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我嘴贱嘲笑厂花胖，她二话不说坐我腿上：这就是你要的分量
一
1995年的夏天，热得像蒸笼。
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午后，车间里的老吊扇嘎吱嘎吱转着，吹出来的全是热风，身上的工装被汗浸透了贴在背上，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的。
我叫孙大伟，那年二十二岁，在县纺织厂上班，是机修车间的钳工。说是机修，其实就是哪里坏了修哪里，整天跟机油扳手打交道，手上永远洗不干净的黑油渍。厂里效益不错，几百号人，在县城算得上正经单位。我爸托了关系把我弄进来，我也算端上了铁饭碗。
纺织厂女工多，男工少。我们机修车间十几个老爷们，整天灰头土脸的，看着对面纺纱车间那些姑娘们穿着白围裙戴着白帽子进进出出，心里说不羡慕是假的。但人家纺纱车间的姑娘眼光高，看不上我们这些满手机油的粗人。
不过厂里有一个人，跟谁都能说上话，那就是财务室的女出纳——刘芳。
刘芳那年二十三，比我大一岁，在厂里算是老员工了。她爸是厂里的老会计，她高中毕业就顶职进来了，在财务室干了好几年。厂里人人都叫她“厂花”，这个外号怎么来的谁也说不清，但叫开了就改不了口了。
说她是厂花，其实跟你想的可能不太一样。
那个年代的厂花，不是现在电视上那种瘦成一道闪电的姑娘。刘芳个子不高，大概一米六出头，但人家长得圆润饱满，白白净净的，脸上带着婴儿肥，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两个酒窝能盛酒。她身上永远有肉，该凸的凸该翘的翘，用我们机修车间老张的话说——“这姑娘，旺夫相。”
但在那个年代，流行的是瘦。港台明星一个个细胳膊细腿的，杂志封面上的姑娘都跟竹竿似的。厂里年轻小伙子嘴上不说，私下里议论起来，总有人拿刘芳的身材说事。可你要是真当着她的面说，那你是不知道她的厉害。
刘芳这人，脾气跟她的身材一样，有分量。
她嗓门大，笑声能传三层楼，走路带风，说话从不拐弯抹角。财务室的老周说她是“刀子嘴豆腐心”，但我觉得这豆腐心外面裹的不是刀子，是锤子——砸人贼疼。
我跟刘芳熟，是因为机修车间跟财务室打交道多。每次领材料报账什么的，都得去财务室。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刘芳正趴在桌上算账，头也不抬地说：“等着，没空。”
我就真在那儿站了十分钟。
她算完了抬头看我一眼，噗嗤笑了：“你这人真老实，让你等你就等啊？旁边有凳子不会坐？”
我挠挠头：“你说了没空，我怕打扰你。”
她站起来，把单子递给我，上下打量了我一眼：“机修车间的？新来的？”
“嗯，我叫孙大伟。”
“大伟？多大？”
“二十二。”
“比我小一岁，叫姐。”
我没叫，她也没恼，挥挥手让我走了。从那以后，我去财务室的次数就多了起来，有时候是公事，有时候就是路过进去打个招呼。刘芳对谁都热情，兜里永远揣着几颗水果糖，见人就给一颗，说“甜甜嘴”。
说实话，我对刘芳的印象一直不错。她爽快、能干、不矫情，跟厂里那些扭扭捏捏的小姑娘完全不一样。但你要说那会儿我对她有什么想法，也没有。就是觉得这人挺好，像个大姐。
我们机修车间几个小伙子，没事就喜欢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凑一堆，东拉西扯地聊天。聊来聊去，总绕不过厂里的姑娘。谁谁长得好看，谁谁走路姿势好看，谁谁说话声音好听。
那天中午，我们在食堂吃饭，老张端着饭盆坐到我对面，挤眉弄眼地说：“大伟，我听说你老往财务室跑，是不是看上刘芳了？”
旁边几个家伙立刻竖起耳朵。
我扒了一口饭：“别瞎说，我去报账的。”
“报账用得着天天去？”老张嘿嘿笑，“我看刘芳对你也挺热乎，上次还给你留了半块蛋糕，我可在旁边看着呢。”
“那是我过生日她给的，又不是单给我一个人。”
“得了吧，”旁边的李建插嘴了，“刘芳那人，对谁都好，你可别想多了。再说了——”他压低声音，左右看了看，“你不嫌她胖啊？”
