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栋天老师，京剧名家、京剧老生、京剧大家、国家一级京剧演员、被誉为“京剧界的男高音”、有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父亲关正明、母亲李蔷华。

话说曾经在网上看到这么一条消息，那个标题吓人一跳，叫三头六臂关栋天，当时觉得，哟、怎么关栋天成了神仙了，后来才知道、其实这个名字，他说他三头六臂呢、一是说他，第一、是在上海演京戏，同时又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话剧，同时又在河南郑州演歌剧。他曾言，“京剧嘛，因为《贞观盛世》以后、就跟尚长荣老师又排了一出叫《廉吏于成龙》。那么话剧是张爱玲的原著，上海作协主席叫王安忆，就写《长恨歌》那个，她改编，然后导演是黄蜀芹，当时上海媒体讲、是三大才女打造《金锁记》，那么他就是演这个《金锁记》里头的那个三少爷 姜季泽;歌剧是河南开封，演出是在郑州，但是排戏在开封，是《清明上河图》，自己演《清明上河图》的那个、画《清明上河图》的那个画家 叫张择端。”

和很多著名的京剧演员不一样，他从事京剧，当然他是非常有名气了、也非常有成就，但是呢、他并不像，他跟别的人不一样，就是他并没有进过专门的艺术院校去学习的，那他这段自学成才的经历是怎样的，自己并非科班出身，因为自己的学艺的过程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引发的，文革期间吧、父母亲政治冲击，关在牛棚 关了一段时间以后，出来就没事干，因为他们正当年、政治上还没解放，在家里头有点苦闷，那时候就拿我当玩意了，没事干嘛，那时候他十五岁不到一点，那么自己记得很清楚、是一个冬季的晚上，在家里头、我在那儿泡着脚呢，坐在小凳子上，自己两个脚搁在小盆里，自己父亲就坐在我对面，他说我来唱一句给你听一听、你会听出有什么不同吗，我那傻乎乎的，朔风吹 他唱两遍，自己也不懂、自己说听不出来。我第一遍是一般的唱法，第二遍我是很讲究的唱法、字头，字腹，字尾，他说我再唱一遍 听出来了吗，听出来了，从那一天晚上开始、就逐渐的一边，自己父亲可能是有意识的，一点点把我带带带、带到我对京剧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那个时候自己是高中要毕业、又下放农村做知识青年，就即便是在那种情况下、自己还，只要回到城里 就学，学完了到农村里，干完活还得练，然后1978年回城了以后、那时候练功苦，那时候已经决定想做专业演员了，就不甘心就是我学戏唱着玩了，想做专业演员了，专业演员不一样、就不是说你有嗓子 你能唱就行了，你还要基本功，尤其京剧演员，就那段时间练功练得挺苦，那时候自己做装卸工，上了12个小时班，上完12个小时休息一天、再上，是这样的。当时是在武汉当工人，踩自行车十几公里，踩完了以后、下了班踩着自行车，车后面夹着一双练功鞋到京剧团，那个时候，1978年以后呢、政治环境逐渐就宽松了，那么自己父亲的面子、很多老师，练功时都来教自己，那段时间我练功练的很刻苦，也许就是因为刻苦吧、有一些进步，然后就想入非非了，就是非常坚定的说，我要做专业演员了，自己妈是说什么都不同意，文革吃了那么多苦、说你还再往这个圈里跳，说什么都不成，自己说那不成、我说您要不让我唱戏，我宁可我去死，多坚定呀，就是那个情况下、后来就考试，虽然自己父亲当时也算京剧团的领导了，于是请了文化局的领导来看，人家看 还算是块料吧，先进来再说吧，就这样进来了。

进了团之后，第一次登台的时候 他还记得吗，《文昭关》 伍员马上怒气冲。那是在进团之后多久，1979年，也就是一年之后、第一次登台，那是在武汉有个民众乐园，那是以前比较重要的娱乐场所，也当然是以京剧为主了，自己记得还是个小剧场，那时候日场戏，因为通常年轻演员出来都是先以演日场戏为主，然后觉得你是块料了、有一定的舞台经验了，然后才能逐渐转到大剧场，然后唱夜戏。