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

1．祸兮？福兮？

在我忙于拍摄的这几年，台里不断流传着许多对我的质疑。有人说："谁拍电视剧会这么慢？绣花也绣出来了。"有人说："国家不该拿这么多的钱让她去游山玩水。"有人在党组会上痛心疾首地流着泪控诉："领导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让《西游记》停下来！"有的领导也对我不满，说我"拍得太慢"。

这些闲言碎语，旁敲侧击，甚至恶意诽谤，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我的耳朵里，使我怒不可遏：我和剧组的同志们没日没夜地赶着拍戏，这些人却在后面捅刀子，说这些不负责任的风凉话。

我向老阮表示了我的气愤："游山玩水？叫他们来试试！"

她安慰我："不要为他们分心，听'蜊蜊站'叫还不种庄稼了？你干你的，不要受干扰。"

她的几句话，使我心情立刻舒畅起来。领导理解我，心里就踏实了。把这些恶意的话抛在脑后，用自己的工作成果来回答他们比什么解释都好。

但是这些恶意中伤，仍然起了作用。1986年4月，我们在拍摄《孙猴巧行医》的后期，到苏州去补拍试集《除妖乌鸡国》（原来的唐僧换成了迟重瑞、王后也换成了向梅，那些悟空难看的中近景都需要重拍）。一个由财政部、广电部和中央电视台三家组成的调查组突然来到了剧组。因为有人反映了《西游记》剧组乱花钱、游山玩水、浪费国家资财等，所以中央专门组成了调查组，深入剧组来了解情况。

调查组的到来，我很意外，但又很高兴，因为我不用为自己辩护了，凡是怀疑我的人可以自己来观察。剧组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事，尽量查吧。我不但欢迎，还希望他们和我们一起拍戏，一起生活。

那时我们住在苏州煤炭招待所，按我们一向的生活条件来说，不论是居住还是伙食，都算是好的了。调查组带队的是财政部的王处长，他们在剧组待了十来天，和我们一起拍戏，一起加夜班，一起装卸车，一起拉"威亚",一起抬机器……总之，我们所有的日常工作他们都参加了。

临走时，王处长对我说："没想到《西游记》剧组是这么辛苦！我们回去会为你们汇报，你有什么要求吗？"

"我们的设备太差了，只有一台摄像机，录像机还是台里最旧的，老出毛病，影响进度。希望给我们加一台或者换一台。"

他们不但答应我向台里要机器，还说："你们风里雨里跋山涉水的，连件风衣都没有，剧组就花钱每人做件风雨衣。我们批准了。"

这些知冷知热的话，让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他们没有食言。王处长回去以后，向部里反映了《西游记》剧组的情况，而且让台里给剧组加拨一百万，购置一台新的摄像设备；剧组每人发一件风衣，由剧组自己去买。

我非常高兴，领导应该不再怀疑我们了，不再相信那些谣言了。每人发件风衣，可是件了不起的事，这是对大家辛苦工作的鼓励。大家都欢欣鼓舞。

台里答应给我们的那套新设备迟迟不见动静。直到两年以后，我们到泰国去拍最后的一部分戏时，台里才发来了这台新的摄像设备，总算在泰国拍摄的最后部分用上了。

2．十一集的播出

那时，电视节目没有时间限制，《西游记》是系列片，一集讲完一个故事，所以长短不一，有的四十多分钟，有的一个多小时。由于观众的迫切要求，从1982年开始，领导都要每年的春节拿出一到两集《西游记》来播出。1983年是《偷吃人参果》，1984年是《祸起观音院》和《三打白骨精》，1985年是《计收猪八戒》。

眼看1986年的春节又来了，我非常不喜欢这样零打碎敲的播出，因为这会使以后连起来播也没有新鲜感。我向老阮建议：今年春节就把前十一集连起来播，给观众一个完整印象。在第十一集里孙悟空被请回来了，小观众也会满意。她很同意。

但我给自己出了个难题﹣﹣现在离春节只有两个多月，必须赶出许多后期工作。除了已经播出的四集外，还有七集没有剪辑完成；有的现场素材还要录制；它们全都要配音、加字幕；尤其是其中大量的特技镜头，最为麻烦。如果没有后期特技设备的保证，就不可能完成。

可是台里只有一台 ADO 特技机。虽说当初是为《西游记》买的，但全电视台都在用它。我们必须排队，那根本来不及，必须台领导特批给我使用的时间。如果能够获得做特技的时间，1986年的春节播出十一集，那么以后全部完成的后期制作时间也可以充裕点了。

我满怀信心地去找王台长商量，没想到却碰了一个大钉子。

1985年10月25日，我向王台长提出：为了在春节能连续播出十一集《西游记》，请特批给我特技时间和编辑机。

不知为什么，他冷冷地问："为什么要播那么多集？"

我告诉他：为的是让节目完整，也为了让观众看个过瘾。

王台长却怒气冲冲地说："你们就是着急见观众。还没有做好，就往外拿，这还能搞得好？"

我莫名其妙："是你们领导年年都要播出《西游记》的呀？"