几个人都笑了。
我没笑，但也没反驳。
说实话，那个年代，年轻人之间谈论姑娘的身材，就跟现在聊八卦一样随意。谁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胖在当时就是个话题，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说得挺热闹。
“是有点壮实。”有人说。
“那不叫壮实，那叫丰满。”老张纠正。
“丰满啥啊，过年杀猪都不用买肉了。”
这话一出来，几个人笑得前仰后合。我也跟着笑了，嘴里还说了一句：“可不是嘛，那分量，一般人扛不住。”
说完我就继续吃饭了，根本没当回事。我们平时就是这么聊天的，荤的素的都有，谁也不往心里去。
可我忘了，那天食堂人多，隔了两排桌子，坐着的就是纺纱车间的几个姑娘。而刘芳的好姐妹王芳，就在其中。
二
第二天上班，我一进厂门就感觉气氛不太对。
门卫老李头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欲言又止的样子。我以为是自己脸上有灰，抹了一把，没当回事就进去了。
到了车间，换了工装，拎着工具箱正准备去修一台出了故障的织布机，老张凑过来，一脸严肃地说：“大伟，你昨天在食堂说的话，传到刘芳耳朵里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嘴上还是硬：“我说啥了？”
“你说她分量一般人扛不住。这话被人学给她了。”
我愣了一下，说实话，昨天那话我说完就忘了，根本没想到会传到刘芳那里去。但仔细一想，食堂那种地方，几百号人吃饭，你说什么话都有人听着，传出去太正常了。
“那有什么，”我故作轻松，“平时不都这么说的嘛。”
老张摇摇头，拍了拍我的肩膀：“兄弟，你自己保重。刘芳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她可不是吃素的。”
我心里有点发虚，但面子上不能怂。我孙大伟好歹也是个大小伙子，还能怕一个姑娘不成？再说了，我说什么了？不就说了句分量重吗？又没骂人。
一上午平安无事，我修好了两台织布机，手上沾满了机油，心情也放松了不少。心想大概是老张夸张了，刘芳也许根本就没当回事。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端着饭盆进了食堂，找了个角落坐下。平时跟我一桌吃饭的那几个家伙，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一个个离我八丈远，眼神还躲躲闪闪的。
我正纳闷呢，就听见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
那脚步声我太熟悉了——刘芳走路跟一般人不一样，她步子稳，落地重，带着一种“我来了你们都给我让开”的气势。
我还没来得及回头，一个人就在我对面坐下了。
刘芳。
她今天穿了一件碎花衬衫，头发扎成马尾，脸上带着笑——但我看那笑，怎么都有点瘆人。
“大伟，吃饭呢？”她语气平常，跟平时打招呼一样。
“啊，对，吃饭。”我夹了一块红烧肉塞嘴里，装作若无其事。
“吃的啥？”
“红烧肉。”
“红烧肉好啊，有油水。”她托着下巴看着我，“大伟，我听说你昨天在食堂说我了？”
我心里一紧，筷子停在半空。
“说啥了？”她问得很平静，眼睛却直直盯着我。
我咽了咽口水：“没、没说啥啊，就随便聊了几句。”
“随便聊了几句？”她嘴角一翘，“我怎么听说，你说我分量一般人扛不住？”
食堂里安静了不少，周围的工友们都竖起耳朵往这边看。我脸上火烧火燎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那个……芳姐，我就是随口一说，没别的意思……”
“没别的意思？”她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我这边。
我以为她要骂我一顿，或者端起我的饭盆扣我头上——这些事她不是干不出来。前年有个供销科的小伙子在她背后说她坏话，被她堵在走廊里骂了半小时，最后那小伙子差点没跪下叫奶奶。
