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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短剧依托日益精进的算法,大幅降低制作成本,备受创作公司青睐,但迎来创作爆发期的同时,AI短剧的伦理边界问题暴露出来。
近日,易烊千玺、张婧仪、邓为、龚俊等多位当红明星连发公告,称自己被AI短剧换脸,“出演”自己从未参与过的故事;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汉服照,却连人带妆造被AI短剧《桃花簪》全搬,还被塑造为小丑配角。AI短剧侵权的魔爪,已经从明星伸向普通人,甚至引发网友“晒照恐慌”。
对此,头部短剧平台“红果短剧”发出声明,称“针对近期AI短剧素材违规使用问题频发的情况,依规处置违规作品670部”。平台除了下架违规短剧,还有哪些助力大家维权的方法?目前的维权难点有哪些?针对AI短剧侵权,普通人的“肖像危机”消解之路在何方?4月10日,封面新闻对话了多位短剧业界人士及法律专家。
AI剧频繁盗脸
平台审核遇难题
红果短剧在声明中,特别提到了“违规使用演员形象”的案例,因为出品方未按照平台要求提供相关素材合规使用证据,平台已对该剧进行下架处理。
AI短剧盗脸时,倾向选择当红明星以“引流”,对平台而言,此时的面部识别难度可控,“在前期审核阶段,会通过技术识别方式进行筛查,召回高度相似的AI素材内容进入人工审核流程,进行细致比对,判断是否存在AI素材违规问题。”红果工作人员回复,“但随着AI技术的快速发展,也会加大平台审核难度。”
北京知识产权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杨华权对短剧平台审核难度进行分析道,“如果追求‘绝对无侵权’不太现实,AI盗脸侵权隐蔽性强,而且很容易死灰复燃,审核成本无限高。”杨华权认为,理性的应对策略是“成本可控的有效治理”,比如,建立肖像数据库进行技术过滤,再将有限的审核资源集中在高风险用户,最后,开通白名单和快速维权通道,将AI盗脸侵权的规模压制在“偶然、零星”的水平。
而针对素人,平台审核则面临新挑战,“无法预先获取普通用户的人脸信息,平台没办法在上线前前置筛查”,该工作人员解释道。
无法前置筛查,只能依靠素人自主维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认为,“如果是面部有相似性,这时候可以采取辅助证明,比如被《桃花簪》侵权的网友,除了脸部特征,还有服装造型都被侵权,这就可以作为辅助。”
诉讼程序可简化?
助力素人快速维权
相对于明星有团队助力,素人的维权成本更高,繁琐的取证和漫长的诉讼,是摆在普通人面前的现实难题。杨华权在立法层面发表看法,“可能需要突破传统民法事后救济的框架,转向‘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重罚’的全链条治理。”杨华权举例,AI大模型在用户使用时,可以加强授权要求,对于违规内容,在作品生成时也可增加拦截机制进行处理。
此外,刘晓春在取证方面也提出建议,“可以参考网络暴力的‘一键取证’方法,平台在面对普通人维权时,可以提供一些采集信息的支持。”
红果目前的做法是提供投诉邮箱,除了自我维权,其他用户如果发现相关侵权或违规问题,同样可以通过邮箱进行投诉举报。
未来,AI盗脸案件是否有诉讼流程简化的可能?杨华权认为,这类案件往往事实相对清晰、争议金额不大、证据比较明确,“比较符合适用简易程序或小额诉讼程序的条件,来达到相对简化或提速的效果。”
高额赔偿“定损”有难度
“下架”是目前主流方法
相对于传统的肖像权侵犯,AI剧盗脸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挑战了传统侵权法的损害定义。真正的损害主要不是钱包上的窟窿,而是个人身份自主权、人格尊严受到技术暴力的系统性侵蚀。
此前,迪丽热巴因为被AI短剧侵权一事提起诉讼,北京法院判决,“只要一般公众或特定群体能够识别”即可认定侵权。
针对明星的“高度相似”好判定,但“部分相似”如何辨别?刘晓春建议,“还是需要给一个宽度,让平台去进行探索。平台可以自己先设定一个相似度的标准,再对标准进行逐步完善和细化。”
对于侵权的认定,还有另一种声音。根据《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采取技术措施在生成合成内容文件数据中添加的,不易被用户明显感知到的标识,被称为“隐式标识”。但多位从业人员向记者介绍,它只能证明作品由AI生成,无法直接判定原始素材是否侵权。刘晓春坦言,这类标识在启动维权时很难起到直接作用,“一般是在已经认定侵权了,用来追溯生成信息时有一定帮助。”
如果素人维权成功,平台下架违规作品,往往是见效最快的方法。但如果想要得到经济赔偿,刘晓春介绍了目前的判决难点,“如果侵权短剧使用普通人的脸,量不大,这时候可能获得高额赔偿的可能性不高,可能维权成本和赔偿不太匹配得上。”
杨华权对此进行了详细解释。在现实中,权利人的实际损失难以证明,加之短剧的盈利模式复杂,也给“定损”增加难度,因为使用一张未经授权的AI处理照片,对整部剧的利润贡献几乎无法剥离和量化。“当实际损失和违法所得都难以确定,再考虑到侵权情节、过错程度、影响范围、后果严重性等因素,法院判决的赔偿额应该不会很高。”杨华权说。
互联网传播速度快,匿名性强,AI盗脸内容一旦发布,即可引起大范围传播,当事人形象可能面临反复消费、恶意剪辑和改编,杨华权补充道,“对被侵权人而言,精神层面的不安、羞耻,这是一种新型的、无形的、难以用金钱填平的伤害。”
记者 刘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