拿》小说里有的，电影里面都有”

对于毕飞宇来讲，《推拿》是绕不开的作品，既因为娄烨拍成电影后几乎横扫了所有奖项，也因为《推拿》是毕飞宇自身创作的分水岭。

毕飞宇出生于1964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写作，九十年代初崭露头角。他很难离开那个年代关于苦难的叙述，因此早期的《孤岛》《充满瓷器的时代》都带着那种雄厚的野心，借由虚空抵达真实，借由历史进入当下。他的故事是寓言，他将小说当作介质。谈及为何许多作家偏好苦难叙事，他认为，五四之后发展出来的中国现代小说，深受俄罗斯文学的影响。

“处在那样一个大时代底下，底层人和劳工迫切需要表达，然后知识分子成为底层和劳工的代言人，那时候其实是对的。（然而）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我们的文学是不是就真的只有苦难这样一个命题？”

人到中年，毕飞宇开始重新梳理自己的命题。毕飞宇不想困在茧房里，他说自己能与苦难对视，但永远不会热情洋溢地去拥抱苦难。他想进入并书写一种没被概念化、也没有价值预设的生活。他不想要结论，他想要鲜活的、裸露的、没被遮蔽的东西。

就这样，借由盲人这个黑暗的通道，毕飞宇由历史回到了当代。他将按摩中心盲人们的日常写成了《推拿》。他好奇，一群很边缘的人在一个看不见的世界里要如何相处、如何相爱、如何建立家庭，他想知道他们内心的怨恨和他们体验到的幸福。

小说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4年，它又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公映前，毕飞宇去娄烨导演的工作室看了样片，结束后，他对娄烨说：“好像你也没有特地表达什么，但是小说里所有的东西，电影里面都有，这对于一个原作者来讲，是一件很欣慰的事情。”

02 “写什么，取决于谁来敲我的书房”

这几年，毕飞宇的写作延续了对当代生活的观察。“写什么，取决于谁来敲我的书房”。

最新的客人叫傅睿，一个年轻的外科医生。毕飞宇起先想拒绝，因为他的医学知识不足以接待一个医生，而且“当代”越来越快，今天可能还是，明天可能就靠不住。然而傅睿太执着，以至于毕飞宇产生了一种欲罢不能的亢奋感。他最终接纳了傅睿，并经由医生的身体吐出了自己的困惑与不洁，他说：“对大部分人来讲，虚构是虚构，现实是现实。对我们写小说的人来讲，虚构就是现实，我们不认为它在虚构，我们只不过是投入了另一种生活而已。”

小说中，傅睿在一次医疗事故后重新审视自己虚弱的心理状态，而毕飞宇也在那两年经历了停滞与挫败。2013年傅睿的故事写到一半，毕飞宇几乎要放弃。“傅睿是一件薄玻璃的器皿，同时也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他的善和他的恶都是那么优雅，贮满了那个薄玻璃的器皿，我小心翼翼，一直在陪伴他。”毕飞宇决定推倒重来，从第二章开始重写。2022年年底某个凌晨四点，他终于写完最后一个字，交给了编辑。他决绝地剔除了傅睿以及他身边的人，甚至连起书名都“耍赖”逃避。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生理问题，写长篇用的时间长，等我们从这个作品中遍体鳞伤、蹒跚地走出来时，就再也不想回去了。”在毕飞宇看来，作家的美学原则有时不由观念或意识形态决定，而由参与的身体决定。“一颗脑袋完成不了一个作家，一颗脑袋完成不了一个艺术家，他的身体一定要参与进去。当你的作品在你的脑袋里过了，你的身体跟它切合了，你就成了。”

毕飞宇将取书名的任务交给了《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第二天起床，手机短信里已经躺着书名：《欢迎来到人间》。

03 “作家的心灵没有年龄”

暌违十五年才出版新的长篇小说，毕飞宇难免会被问到一个问题：是否希望《欢迎来到人间》被影视化？

毕飞宇是这样回答的：“小说由描写和叙事两样东西构成，叙事极为主观，它不受时空的限制，对影视改编几乎没有用。一个对影视化有较高期待的作品，不可能把小说的重点放在叙事上，所以说，要回答这个问题，几乎不要去问作者，读者把自己想象成导演就可以了。”

毕飞宇对小说的功利心越来越少了。以前“表面看来面对的是自我，实际上都是自我以外的东西”，读者、批评家、文学奖，全都附着在作品之上。年岁渐长，他才觉察出那些眼花缭乱的东西叫虚荣心，他发誓不再为改编而写作，也不参与作品的改编了。“创作时真的已经竭尽全力了，我再也无法‘进入’了。”

年龄悄悄改变了毕飞宇的生活。年轻时狂热，有一两年，他每天能闷在书桌前写十五六个小时，现在却只能持续五六个小时了。前年冬天，他也开始阅读古籍，翻出了《论语》《孟子》《韩非子》，“要靠这个来养老”。不过变化好像也仅限于此，四十岁时那种短暂的感伤——“这就四十了，我还在足球场上飞奔呢”——没有来临。他不过是做了一次腰椎间盘手术，胖了一些，身体协调性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可是那又怎样呢？早就有人跟他开过玩笑，说你是摩羯座，生下来就是个老人。毕飞宇也是这样认为的，拿起笔那天开始，他就不再年轻了。

“我一直告诉外面我是个老人了，但并不意味着在精神上我们允许自己懈怠。因为作家的精神、作家的脑袋、作家的心灵，没有年龄，它不存在老和不老。罗曼·罗兰讲过，一个垂死的病人躺在床上，他的诗依然可以激励所有的人。”毕飞宇渴望成为这样的作家，八九十岁了，身体需要家人和护士照顾，可是仍然能写作。他说：“身体不等于灵魂，精神更不等于身体”。

去年秋天，上海的朋友早早地就叫他今年的1月18日去聚餐。他自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1月19日是他的生日。他很少过生日，但那天和一大帮朋友吃了晚饭、点了蜡烛、切了蛋糕。唱《祝你生日快乐》时，他有些动情，甚至想哭，但最后他控制住了。严格意义上讲，这是59岁的最后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