我已经做好了挨骂的准备。
可刘芳没有骂我。
她走到我身边，看着我坐在条凳上的样子，忽然笑了。那笑容我到现在都记得，带着一点狡黠，一点得意，还有一点……我说不上来，大概是“你完了”的意思。
然后，她转过身，一屁股坐在了我的腿上。
实打实地，坐了下去。
我整个人当场就懵了。
那个分量——怎么说呢，刘芳确实不轻，一百三十斤打底是有的。但那一瞬间让我震惊的，不是她有多重，而是她真的就这么坐下来了。在食堂里，几百号人面前，一个姑娘，坐在了一个小伙子的腿上。
我手里的筷子掉了，红烧肉滚到了地上，我整个人僵在那里，两只手不知道往哪放，举在半空中像投降似的。
刘芳稳稳当当地坐着，还调整了一下姿势，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些。她扭头看着我，脸上那笑容灿烂得跟朵花似的。
“孙大伟，”她一字一顿地说，“你不是说我分量一般人扛不住吗？来，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啥叫分量。”
食堂里先是一阵死寂，然后爆发出哄堂大笑。
那笑声震得屋顶上的灰都在往下掉。
老张笑得趴在桌上直捶桌子，李建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连打饭的阿姨都端着勺子跑出来看热闹。整个食堂几百号人，没有一个不笑的。
我脸红得能滴血，感觉整个人都要烧起来了。我想站起来，但刘芳坐在我腿上，我根本动不了。我想推开她，但手伸出去又缩回来——人家是个姑娘，我一个大男人动手推她，像什么话？
“芳、芳姐……”我的声音都在发抖，“你起来行不行？”
“不起来。”她稳稳当当坐着，还翘起了二郎腿，“你不是说分量重吗？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扛住。”
“我扛得住，扛得住，你快起来吧！”
“真扛得住？”
“真扛得住！”
“那你说，我胖不胖？”
这个问题一出，食堂里又安静了。所有人都看着我，等着我的回答。
我看了看刘芳，她虽然脸上在笑，但眼睛里有认真。我知道这个问题不能糊弄，也不能再嘴贱了。
“不胖。”我说，“一点都不胖。”
“那你昨天说啥了？”
“我昨天胡说八道，嘴贱，该打。”
“还有呢？”
刘芳盯着我看了好几秒，然后“噗嗤”一声笑了，从我腿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孙大伟，记住了，下次再嘴贱，我坐你一小时。”
说完，她转身走了，马尾辫一甩一甩的，步伐稳稳当当，像得胜归来的将军。
食堂里的笑声过了好一会儿才平息下来。我坐在条凳上，腿都麻了，脸上的热度半天退不下去。
老张端着饭盆挪过来，笑得直抽抽：“大伟，你这顿饭吃得值，整个厂都记住你了。”
我瞪了他一眼：“你笑什么笑，昨天你不也说了？”
“我说啥了？我可没说。”老张一脸无辜，“再说了，就算我说了，人家刘芳也不会坐我腿上啊。人家只坐你的。”
我愣了一下：“你什么意思？”
老张嘿嘿一笑，端着饭盆走了。
三
那天下午，我干活都心不在焉的。
修机器的时候扳手差点掉进齿轮箱里，被师傅骂了一顿。师傅姓陈，四十多岁，在厂里干了二十年，技术过硬，脾气也大。他看我魂不守舍的样子，把我叫到一边。
“大伟，你今天怎么回事？心不在焉的。”
“没、没什么。”
陈师傅点了一根烟，看着我：“我听说了，中午食堂的事。”
我脸又红了。
陈师傅倒没笑，他吸了口烟，慢慢地说：“刘芳那姑娘，我跟她爸共事过十几年，看着她长大的。那姑娘心眼好，就是脾气直。你今天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你记住，嘴上积德，对谁都没坏处。”
我点点头。
“还有，”陈师傅看了我一眼，“那姑娘要不是对你有意思，能坐你腿上？”
我愣住了：“师傅你说啥呢？”
陈师傅没再说话，拍了拍我的肩膀，走了。
我站在原地琢磨了半天，觉得陈师傅肯定是想多了。刘芳那人，做事情就是想一出是一出，她坐我腿上，纯粹就是教训我嘴贱，哪来的什么“意思”？
可老张也说了类似的话……