他说："紧着赶出来的东西就搞不好，是自己毁了自己！你看《中国姑娘》就是剪辑的不好，招得观众这个骂！"

我莫名其妙："那不是剪辑问题，根本没有拍出来的素材，靠剪辑能解决问题吗？"

他仍然在说着那部戏："我早就说，要剪辑好了再播，搞仔细些。这下挨观众骂了吧！"

我跟他顶撞起来："你怎么把别人的账算到我头上！别人挨骂不等于《西游记》挨骂，别人不受欢迎，不等于《西游记》不受欢迎！"

他瞪起了眼："你说什么？"

我也生了气："为了播出十一集，我得增加好多工作量！你以为我愿意呀？既然你不批，那今年春节你别再要《西游记》了！"

我夺门而出。他在后面怒吼了一声："你打个报告来！"

我也吼了一声："不打，爱给不给！"

莫名其妙地挨了一顿训，我一肚子无名火："播什么十一集！真是自讨苦吃！"

大概王台长想通了：他给了我特技时间。第二天，技术部的同志来找我："你什么时候来做特技？台里给了你一个月的时间。"这下我倒为自己的冒失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动员大家加班加点，分秒必争地按时做完了十一集的后期工作。1986年的春节，《西游记》播出了。观众十分喜欢，但是我给自己种下了一个祸根。

和领导争辩没有什么好下场，这是我多年的教训。现在我又惹祸了！

我常常告诉自己，要做个唯唯诺诺的人，千万不要和领导顶撞，否则，即使自己有理，也没有好下场。但我就是改不了，我认为有理的事，就要坚持到底。明知道自己是个鸡蛋，却硬要往石头上碰，所以总是不讨领导喜欢。其实我是个"服软不服硬"、"认劳不任怨"的人，领导给我几句好话，我就会心甘情愿地去做任何事，但委屈我是不受的。

3．险遭腰斩

十一集的播出，引起了社会上极大的反响，这半截《西游记》向观众交出了我们剧组四年多工作的答卷。

十一集播出时，剧组首次放了一个春节假。因为大家长期辛苦加班工作，也该休息一下，同时我也想让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同志们听听当地观众的反应。

元宵节后，剧组集中。探家归来的人们争先恐后地交换着各自家乡观看.《西游记》的情况，无一例外地非常热烈。

第二天，台里召集开会，剧组的主创人员都参加。

那时，台长们的办公室在旧电视台旁临时搭建的一排小平房里。一条走廊通到底，两边都是台长、副台长们的办公室，一人一间，最里面是一间大些的会议室。

我们剧组十几个主创人员，按时来到会议室，约半个小时了，台领导一个也没有到会议室来。我感到有些异常，按道理这些台长们应该出面向大家贺年、道个辛苦才是，为什么这样冷落我们？

终于，阮若琳副台长一个人进来了。她面无喜色，很勉强地有点笑容。大家向她汇报观众对《西游记》的反应，她也心不在焉。最后，她说出了使大家都惊呆了的一句话："十一集都拍完了？那就拍个结尾，结束了吧。"

大家都怔住了："什么？停拍？"

"没有钱了。你们用完了三百万，台里不给钱了。"

我又问："台里没有说过只给三百万呀？"

大家都七嘴八舌地向老阮争了起来："观众这么喜欢，拍一半太可惜了……不说观众不干，我们也不愿意呀……这是部名著，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我不相信这是老阮的本意："老阮，你也同意就这样停下来吗？"

老阮木然："没有办法，这是台里集体决定的。"

我愤然提出："要是我们自己想办法找钱，可以吗？"

她苦笑了一下："你上哪儿找钱？"

许多人同声附和："我们自己找钱，一定要拍下去！"

老阮看看大家，有些惊异："你们的心志这么坚决？这么团结？"

我下了决心："老阮，如果你答应，我们就自己找钱自己拍，后面的版权归我们，可以吗？"

老阮瞪了我一眼："你的版权？你自己是哪儿的？"

我赶紧改口："归不归都行，只要能让我们拍完就行。"

老阮被感动了，她说："好吧，我向台里反映你们的意见，你们先干吧。要是找不来钱，那就没办法了。"

本应该是高高兴兴的见面会，就这样冷冷清清地结束了。大家都垂头丧气，莫名其妙。我不明白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为什么所有的台长、副台长都猫在临近的自己的房间里，不出来和大家见面？《西游记》十一集创下了收视纪录，受到观众热烈欢迎，为何我们却像犯了错误一样受到如此冷遇？"没钱"是将《西游记》腰斩的理由吗？

我明白了﹣﹣是因为我得罪了王台长？不论怎样，也不能拿这样的名著来开刀！说是"预算用光了"，当初并没有预算呀？同样是名著，为什么《红楼梦》就没有预算的限制？……我百思不得其解。但事情已经这样了，我要坚决地带着大家一起走下去，不但要继续拍摄，还要为了《西游记》的生存去找寻资金。

找钱的路果然难走！那时社会还没有商业化，拍电视剧赚钱的事，还没有兴起。所以，虽然大家都在努力，谈了不少家，但没有一家成功的。有的单位怕资金收回不来，有的怕中央台太大，一旦发生变故官司都打不赢……反正什么原因都有。