在武汉京剧团的这段时间里演过的这些戏当中、他觉得对他个人艺术方面 他觉得是演哪些戏感觉比较成熟，在武汉团的那段时间、对关栋天印象最深的、对他以后艺术发展最有帮助的，就是1980年底、1981年初的时候，北京京剧院到武汉演出，当时还有赵燕侠老师、谭元寿老师演的《打金砖》，自己在这之前我从来没看过这出戏，就看完了以后、自己也是一种激动，特别的激动，我也想演这出戏，但是谈何容易，《打金砖》是一出文武老生非常吃重的戏，自己就缠着我父亲，说我想学这出戏，我父亲说行啊、那我就跟元寿老师去讲，那么元寿叔比自己父亲小两岁，他一听就非常高兴，当时其实我父亲的意思是说、你不一定非要演这出戏，但是作为一个青年演员、你学会这出戏，对你是有帮助的，他那时候不知道我已经决定说、我不管多难，我都要演。元寿老师呢，二话没说，说这出戏是李少春先生教给我的，你现在愿意学、我倾囊相赠，但是呢、你父亲对唱腔很有研究，不必照我的去唱，他说你有你的条件、你父亲又是很有造诣的艺术家，可以根据你的条件、在唱腔上做变动，都没关系，但是我就教给你这出戏，我听了我很感动，学了我就回家练，因为这个吊毛、倒插虎、僵尸，这种一边唱一边摔，愣是1981年的时候、前年初参加武汉的会演，就以这出戏得奖了，当时这出戏说得奖的、颁奖的那天 我们还不在武汉，就跟着我父亲、1981年的下半年跟我父亲一块沿着长江一带就演出了，什么芜湖啊、安庆啊、南京，最后到了上海，到了上海11月24号自己结婚，11月25号的晚上、1984年，自己在上海劳动剧场，自己父亲就跟这个劳动剧场当时的经理叫吕君武，就说、我儿子让他演夜场吧，我跟他前面开锣、让他后面唱《打金砖》，他说这可不行，他说我们虽然是老朋友，公事公办，他说你儿子不错、条件好，我们让他唱日场戏，我请你来是要卖票的，你儿子上海 谁也不知道，只认识你老关，文革以后你第一次来上海，大家捧你 那理所当然，我票好卖，哎呀、你就给孩子一个机会，我了解他，你让他试试，说给机会唱日场戏，就再三跟他协商，最后他总算答应了，结果那天11月25号晚上、卖票就是卖的不好、四成，那个时候劳动剧场没改造过，那是以前的一直遗留下来的三千多个位子呢，你想四成才多少人，所以观众席是比较冷清的，但是那天晚上唱完了、观众就不成了，就跟炸了窝似的，这个好就没完，哎呀，文革结束以后去的院团也不多，像我们这种年轻的演员也就更不多了，再看到我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啊、乱叫，谁也不怕、初生牛犊，结果一下子就红了，当天晚上吕君武就决定说、再加一场，结果再加一场的时候、他们说是盛况空前，就是劳动剧场的铁门早早就全给拉上了，这个售票房没票卖了，退票一直退到一里地之外，就是从西藏路、延安路那边一直退票等到劳动剧场，三千多张票，是位子全卖满，然后关栋天一上去，台上不能动、动就是好，就1981年那一次、就算自己在上海就是有了一点名气了。

从那次开始、是在什么时候，上海京剧团向他伸出了双手，1983年的夏天，第二次、我父亲带着我们一个团去了苏北那带，那当时是沿着长江南岸走，因为1983年到了长江以北的地区、苏北地区，那一次演出简直是、回过头来自己是极大的一次飞跃，就是上了很大一个台阶，为什么、那次演出就是自己父亲基本上都让我在唱，或者我们俩父子一块唱，他唱前面、自己唱后面，我唱前面、他唱后面，今天是我、明天是他，那个时候我父亲只要我上台的时候、就拿着个小本、拿着笔，就站在侧幕条，他完了卸妆都不卸、就在那儿演出 他给你记，记完了下来就给你说，就每天这样，而且条件十分之艰苦，那时候还自己带行礼，天又热、又有蚊子，又是卫生条件不好，但是演出任务又繁重，就是在那种比较相对艰苦的情况下、环境中，这样去锻炼去磨炼，提高太快了，那自己那时候的关公戏、红生戏，都是在那时候唱的，然后自己到了上海，最后一站又进上海了，因为你1981年去过、人家认识你，但是我们当时进到上海的时候很不巧，就是五运会、全国第五届全国运动会，所有的剧场全部安排满了，就是你想进、都没有剧场，最后安排到卢湾区文化馆，是一个很小的剧场，连演十一场、连满十一场，当时自己进去后 就连唱了，前后唱了四场《打金砖》，然后唱了《战太平》、《红鬃烈马》、《四郎探母》，就是整个我父亲基本不唱、就是完全是自己在唱，连挑十一场，当时观众时隔了两年之后再一看、他们说又进步了，又提高一大块，而且能够挑梁唱大戏。