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蛋

4月1日，央视的一则报道把大半个娱乐圈和直播圈都炸了。

一个叫“澳洲优思益”的保健品牌，号称澳洲原装进口，年销数百万瓶，常年霸榜天猫叶黄素品类销量榜首，结果被央视扒了个底朝天。所谓墨尔本工厂地址，实地一看竟然是一家汽车维修厂。品牌故事是编的，国际奖项是花钱买的，站台的专家和网红是雇佣的，连“诺贝尔成分”都是拿来唬人的。产品实为国内代工生产，连保健品最基本的“蓝帽子”认证都没有，本质上就是一款普通食品。

可就是这样一款被精心包装的“假洋牌”，硬是靠着一长串明星和网红的名字，卖出了数千万乃至上亿元的销售额。赵露思、曾舜晞先后担任品牌大使、代言人，伊能静、李若彤、章小蕙、陈妍希、明道等人为其直播带货，头部直播间“与辉同行”更是创下了1000万到2500万的销售额。

消息一出，消费者的愤怒迅速从品牌方蔓延到这些明星身上。你们拿着几十万上百万的代言费，对着镜头说产品“亲测有效”，到头来连品牌底细都没搞清楚，消费者花了冤枉钱，谁来买单？明星的信任背书，怎么就成了假品牌的挡箭牌？

如今，被牵连的明星们纷纷发声明道歉、退款、解约，但这事没那么容易翻篇。优思益事件暴露的不是一个品牌的造假，而是整个明星代言生态里那些见不得光的利益链条。

高额佣金的诱惑、选品审核的敷衍、出事后的责任切割，每一个环节都值得好好掰扯。

从“站台”到“种草”

被卷入的明星远比想象中多

优思益这次翻车之所以声量惊人，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产品本身有多“知名”，而是因为它背后站着一整套完整的明星矩阵。从早期品牌大使到中期代言人，再到后期的直播带货与种草内容，几乎覆盖了当下娱乐圈所有主流的商业变现路径。

2020年前后，赵露思正处在事业上升期，《传闻中的陈芊芊》带来的红利还在释放，平台曝光度和粉丝粘性都在高点。于是优思益选择她进行合作，本质上是押注“新晋流量+女性用户”的组合。

当初，赵露思在小红书和微博上的推广方式也很特殊，不是为优思益发硬广，而是围绕“拍戏熬夜、眼睛疲劳”的生活化叙述，夹带优思益的产品使用体验。因此，粉丝看到的不是广告，而是一个正在努力工作的女明星，顺手分享了一个“有用的小东西”。粉丝的消费行为就在这种松弛的叙事里完成了。

到了曾舜晞代言期间，优思益的品牌打法明显升级，选择用更标准的商业代言形式，去对冲品牌本身的不确定性。

2024年签下代言人曾舜晞后，优思益配套广告片、直播活动、社交平台露出，一个完整的“代言人体系”被搭建起来。毕竟代言人越“正规”，品牌看起来就越“正规”。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看到“代言人”三个字，本能地会默认品牌已经经过了一定程度的筛选和审核。

真正把优思益的销售规模推上去的，还有直播间。

例如，伊能静的人设是精致生活的长期实践者，所以当她在镜头前谈及“视觉系统抗老”，观众很自然的就接受了优思益这款护眼产品。还例如，优思益也曾进入过章小蕙的直播间。章小蕙的直播选品一直强调“我用过、我挑过”，对粉丝来说，这比任何检测报告都更值得信赖。

再往下看，李若彤、明道、陈妍希、吴昕……这些名字拼在一起，构成的是一个覆盖不同年龄层、不同受众圈层的传播网络。有人主打情怀，有人主打专业，有人主打亲和力。优思益品牌并不依赖某一个人，而是通过“人海战术”放大可信度。

除此之外，“与辉同行”直播间也曾为优思益站台。这类账号本身就以严格选品作为核心卖点，当董宇辉在直播间讲述检测流程、试用周期、成本投入时，他实际上就是在为优思益背书。

一个品牌同时进入明星代言体系、达人种草体系、头部直播体系，还能在不同平台铺出接近2000个带货账号，用户打开任何一个平台，都能看到类似的推荐，自然就会得出“这东西应该没问题”的结论。

更值得注意的是“种草内容”的隐蔽性。相比代言和直播，明星网红的种草几乎没有门槛，也最难被监管。一个开箱视频、一段随手记录，看起来像生活分享，实际却是商业合作。这样的模糊地带，让品牌可以在不承担明确广告责任的情况下完成转化，也让明星在出事后拥有更大的回旋空间。

优思益事件之所以刺眼，不只是因为它“造假”，而是因为它完整地展示了一套已经高度成熟的运作模式。用明星的信用做放大器，把一个本身并不牢靠的产品，包装成一个看起来无处不在、人人认可的消费选择。