我联系到的最为接近的一次是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他们的负责人答应借给我三百万，但是提出的条件太苛刻：不但得有利息，还要由他们去国外考察销售，一切花销在三百万里面出。我谢绝了，这钱还不够他们花的，我拿什么来拍戏？

眼看着一次次努力都白费了，但我并没有绝望，我不相信《西游记》这样一个节目会被扼杀，那么多热爱它的观众竟然救不了它？

这种伤害反而给了我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的决心。

最后，一个可喜的消息来了，我们的制片副主任﹣﹣李鸿昌找到了钱！他和铁道部十一工程局的领导谈好了，十一局以很优厚的条件借给《西游记》三百万元的资金。这真是雪中送炭！我高兴得热泪盈眶﹣-《西游记》终于起死回生了！我对十一工程局领导的感谢之情是无以言表的。

记得和十一工程局签约的那天，阮若琳副台长代表电视剧中心领导签了字。那天真是喜气洋洋。十一工程局的裴工程师是位非常热情、直爽的人。他在签字时的饭桌上，真诚地说是出于对《西游记》的热爱，并祝福《西游记》完整播出后会有更大的影响。当时现场一片欢腾，对《西游记》是一片赞扬之声。

在场的电视剧中心办公室黄主任受到感染，他激动地说："杨洁，我给你三万美元，你去印个宣传画册，扩大影响！"

我早就想出个画册，《西游记》在拍摄中已经积累许多精彩的照片，肯定是观众喜闻乐见的。我的女儿咪咪那时在香港，她的一个朋友是印刷厂的老板，他来京时给我提过，假如我要印制什么东西，他可以帮忙。但是剧组那时出不起这笔钱，现在有了钱，可以印画册了。这不是个天大的好事吗？

当天晚上我就和女儿通了电话："我要印一批画册了！"

第二天上班，我就上黄主任的办公室去要这三万美元，谁知道他竟然说："我什么时候答应过给你三万美元了？"

我急了："你怎么说话不算数？昨天晚上当着那么多人，还有老阮在场，你亲口答应我的！"

他仍然不认账："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我奇怪了："你不是说为了做宣传，扩大影响，要印画册吗？"

他反问我："扩大影响干什么？中国的电视剧反正也卖不出去。"

我生气了："你怎么知道卖不出去？我用一千三百块钱拍的《香罗帕》就三万美元卖给夏威夷台了！"

他不屑一顾地说："那是戏曲，外国人喜欢！你看见哪个电视剧卖得出去？"

我冷笑："那可没准儿，别拿那些来比《西游记》。它们卖不出去，《西游记》就不一定！"

他问："你说《西游记》能卖给谁？"

我说："我现在不敢说。就你这样消极，也许一家也卖不出去，但是也许将来《西游记》能养活中心。"

"好啦，我给你一万美元吧。"

"不行！印数越少成本越高，你答应的是三万！"

老阮在里屋听见我们吵嚷的声音，她把我叫进了屋，"怎么回事？你们吵什么？"

我一见她，一肚子委屈全上来了："老阮，喝了酒的话可以不算数？……为什么我们的戏受到观众欢迎，领导却要掐死我们？为什么《红楼梦》剧组和我们两样待遇？他们花钱为什么没有限制·……"

我把心中的不满都发泄出来，到最后热泪横流。

老阮挺吃惊，她以前没有见过我这样激动："没有想到你有这么多委屈，也没有想到你们剧组这么团结。我支持你，不是已经找到钱了吗？这就好了，好好干下去吧……"

最后，黄主任答应给我一万五千美元。我也懒得再争了，有多少钱干多少事吧。

香港的卢老板给我不少优惠，他免费给画册里的介绍文字做了英文翻译，很快地按成本价给我印好了。

1987年3月，印好的画册来了，印的质量很好，卢老板还把剩下的一千八百港元一并寄了过来。我把这钱还给了中心。

画册可起了大作用了，除了交给台里和中心的一部分外，我们到拍摄点，都带上一箱或两箱，主要作为打点关系的礼物使用，有的我们就在拍摄点旁边卖给观众。它们非常受欢迎，经常是一抢而光。我本想用它引开观众，免得他们总是堵塞拍摄点，可是观众买了画册还不够，又追着我们的演员签字。

我觉得这是观众对《西游记》的热爱，我们不能不满足他们，哪怕耽误一些时间也是值得的。每一本画册都搭起了一座观众与我们之间友谊的桥梁。

遗憾的后来的三百万，也没有支撑到《西游记》全部拍完。因为物价涨了，东西贵了，有的景点知道要钱了。一切都涨价，只有大家的片酬没有涨，仍然是每集最高九十元，最低三十元，拍摄的资金仍然不够。

我惊恐地看到：以前的三百万可以用三年，拍十五集，现在三百万却只够两年，只是十集的量了。我没有精力再去找钱，只能忍痛割舍五集，凑成二十五集。考虑再三，我决定放弃《险渡通天河》《真假美猴王》《收伏青牛怪》《救难小儿城》《受阻狮驼岭》。