自己运气比较好，那时候张学津老师和李崇善老师，文革以后、就北京人嘛，在上海呆着呆的也不习惯，就要求回北京，他们回了北京，那时候童祥苓老师身体又不太好，就是老生这个行当呢、就是年轻的就没有了，就把自己从武汉给提溜到上海了，然后到了1988年的时候、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1988年的时候呢，当时是天津在年底有一个全国京剧新剧目汇演，尚长荣老师、自己叫他尚老板，夹着《曹操与杨修》的剧本就来到了上海，到了上海就跟京剧院谈、说 我想跟上海京剧院来搞这出戏合作，当时答应剧本好，当时指定的杨修是我，当时京剧院是三出戏去天津，一个是《曹操与杨修》、一个是《潘月樵传奇》也是新编历史剧，一个是一个小戏叫巜六月雪》、新编《六月雪》，然后当时呢，《潘月樵传奇》、京剧院本来想请童祥苓老师演，后来《潘月樵传奇》、祥苓老师说我身体不太好，要再排新戏可能吃不消了，那祥苓老师不演，就没办法了、京剧院来找自己说，跟你商量件事，你和言兴朋都是我们京剧院的现在的主要的青年演员，但是现在祥苓老师不演潘月樵，兴朋的风格显然不合适，那么你排过《乾隆下江南》、你有创作经验，这个京剧院现在党委决定让你去演《潘月樵传奇》，把《曹操与杨修》让给兴朋，自己是非常的有想法，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高兴。《潘月樵传奇》在排练的时候，出现了一件非常影响自己人生道路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第一场戏有个戏中戏，戏中戏导板出来、有这么一个动作是 当时导演其实并没有设计，那我自己想说、出来的时候我能不能设计跟《打金砖》似的、有这么个吊毛，排戏的过程中、休息，啊、休息，那我就说、跟着老师说，好几年也不练了，说练练吧，那有毯子 就练，当时拿着两个藤杆，练的都挺好，排戏了，休息完了、排戏了，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出事了，自己最后一个我上去的时候，我过去的力量小了，脑袋落地了，但是还没有太在意，结果休息完了以后、排开打，排开打的时候，自己就已经不行了，这右手拿不了刀了，左手拿刀打，导演一看不行，停，怎么回事，自己说我可能刚才练的时候摔了一下，觉得有点不行了，赶紧送到我们隔壁的这个五官科医院，一拍片子，第五根、第六根颈椎错位，很厉害，他说你再要是严重一点，你就是高位截瘫，自己听完了、我冷汗都出来了，年纪轻、我还有我的人生前途呢，一个月以后就要去天津汇演，临时换人都来不及，而且我要如果是不演的话、这出戏就没有人演了，就京剧院就少了一个剧目了，而且剧目都报上去了，京剧院急、我也急，当时我老妈陪着俞振飞俞老在美国，我老婆在外拍戏，家里没有人，就自己一个人，就找了民间的医生，给自己扎针、按摩，到彩排排练的时候、化妆之前还扎，就这样去了天津，当然这个剧目也得奖、我演员也得奖，但是这种得奖对我来讲已经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那我希望我思考、1988年我32岁，我以后的路怎么走，其实《曹操与杨修》对我的打击挺大的，我想我不干了，我说什么我都不唱戏了，第一个 我现在这个状态我很多戏不能演了，《打金砖》我不能演了，我再摔一次、我人就结束了，我什么都没有了，我要走，1989年办完手续，1990年3月1号自己离开上海京剧院、踏上了去香港定居的路程，一离开以后、当时去的时候，想了很多，觉得外面很艰难，因为那时候出国挺热的嘛，大家一块来说很艰难、很艰苦等等，做了很多思想准备，去了以后还是不行，这个人从天上掉到地下的这种滋味、你很难顶得过去的，谁也不认识你、谁也不知道你，在上海你受尊重，年轻演员各种场合你都出现，大家都、就不说捧着你吧，起码对你是很尊重的，人家都认识你，人是虚荣的、尤其在这个圈子里人十分之虚荣，就是喜欢人家对你另眼相看、好言相向，但到那儿 谁也不拿你当回事，而且条件十分之艰苦，那时候自己去的时候、就住在自己姐姐家里头，没房子，没钱，就睡在他们书房里，早上起来 打地铺、晚上柜子里拿出来，早上起来搁到柜子里，就去上班去了，在那儿打工，什么都干，当然后来逐步逐步的经济境况好一点，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就这样在香港呆了几年以后、1999年太太也回上海了，然后1999年应该讲开始又是自己另外一个重要的阶段，建国50周年大庆、上海也搞 要献礼剧目，终于能和尚老板一起演出、排《贞观盛世》，很高兴，《贞观盛世》演到现在当时80多场、将近90场，是上海到现在50大庆以后 所有的剧目中唯一硕果仅存的，在这期间后来2003年又排了一个《廉吏于成龙》，自己更走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