而当信任可以被批量生产，问题迟早会出现。

回应与沉默之间

艺人的处理方式正在被放大检视

优思益暴雷之后，真正值得观察的不只是品牌本身的去向，还有这些曾经“站台”的明星与主播，如何处理已经发生的负面舆论。

就像同样是道歉，大家的方式方法却完全不同。

李若彤的反应最为迅速，也最直接。她给出的售后方案是：不设时间限制、不问产品状态，只要在她的渠道购买，一律全额退款。章小蕙、陈妍希的处理方式也与之类似，同样选择“无条件退款”。

伊能静的回应稍微复杂一些。虽然给出了明确的退款周期，也表达了歉意，但网友并没有完全买账。因为她的直播销售额与佣金都颇为可观，当收益与风险在时间上错位出现时，公众更容易放大前者，产生对大主播的对抗情绪。

明道的“30个工作日内，联系小助理可先行赔付”，以及陈妍希给出的“72小时内退款”，则都处在一个相对折中的位置。既有明确承诺，也保留了一定处理空间。这类回应或许能维持基本口碑，但很难获得额外加分。

比较值得玩味的是“切割型回应”。

曾舜晞工作室在4月2日发表了一篇措辞严谨的声明，强调曾舜曦与优思益的合作已经结束，没有后续关联。这种说法在合同层面没有问题，却回避了一个更核心的问题，在合作发生的那段时间里，消费者的决策是否受到他的影响？

客观来看，曾舜晞的处境确实有些特殊。他在2024年底就已经终止了与优思益的合作，等到2026年4月央视曝光的时候，双方的合作关系已经结束了一年多。这个时间差，让他和其他仍在合作期内、仍在直播带货的明星面临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

但问题在于，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时间点，往往就集中在代言期内。也就是说，优思益的绝大多数消费者，恰好是在曾舜晞担任代言人期间下单的。如果按照“谁带货谁负责”的基本逻辑，这些消费者有权向他追索。

更何况，曾舜晞在担任代言人期间，曾数次出席优思益产品的直播活动。他在公开场合为这个品牌站过台、说过话，那么产品出事之后，站出来给信任他的粉丝一个交代，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不是搬出律师和合同条款，把责任往品牌方身上一推了之。

沉默，则是另一种应对负面舆论的策略。曾与优思益有过深度合作的赵露思，至今未公开回应。如今的网络环境之下，舆论周期短、信息流动快，只要不回应，话题的确可能会自行消散。

优思益事件像一面镜子，把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带货者放在同一个坐标系里。有人强调责任，有人强调流程，有人强调边界，也有人选择不表态。他们到底把这件事当作一次“公关危机”，还是一次“信任危机”？

高佣金与低门槛的诱惑之下

明星选品正在进入“灰区地带”

优思益的事情走到今天，讨论已经不只是“谁该赔钱”，而是这套以明星为核心的种草体系，还能不能继续按原来的方式运转？

保健品类目在带货市场一直属于高佣金区间，动辄90%以上的分成，天然对明星和主播有吸引力。一款标价两三百元的产品，链路拆开之后，真正留给产品本身的成本并不多，大头被渠道和流量分走。这种分账结构决定了，谁能带来转化，谁就拥有议价权，而产品本身反而退到次要位置。

这也是为什么优思益可以在短时间内铺开如此密集的投放。因为它不需要在研发、资质上建立长期壁垒，只需要把预算精准砸向“能卖货的人”。

明星往往拍几条物料、出席几场活动，或者进几次直播间，收益就已经相当可观。相比之下，那些流程严苛的大品牌，审核周期长、内容限制多，反而不那么“高效”。

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种“效率优先”的选择上。过去几年，明星商业合作的形态发生了明显变化。传统代言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更灵活的合作方式，例如短期推广、直播带货、社交平台种草。好处是变现路径更短，坏处则是责任边界被不断稀释。

一条没有标注广告的“自用分享”，在商业上可能只是一笔普通合作，但在消费者眼里，它和代言没有本质区别。信任是连续的，不会因为合同形式不同而自动分段。明星在不同场景里切换身份，却很难让观众同步切换认知。

优思益把这个问题放大了。

当越来越多的明星可以用“没有代言关系”来解释自己与产品的距离，这套说辞本身就开始失效。消费者不再只看合同，而是看结果。我是不是因为你而做出了购买决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在这条链路里就承担了一部分责任。

更为关键的是明星自己的判断标准。

选品这件事，说到底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取舍问题。很多微商品牌、小微品牌的风险并非不可识别，而是在高收益面前被明星主动忽略了。更直白一点说，如果一门生意的回报明显高于常规水平，那大概率对应着更高的不确定性。

优思益不会是最后一个出问题的品牌。当选品流程被简化为“看报价、看流量”，当内容表达刻意模糊广告属性，当责任在不同角色之间被反复转移，风险就已经在累积。

对明星而言，真正有效的信任修复，不在于事后的退款速度，而在于事前的筛选标准。

当消费者愿意为一个名字买单时，他们购买的从来不只是产品，而是对这个名字的判断。如果这种判断一次次被证明不可靠，那么再高的流量，也很难转化成真正稳定的价值。

那些还在忙着接小品牌、微商品牌的高价代言，还在小红书发“自用推荐”却不标明广告的明星们，不妨看看优思益这个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