砍掉这些集，我十分惋惜。我暗下决心，将来我一定要把它们补拍出来！

4．音乐的风波

1986年6月，我们正在安徽九华山去拍《误人小雷音》，忽然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作曲家许镜和音乐编辑王文华。他们神情紧张严肃，给我带来了一个非常不愉快的消息。

原来，《西游记》十一集播出后，《北京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针对《西游记》的音乐提出了意见。台里有些人，包括领导在内，对这十一集中的音乐和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也不满意。王台长就召开了一些专家、作曲家的会议，征求他们对《西游记》音乐的意见。会上提出了一些很尖锐的看法。王台长把他们的意见汇总了送来给我看。

专家们的意见内容大致是：曲子太"洋"，一开始那"啾﹣﹣啾﹣-"电子鼓的声音就不能用，不够民族化，这种东西用到我国古典名著里，是不合适的；剧里大量使用电声乐器有损四大名著的形象；音乐没有时代感，应当向《四世同堂》《诸葛亮》学习，一听就有时代感；《敢问路在何方也不行，通俗唱法，太软，太抒情，要换掉……最后的结论是﹣﹣这个作曲的不行，要换人。

我无法接受这些意见。作为一个导演，我不能没有自己的主见，我要对节目的艺术质量负责，不能人云亦云，哪怕意见来自台长、专家。

对于《西游记》的音乐、歌曲，我是很重视的。《西游记》的音乐创作是一个难题。虽然我不是专门从事音乐的人，但我有乐感。我要的音乐必须符合《西游记》的特点﹣﹣活泼、多样、欢快，又要有奋进精神；它不受任何拘束，只要符合剧情内容。尤其是主题歌，一定要具有这些特点，要让人们能够传唱开去。配乐部分要根据剧中人物的感情来写。《西游记》里有欢快的、滑稽的部分，也有深沉的、悲伤的……各种情绪，需要音乐来烘托。总之，音乐是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过去，经由王文华的介绍，我听了好几位作曲家所写的主题歌，他们都是作曲界的专家名流，但我都不满意。试集里使用过的主题歌《漫漫西游路》，尽管是一位著名作曲家所作的，但我不喜欢。它的歌词是：可叹世上多危难，无奈人间有不平，指天为誓，普度众生，远到西天取真经……歌词老气横秋，曲子四平八稳；没有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勇气和力度。我告诉王文华，主题歌要换，让他再物色作曲的人选。

还有一首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记得前两句歌词：云荡荡，海茫茫，石破天惊美猴王……我还是不满意，要求王文华继续寻找。王文华又向我推荐了一位作曲家。我请这位作曲家和我们一起到拍摄地去体验生活。他高兴地和我们一起上了青城山，后来写出了一首主题歌，但是我没有采用。

就在拍完《计收猪八戒》后，王文华给我听了一首曲子，它只有一分多钟，但我顿时留意了："这是谁作的？我就要这种味道！"（这段曲子以后用在水帘洞里的群猴欢宴中，我给它取名字叫《欢乐的花果山》)

这《西游记》的第八位作曲者是许镜清。王文华有点为难地告诉我："他现在不是很有名……"我说："那没关系，只要写的曲子符合要求就行。"我让许镜清也写一首主题歌。

主题歌完成了﹣-《敢问路在何方》。歌词是闫肃写的，不长，却蕴含着丰富的内容，既歌颂了孙悟空降妖伏魔的勇敢气概，也刻画了师徒四人艰苦卓绝的进取精神；曲子也相得益彰，明快而乐观。尤其我喜欢那"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层层酸甜苦辣。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包含了多么大的气势、多么无畏的力量，优美的旋律中还有些辛酸和慨叹。我告诉王文华："以后就用这个主题歌。"这支歌也是我们剧组生活的写照，它伴随着剧组转战南北，一年年艰苦跋涉，一步步奋勇直前。

我无法接受王台长的意见。再三思考之后，我给他回了一封长信，信中详细表明了我的看法。

关于配乐"洋"的问题，电声乐器不能用的问题，"民族化"的问题，"时代感"的问题；……我认为《西游记》是个神话剧，它不受任何朝代和地域的限制﹣﹣天上的玉皇，地下的阎王，海里的龙王，他们都是哪个时代的……唐僧取经行路十万八千里，到过许多国家，历尽苦难；还有那天上地下充满奇幻色彩的神仙世界，是哪个地域能局限的？要求《西游记》具有和《四世同堂》《诸葛亮》一样的时代感、地域感，那不是对神话的无知吗？《西游记》的世界无比绚丽，我们的想象力、表现力也应该无穷丰富，如果只用中国的笙、萧、管、笛，那不是太单调了吗？现有的表现手段远远不够，电声乐器为什么不可以用？那"啾﹣﹣啾﹣-"的拟音效果配合孙猴子上天人地不是很好吗？二郎神唆使哮天犬追逐孙悟空那段戏的配乐就有摇滚的味道，不是很合适吗……我觉得只要用得合适，什么都可以使用！何况手段已经很贫乏了，我们不要墨守成规，再把自己的手脚捆住。

