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冬天，北京一家小剧场里，《离婚了，别再来找我》连演了好几场，票卖得挺好，光是票房就赚了二十多万，主演江珊那时才26岁，刚靠着《过把瘾》红起来，成了大家眼中的“国民女神”，她想调进中央实验话剧院，觉得那里是正经单位，工作有保障，可她在三年前就已经从人艺辞职了，那时候为了去新加坡录唱片，工资虽然只有一百多块，但分房和看病都包了，她本来以为娱乐圈更自由，结果发现拍戏还得挂靠公司，连合同都签不稳当。

制作人谭路璐是个北漂导演，没有固定单位也没有正式编制，1993年她执导的《阳台》赔光了本钱，还欠下不少债，父母拿出全部积蓄帮她还清债务，第二年她硬是花一万两千元买断了剧本版权，又东拼西凑筹到十万块作为启动资金，可没人愿意为她担保，院团担心风险太大，文化公司怕承担责任，最后是星蝶文化的王晓京，一个个体经营者，用自己名字替她做了个人担保，这件事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一个做戏剧的人要靠另一个做戏剧的人讲义气才能开工。

中央实验话剧院签了合作合同，表面上说是联合制作，实际上把全部责任推给了谭路璐，亏本了她自己承担，盈利的话六成归院方，她想更换演员，院方卡着不批准，她计划巡演，院方偷偷跟海淀剧院签了协议，连个招呼都没打，有工作人员当面说这是剧院的剧目，意思很明白，谭路璐只是干活的，别想插手更多事情。

江珊的情况更艰难，她不领工资，每月只拿几十元补助，每天排戏到深夜，只为换来一张调令，她知道这出戏火了，也清楚自己只是个临时工，后来谭路璐发现院方私自加演场次，马上拿出公证过的版权书表示反对，院方这才慌张起来，原来这戏不属于单位，是个人买下的产权，文化部在1993年发过改革文件，提到要尊重版权，但没人认真执行，在体制看来，"单位出品"这几个字，比白纸黑字的公证更有分量。

十一月二十五号那天，江珊和谭路璐站在剧院门口，看见一张没问过她们意见的演出通知，就决定不演了，媒体马上说这是明星耍大牌，可没人问这戏到底是谁的、谁出的钱、谁写的剧本、谁跑的审批，谭路璐没调进去，江珊的调令也没了下文，几年后中央实验话剧院并进国家话剧院，铁饭碗还是铁的。

谭路璐后来做了《赵氏孤儿》和《琥珀》这些戏，慢慢站稳了脚跟，江珊一直没回体制里，但她接戏排戏，自己挑本子，过得挺自在，当年被叫“个体户”的人，现在反倒成了行业中真正能拍板的那一批，而有些单位还在用“集体创作”“院团出品”这样的说法，绕开版权问题，其实不是不懂法，是习惯把人的劳动当成单位的资源。

这件事过去三十多年了，类似的场景如今还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