算了，不想了。我一个机修钳工，想这些干啥。
但接下来的日子，我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首先，我在厂里出名了。
以前我就是个不起眼的小钳工，走在厂里没几个人认识我。现在不一样了，不管走到哪，都有人指着我说：“哎，那不是被刘芳坐过腿的小子吗？”
纺纱车间的姑娘们见了我，捂着嘴笑。供销科的小伙子见了我，竖起大拇指：“兄弟，你牛，能让刘芳亲自坐你腿上，全厂头一份。”
我哭笑不得。
更让我头疼的是刘芳本人。自从那天之后，她跟我的关系反而比以前更近了。
以前我去财务室报账，她公事公办，递单子签字，顶多闲聊两句。现在不一样了，我一进门她就招呼我坐下，有时候还给我倒杯水。有一次我手上有油，她拿纸巾给我擦，说“你看你这手，天天跟油打交道，也不戴个手套”。
我受宠若惊，又有点不自在。
“芳姐，那天的事……你不生气了吧？”
“生气？”她瞪了我一眼，“我要是真生气，你以为坐你腿上就完了？我非得让你写检讨贴厂门口。”
我缩了缩脖子。
她看我这样子，又笑了：“行了行了，我早忘了。倒是你，以后说话注意点，别跟那些人学，嘴上没个把门的。”
“知道了。”
从那以后，我去财务室的次数更多了。有时候是报账，有时候是帮车间领东西，有时候……好像也没什么正事，就是想去看看。
刘芳在财务室忙的时候很认真，低头算账，眉头微皱，手指在算盘上噼里啪啦地拨。她算账的速度很快，老周说她是厂里算盘打得最好的，从来没有错过一笔账。
她不忙的时候就跟我说说话，问问车间的事，聊聊厂里的八卦。她说话直来直去，从不藏着掖着。
“大伟，你一个月工资多少？”
“三百二。”
“少了，你们机修车间应该拿技术补贴的，你回去问问你们主任，是不是没给你报上去。”
后来我一问，还真是忘了报，补了两个月，多了百来块钱。我请刘芳吃了根冰棍感谢她，她接过冰棍说：“一根冰棍就打发了？你也太抠了。”
“那我请你吃饭？”
“行啊，啥时候？”
我没想到她答应得这么爽快，愣了一下才说：“周末？”
“行，周六晚上，厂门口见。”
周六晚上，我洗了三遍手，换了一身干净衣裳，提前十分钟到了厂门口。刘芳来得更早，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头发散下来披在肩上，还抹了口红。
我差点没认出来。
平时在厂里，她穿工装扎马尾，就是个干练的女工。现在换了裙子化了淡妆，整个人完全不一样了。圆润的脸庞在路灯下显得很柔和，眼睛亮亮的，笑起来酒窝深深的。
“看啥呢？不认识了？”她被我盯得有点不好意思。
“认、认识。”我赶紧移开视线，“走吧，你想吃啥？”
“随便，你请客你定。”
我带她去了厂旁边一条街上的小饭馆，叫“满意餐馆”，是附近最好的一家了。老板姓马，跟我们厂里的人都很熟。
马老板看到我们俩进来，眼睛一亮：“哟，大伟，带女朋友来吃饭啊？”
我正要解释，刘芳已经大大方方坐下了：“老板，有啥拿手菜？”
“红烧鱼、糖醋排骨、酸辣土豆丝，都好吃。”
“那就都来一份。”刘芳说完看了我一眼，“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不介意。”我摸了摸口袋里的钱，心想这一顿下来估计要三四十块，但既然请了就不能小气。
菜上来之后，我们边吃边聊。刘芳吃饭不扭捏，该吃吃该喝喝，红烧鱼吃得干干净净，还拿汤汁拌了饭。我看她吃得香，自己也多吃了两碗。
“大伟，”她忽然放下筷子，“你家里还有啥人？”
“我爸我妈，还有个妹妹，上高中呢。”
“你爸在哪儿上班？”
“县化肥厂，快退休了。”
“我妈在家，我爸……”我顿了顿，“我爸以前在化肥厂，后来出了工伤，腿不太好，提前退了。”
刘芳点点头，没多问。
“你家呢？”我反过来问她。
“我家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在厂里干了一辈子会计，我妈在街道工厂，早两年下岗了，现在在家做点手工活。”
“你爸身体还好吧？”
“还行，就是血压有点高。”她夹了一块排骨，“大伟，你以后有啥打算？”
“打算？”我挠挠头，“好好干呗，争取转正，评个中级技工，工资能涨一点。”
“就这些？”
“那还能有啥？”