另外，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听到过的几个主题歌中，《敢问路在何方》是最好的一首。如果觉得通俗唱法不好，我们可以换一换演唱方法。当然不能说它是"最"完美的，只是"比较"完美的。如果有更好的主题歌当然可以换，但现在还没有。

至于作曲者，我认为不能更换。因为许镜清的曲子活泼大胆，敢于出新，尽管现在他不是太有名，但我要的不是他的名，而是他的曲和歌。

最后我又强调：我是《西游记》的导演，我对全剧的艺术负责。领导既然起用我，就请不要干预艺术创作的事。如果不满意，等全剧拍完后，你把它们全部换掉我也不管了……

信的内容大致就是这样，我没有过多考虑用词、语气等问题，就托他们带回去了。十月份，剧组从桂林回到北京拍摄内景戏。我到台里汇报工作，王台长见了我，苦笑着说："杨洁，怎么我们提个意见都不行啦？"

我回答："你台长的意见，我听还是不听？听吧，我不同意；不听吧，惹你不高兴。但是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因为我要对艺术负责！"

他的笑容已经消失，转头就走了。我打了一个寒战。

这以后，我作了些调整。《敢问路在何方》原来是由张暴默唱的，她唱得很抒情，很柔美，但他们说"软"，那就换成民族唱法。许镜清建议换成蒋大为来唱，增加它的阳刚之气。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时的那首《我多想是棵小草》，我觉得才真是软绵绵，建议许镜清把它的歌词改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请郁钧剑来唱。

事后，听说台领导之间对主题歌也有不同意见：戴临风要用原来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老阮则主张用《敢问路在何方》。她说：《西游记》的中心思想不只是歌颂孙悟空，而且要表现师徒四人跋涉万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信念。她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

1988年的大年初一，《西游记》全部与全国观众见面了。这一热播，全国观众对主题歌的反应非常强烈，它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尤其是"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已经成了激励人们奋勇向前的语句，被广泛引用。

《敢问路在何方》和作曲者就这样保留下来了。但我又一次伤害了王台长的感情，种下了又一颗不利于自己的种子。事后我也后悔﹣﹣为什么那样怒气冲冲，语不择言？又忘记了自己给自己定下的戒律！这个毛病，我怎么就改不了呢？

5.《齐天乐》晚会是这样诞生的

眼看1987年的春节又要来了，台里提醒我，年关还要拿出一两集《西游记》来。

老问题又来了﹣﹣我还是不同意一集两集地单独提前播出。按照我的计划，再坚持一年，《西游记》就可以全部和观众见面了。怎么办？我想了个办法，就是搞个春节晚会向观众拜年，统统由《西游记》演员演出，肯定会收到好效果。但是，一台晚会的工作量可不小，这是给自己找麻烦。但我考虑有可能做到。

我动员大家用最短的时间搞出一台晚会，以代替观众年年盼望的《西游记》。那些戴着面具的演员总遗憾观众看不到自己的真面目，正可以借这个机会露露脸。大家也都支持这个建议。

我们剧组办"春节晚会"不难。因为我们早就有了办"晚会"的经验。它是我们的"手段"，我们用它来答谢支持我们的单位，用它来表达友谊，用它来换取无偿的支援，减少我们的开支……

台里同意了我的建议，决定《西游记》的晚会放在大年初一。于是我就在拍戏的同时，紧锣密鼓地做起了准备工作。

这台春节晚会必须要搞出新节目，搞出一个仙凡结合的神仙晚会。节目要活泼多样，欢乐喜庆。我找了作曲许镜清来，要他创作晚会上的新歌，他提出了要搞一套人物谱的想法：如猪八戒之歌、唐僧之歌、王母之歌……另外，我邀请闫肃写个晚会的大致台本，因为我实在没有时间。

在此期间，我们剧组辗转于山西大同、安徽九华山、浙江建德、新疆吐鲁番、桂林七星岩等地。在拍摄的间隙中，我修改好了晚会的台本和歌词。11月初回到北京，我着手春节晚会的准备工作。

11月7日，我向剧组全体成员谈了春节晚会的构思。晚会取名"齐天乐"。同时，许镜清的歌曲也已经写好，正赶着录音；演金池长老的程之和演黄眉妖王的曹铎的相声也在积极地创作中……

节目基本落实后，我把晚会的台本送给台里审查。我和王崇秋突击剪接编辑录好《大圣歌》《敢问路在何方》和《五百年沧海桑田》。我仍然以《柜中缘》作为晚会的结尾节目，这次由赵丽蓉演妈妈，杨俊演妹妹，淘气还是项汉，岳公子由演朱紫国国王的龚鸣来演。

正当我们热火朝天地做着晚会的准备工作时，忽然听说台里有的领导说《西游记》的晚会太"俗"，大年三十的大晚会有中央领导亲自过问，就用不着《西游记》的晚会了。

我不相信，但台里一位同志证实了确有此一说。这个消息使我不解：台里只看了文字台本，怎么就知道"俗"？除夕有一台大晚会，初一的就多余了？

我本想去找台领导问问清楚，但我想起了1979年的春节晚会﹣﹣那个受到观众欢迎，却受到领导批评的晚会，真是受累不讨好。现在又面临这样的情况，我自己受累不说，还耽误《西游记》的拍摄进度。既然领导不需要，我又何苦坚持？我把台本撕成了碎片。

第二天上午，本来我得去台里汇报春节晚会的准备情况，但是既然晚会都不搞了，还开什么会？我就径直到部里去找负责外事的马副部长谈出国拍戏的事。

这时王崇秋打来电话："赶紧回来，台长要审看剪接好的节目。"

我问："不是不要了吗？还看什么？"

"台领导在剪接房，就等你来。"

我到了剪接房，三位台长和老阮都在，他们看了剪接好的《敢问路在何方》《大圣歌》，都认为不错，挺新鲜。

王台长说："节目还是可以搞，但注意三个问题：一、不要超过两个小时；二、不要超过两万块钱；三、节目许减不许加。"这三条禁令带着"恩准"的意思，我听来是那样的冷冰冰。

我说："不是不要这台晚会了吗？"

他们说："节目还是可以的。就是不要太俗。"

又是"俗"，听起来真刺耳！既然怕"俗"，就别拍《西游记》。它就是雅俗共赏的东西，本身就有"俗"的成分。拍到现在，才想起来不要"俗",不嫌太晚了吗？

原来是老阮不同意取消这台晚会。她看完已经剪接好的《大圣歌》和《敢问路在何方》，认为很好，是她向台里力争﹣﹣这台晚会应当搞下去。

我只好又接着干晚会的事情，但已经失去了不少的积极性。台本已经撕掉了，好在节目都在我脑子里。我依靠记忆，弄了个简单的节目顺序，又继续工作了。

因为受限于王台长的禁令﹣﹣时间在两个小时之内，我取消了几个节目。最可惜的是程之和曹铎的相声，内容特别有意思，很精彩。但为了控制时间，也只好切去一段。

1987年1月5日，"齐天乐"春节晚会彩排。演播室里群星荟萃，众仙齐聚，台长集体审查。节目进行中，我看见台长们都捧腹大笑，没有人中途退场，才放了心。

这台演出中不包括需要再次剪接才能完成的节目（例如《猴嬉》《杏仙舞》……)，无法现场审查。第二天，台长秘书来找我："台长还要看其他的节目。"

我告诉他："看不到！没剪接完。1月20日请台长来审查整个晚会。"

1月20日，两位台长来审查晚会（老阮去了日本，没有来得及赶回来）,没有提出任何意见。

这台晚会在大年初一播出。虽然年三十的"大晚会"是全台极力保证的重点，但是它的影响力没有超过我们办的"齐天乐"晚会。观众的反映极为热烈，既看到了十一集里见过的人物，又见到了还不曾出现的人物，如女儿国国王；既见到化了妆的各种剧中人，也见到了饰演者本人的庐山真面目。节目从头到尾，欢笑不断，把所有人都带到了浓浓的春节气氛中。

就由当年开始，为春节期间的节目设了一种"星光杯奖"，但我们的这台晚会却没有得奖！台里解释是："你们是初一播的，不算春节节目，过了评奖时限。"

元月十五都算春节，"初一"不算？

但是，第二年的"星光杯奖"，我们的"齐天乐"晚会名字赫然在上。去年的节目今年领奖？虽然晚了一年，但毕竟它还是被承认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

原以为《西游记》的外景已经拍完，只剩下后期工作；真经已经取到，大功即将告成，我的担子应该轻松了，没想到更大的磨难还在等着我。

1987年的11月底，正在紧锣密鼓的后期制作阶段，许镜清来找我。他有一位姓陈的朋友向他提出要求：新加坡对《西游记》反响非常热烈，希望能请《西游记》的演员到新加坡去演出几场。那时，东方歌舞团刚刚结束在新加坡的演出，他们要求团长王昆帮助邀请。王昆回来后就和老许联系请剧组去演出的事。老许找我问这事是否可行？他的意思是让师徒四人和别的演出单位合搞一个晚会。我同意出国演出，但不同意与别人合搞。要去，就由我们《西游记》剧组自己组团前往。我想借这个机会，在国际上造成影响，同时也让一些长年辛苦的同志们出出国，作为奖励。

12月18日，我向台领导打了报告。台领导批示同意。

老许把这个意见传达给他在新加坡的朋友，对方非常欢迎这个《西游记》演出团，他们痛快地答应我提出的一些条件：诸如给演出团（中央台）的报酬、演员个人每天的补贴、吃饭标准、住宿条件等。据老许说，这些都超过了东方歌舞团的待遇。演出时间定在1988年6月。

既然是出国演出，节目必须有所提高，才能代表国家，代表《西游记》剧组的水平。春节晚会的阵容是不行了，因为人员名额有限。我想随着《西游记》的热播，这样的事以后只怕少不了，因此，排练些新的节目势在必行。我组建了一个十多人的"出国演出组"，除了师徒四人外，还加上已经离开剧组的几个演员。当时，我还在做后期工作，希望他们自己在副导演的带领下，抓紧时间排练，在去新加坡前，把节目排好。为了节目多样化，我请一个歌唱演员及两个杂技演员参加，演出有关《西游记》的歌曲和小品节目。