刘芳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低头吃饭。
那天吃完饭，我送她回家。她家住在一个老小区里，离厂不远，走路十几分钟。路灯昏黄昏黄的，路上没什么人，我们并排走着，隔了大概一拳的距离。
“大伟，”她忽然说，“你有没有想过找对象？”
我的心跳突然加速了：“怎么突然问这个？”
“随便问问。”她低头看着脚下的路，“你都二十二了，也该考虑了。”
“你呢？你不也二十三了？”
她没回答，只是笑了笑。
到了她家楼下，她停下来看着我：“到了，你回去吧。”
“好。”
我转身走了几步，她又叫住了我：“大伟。”
“嗯？”
“今天谢谢你请我吃饭。”
“不客气。”
“还有……”她犹豫了一下，“那天在食堂坐你腿上，对不起啊，我做得有点过火了。”
我回头看她，路灯下的她站在楼道口，脸上的表情很柔和，跟平时那个风风火火的刘芳完全不一样。
“没事，”我说，“是我嘴贱在先，你教训得对。”
她笑了：“那你以后还嘴贱不？”
“不敢了。”
“这还差不多。”她转身进了楼道，又探出头来，“路上小心，明天见。”
“明天见。”
我往回走的路上，心里热乎乎的，说不清是什么感觉。只觉得那天晚上的月亮特别圆，风特别凉，连路边臭水沟的味道都没那么难闻了。
四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
我跟刘芳的关系，在厂里成了公开的秘密。所有人都觉得我们在处对象，但实际上，我们谁也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
我们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下班走路回家，周末偶尔一起去看场电影或者逛逛街。她有时候会给我带早饭，有时候会帮我织条围巾。我帮她修过家里的水管，帮她搬过煤球，她妈过生日我还托人从省城带了一条丝巾。
但“喜欢”这两个字，谁也没说出口。
老张急得不行：“大伟你是不是傻？刘芳对你什么意思你看不出来？你倒是表个态啊！”
“我……”我搓着手，“我怕我想多了。”
“想多了啥？人家姑娘天天跟你在一起，你还想多了？你是不是男人？”
李建也在旁边起哄：“就是，你要是不喜欢人家，你就别耽误人家。你要是喜欢，你就赶紧的。厂里多少双眼睛盯着呢，你不抓紧，小心被别人抢走了。”
“谁盯着了？”
“供销科那个小马，你知道吧？上次在厂门口跟刘芳说了半天话，笑得那叫一个灿烂。”
我心里不太舒服，但嘴上说：“人家说话很正常，你别瞎扯。”
老张和李建对视一眼，都叹了口气。
其实我不是不喜欢刘芳。
我喜欢她。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也说不清。也许是那次在食堂她坐在我腿上的时候，也许是更早之前她给我留了半块蛋糕的时候。她身上有一种别的姑娘没有的东西——真实。她不装，不做作，高兴了就笑，不高兴了就骂，喜欢你就对你好，不喜欢你就懒得理你。
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姑娘不多见。
可我就是不敢说。
我怕什么呢？我怕她拒绝我。我怕我配不上她。她爸是厂里的老会计，家里条件比我家好。我就是个小钳工，家里还有个上学的妹妹，我爸腿脚不好，挣不了几个钱。我拿什么去跟人家姑娘表白？
再说了，万一我表白了，她不愿意，连朋友都没得做了怎么办？
我就这么拖着，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个月。
转眼到了秋天。
厂里接了一个大订单，全厂上下加班加点。我们机修车间更是忙得脚不沾地，机器二十四小时运转，坏了就得马上修，经常半夜被叫起来干活。
刘芳也忙，财务室要核算成本、结算工资，加班到晚上八九点是常事。
我们见面的时间少了，有时候好几天都说不上一句话。但我每次路过财务室，都会在门口站一会儿，看看她低头算账的样子。她偶尔抬头看到我，会冲我笑一下，然后继续忙。
有一天晚上，我加班到快十点，修好了一台细纱机，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收拾工具准备走的时候，路过财务室，发现灯还亮着。