春节期间，那些外地来排练的演员正集中在招待所，三个徒弟却同时请了假：闫怀礼病假，金莱和马德华是事假，我同意了，出国节目只好暂时停止排练。

一个从山东来的熟人到剪接机房来看我。他告诉我，师徒四人现在济南演出，大受欢迎。我不相信，迟重瑞还在家里，他们能去演出？但他拿出了演出的宣传海报。我才相信他们真是应邀去演出了。唐僧没去，因为那里还有一个"唐僧"-﹣徐少华！

我很吃惊﹣﹣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他们回来后，我在会上批评了他们："不该抛下大家去赚钱，让大家在家里吃方便面等待你们，难道把节目排好，大家一同去演出不行吗？"这次批评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我实在是太无知了。镜头一旦拍完，导演就没有控制演员的权利了。尤其那时，他们苦干穷干了好几年，一朝成名，心态完全不同了：满天的票子在飞舞，轻易得到的财富在招手，鲜花、掌声、欢呼……他们怎能抵抗住这巨大的诱惑？我不知道在他们眼里，我已经不再是从前的我了。

我仍然忙于后期工作，无暇顾及出国演出的事。1988年的春节，二十五集《西游记》完整播出的时间来到了。12月底的一天，部长艾知生和阮若琳两位领导审看了《西游记》。部长亲自审查，但审看会只通知了三家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国外版和广播电视报，每家一人。

我不理解，记者招待会为什么只请三家报纸？如果说以前是为了怕自我吹嘘，可是《西游记》的完整播出，是观众期待已久的，为什么这样低调？难道《西游记》的播出是件见不得人的事情？

几位记者也讶异﹣﹣记者招待会人数这样少？

看完播放，几位记者急于发稿宣传："艾部长，我们马上去发宣传稿……"

但是艾部长制止了："只发通稿，报导一下春节要播全部《西游记》就行了。"

记者们奇怪地问："为什么不宣传？"

艾部长摇着头："让观众自己去判断。他们说好，才算好！"

记者们追问："我们发表点看法都不行吗？"

艾部长有些不耐烦了："不要发表！一篇通稿就够了，不要再说了！"一位记者追问："艾部长，你自己认为这部《西游记》好不好呢？"艾部长以不变应万变："我没有看法，群众说了算。我们这些人就别讲了。"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部长连个"好""坏"都不敢说了？

部长不愿表态，也不许记者宣传，就在只有一篇"即将播出"的通稿报导下，《西游记》在1988年的春节播出了。

那个时代，虽然不像今天这样狂热地造势，但同时期的其他几个大型节目播出前，还是召开了记者招待会，组织了报纸宣传，发布各种消息，播出后组织研讨会等，搞得挺热闹，对《西游记》却如此冷漠，为什么？

台里认为《西游记》的前十一集已经播出过，算是重播节目，就把它放在九点半以后播出。许多观众对播出时间太晚不满，提出了抗议。他们纷纷用电话、写信甚至来访等方式向电视台要求把《西游记》的播出时间提前。

一次，我到总编室去，偶然听见赵群正在接一个电话。

赵群耐心地对着电话解释："这是个播出过的节目，属于旧节目，按台里规定，重播节目不能放在黄金时间……"

他的话立即被对方打断了："你们有什么好节目？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等《西游记》等了多久？……"

电话声音很大，我可以清晰地听见对方语气强硬，言辞激烈。赵群的态度上显然有些软化："是，是，我马上汇报领导，调整时间……"

我怕赵群尴尬，赶紧退了出来。

就这样，《西游记》的播出时间一再提前，一直提到了"黄金时间"。

《西游记》的热播与我当时的心态形成极大的反差，当我回过头来注意"出国演出组"时，发现情况有了极大的变化。他们不再安心于排练节目，一而是急于出去"走穴"。社会上对师徒四人，尤其是孙悟空的关注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他们再也坐不住了，要想拉住他们，那就是个傻瓜！我曾经是那个傻瓜，因而成了他们急于摆脱的人。

以前我的拥挤不堪的家，现在变得冷冷清清；那几个经常在我家"改善生活"的演员也不来了，因为那三个"主演"不许他们上我家里来，如果来了就不许去新加坡；还听说他们到老阮、王台长那里去告我。老阮责问他们："以前你们一直说杨洁这好那好，怎么现在杨洁一下子什么都不好了呢……"王台长对他们的话却照单全收，完全相信。后来个别演员悄悄在夜里上我家来，告诉了我这一切。我避之唯恐不及地离开了他们，再也不去"演出组"了。

王台长对他们的话语是深信不疑，根本不向我了解情况。即使我还没有做完剧组的结尾工作，王台长就急不可耐地解散了剧组；我还在做着《西游记》的国际声版，却已经不再是《西游记》剧组的人了！但《西游记》"演出组"还存在，那些人在王枫的庇护下，得意洋洋地享受着《西游记》的光环所带来的种种好处。

我不明白，《西游记》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我这个导演，没有功劳也有点苦劳吧？领导不但没有对我道过一句"辛苦"，我反倒成了个罪人？王台长急急忙忙地"解除"了我对剧组的领导权。我被"解除"了，但剧组的许多工作还没收尾，除了修改镜头、国际声版外，清点回收物资的事根本无人管理，一大批精彩剧照连同底片一起流失了，一大批道具、景片被运走了……这所谓的"解散"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和王台长在电话里大吵了一架。他责备我："这么大一部戏也不建立个基地，到处乱跑！一个戏拍完了，什么也没有留下，看《红楼梦》就留下了'大观园'……剧组搞得乱七八糟，为什么这么多演员都反对你……"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痛切陈词："你官僚主义！为什么不调查了解具体情况？为什么偏听偏信？……《西游记》和《红楼梦》能一样吗？搞出什么基地能装得下它的内容？……这些演员在拍摄中和拍摄完后有这么大的变化，你想过是什么原因吗？……"我和他在电话里一直吵了半个多小时，放下电话，我仍然怒气不息。

去新加坡的日子近了。台领导于广华是去新加坡的带队人。他受部领导之托，两次来劝我和大家一起去新加坡："新加坡已经宣传出去了﹣﹣导演带队去，你不去影响不好。你辛苦了六年，就当作玩一次，当个不管事的副团长……"

我苦笑着问他："不去有没有杀头的罪过吧？"

老于笑了："这是怎么说的？有什么罪过！"

"我不去！今后不论上天堂下地狱，我都不会和他们走在一起。"

我没有去新加坡，但没想到连促成这事的许镜清也被拒之门外。因为老许知道这事的前前后后，曾为我大鸣不平。结果他也被三个主演开除出演出团。他想托美工带几盒《西游记》的录音带给他那姓陈的朋友，那美工都没敢到我家来取，因为怕来了就不让去新加坡。

我和王台长结怨之深，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向来快人快语，事情过去就忘，得罪了人自己还不知道。但领导的自尊心碰不得，你伤害了他的尊严，早晚会得到更重的报复。我曾几次顶撞他，他会不嫉恨？这时有人告诉了我一件事。

听说在头一年的春节晚会，王台长要用灵霄宝殿座前的两只仙鹤，派人来向《西游记》剧组要。来的人找到管道具的张瑞来，张瑞来是个木匠，说话简单，一口就回绝了："不行！导演不让借。"当时王台长在演播大厅审查春节晚会的节目，当着许多审查节目的人，他大发雷霆："叫她明天把仙鹤给我来！我就不信我管不了她杨洁了……"

一年后我才知道这件事。真是冤哪！我是向张瑞来布置过任务："管理好所有道具，一件也不要损坏。"这些道具都是用"米菠萝"（塑料泡沫）精雕细刻的，虽漂亮但不结实，为了以后能再用，必须好好保存。这有错吗？"借仙鹤"，我不会也不敢反对，但我不知道这事儿呀。这明明是王台长当众发泄对我的不满，存心羞辱我！他对我的盛怒，使我惊诧﹣﹣自己几年辛苦换来的竟是他对我这样咬牙切齿的痛恨。我才恍然，一切都不是没有来头的，那些人所有的责难与背叛，都因有这位后台的扶持才滋生与发展，起因还是我的坚持己见，不讲策略，得罪了领导。我是自食其果，又能怨得了谁呢？

我遗憾的是限于条件，粗陋的特技不得不在屏幕上留下瑕疵；我难过的是，找不到资金，不能把《西游记》的内容完整地拍出，遗漏了一些精彩的故事；我痛苦的是，六年中，因为工作忙碌，有些问题可能没有细致地调查研究，作了错误的决定或过分地批评，因而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并在我浑然不觉的时候，埋下了怨恨的种子；我伤心的是，为了达到我认为正确的目的，得罪了包括个别领导在内的上上下下的这些人。由于我的个性，坚持自己的意见，所以当《西游记》热播时，我被一脚踢出了局。

【杨洁（1929年4月7日—2017年4月15日），籍贯四川营山，生于河南信阳，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导演、制片人、编剧，济南、青岛人民广播电台的第一位播音员，中国第一代电视导演，中国第一位女制片人，中国最具影响力导演。从六十年代起，杨洁开始负责电视戏曲节目。1974年，前往湖南电视台为毛泽东转播文艺节目。1979年，与邓在军联合执导了“央视首届春节联欢晚会”。1980年，执导了个人首部电视剧《崂山道士》。从1982年起，历时六年，开始拍摄中国首部神话剧《西游记》，该剧获得第四届“金鹰奖”特别奖、第六届“金鹰奖”优秀连续剧奖，第八届“飞天奖”连续剧特别奖。1987年1月29日执导的“齐天乐”春节联欢晚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1997年10月执导的古装剧《司马迁》播出，该剧获得第17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长篇电视连续剧二等奖。2000年2月执导的神话剧《西游记续集》首播。2008年10月获得“中国电视剧辉煌30年”最具影响力导演称号。2010年获得首届中国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杰出贡献奖”。2017年4月15日杨洁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