我推门进去，刘芳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着一堆账本，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地响。
“还没走？”我问。
她头也不抬：“快了，把这本账对完就走。”
我拉了把椅子坐在旁边，没说话，就那么看着她。
过了一会儿，她停下来，揉了揉眼睛，伸了个懒腰。然后扭头看我，忽然笑了。
“你看啥呢？”
“看你算账。”
“算账有啥好看的？”
“好看。”
她的脸红了，低下头继续拨算盘，但手指明显不如刚才利索了。
“大伟，”她低声说，“你最近瘦了。”
“加班加的。”
“注意身体，别太拼了。”
“你也是。”
沉默了一会儿，她忽然说：“大伟，我跟你说个事。”
“啥事？”
“我爸问我，有没有对象。”
我的心跳又加速了：“你咋说的？”
“我说没有。”
“……哦。”
“他又问我，有没有喜欢的人。”
我没说话，等着她往下说。
她停了手里的活，转过身看着我。办公室的灯光不太亮，她的眼睛在昏黄的光线里显得格外亮。
“我说有。”
我的呼吸停了一秒。
“是谁？”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
她没回答，就那么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东西——不是平时的大大咧咧，不是教训人时的泼辣，而是一种柔软的、带着一点点怯意的温柔。
“大伟，”她说，“你是不是傻？”
“我怎么傻了？”
“你都看不出来吗？”
“看出来啥？”
她深吸一口气，忽然站起来，走到我面前。我以为她要像上次那样坐我腿上，下意识地往后退了退。
她被我这个动作逗笑了，伸手在我肩膀上捶了一下：“你怕啥？我又不坐你。”
“那你……”
“孙大伟，”她站在我面前，认认真真地说，“我喜欢你。你到底喜不喜欢我？给句痛快话。”
我愣住了。
我设想过很多次表白的场景，想过自己该怎么说、怎么做，但从来没有想过会是刘芳先开口。
“你……”我结结巴巴地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像在开玩笑吗？”
“可是……我……”
“你什么你？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不是！”
“那你喜欢我？”
“喜欢。”
这两个字说出来之后，我感觉整个人都轻了，像卸下了什么重担。原来喜欢一个人，说出来并没有那么难。
刘芳看着我，眼眶忽然红了，但她忍着没哭，嘴角翘起来，露出那两个深深的酒窝。
“算你还有点良心。”她说着，在我旁边坐下来，靠在我肩膀上。
我的手犹豫了一下，然后慢慢抬起来，揽住了她的肩。
她的肩膀很软，也很暖。
“大伟，”她低声说，“你知道我为什么那天在食堂坐你腿上吗？”
“不是因为我嘴贱吗？”
“那是一个原因，”她顿了顿，“但还有一个原因——我想让全厂的人都知道，你孙大伟，是我的。”
我低头看她，她窝在我肩膀上，眼睛闭着，睫毛微微颤动。
那一刻，我心里所有的犹豫和自卑都消失了。我紧紧地搂住她，觉得这辈子大概不会再有比这更好的时候了。
五
在一起之后的日子，是我在纺织厂最快乐的时光。
我们像所有那个年代的恋人一样，简单而甜蜜。早上我骑车去她家接她上班，晚上下班送她回家。中午在食堂吃饭，她把自己饭盒里的肉夹给我，我把自己饭盒里的菜夹给她。周末去看场电影，在公园里走走，或者窝在她家里听她爸讲年轻时候的故事。
她爸刘会计是个和气的老头，戴副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第一次正式去她家吃饭，我紧张得手心直冒汗。刘会计看了我一眼，说：“你就是孙大伟？我听说了，在食堂被我闺女坐过的那个？”
我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去。
刘芳在旁边笑得前仰后合：“爸你别提这事了！”
“好好好，不提了。”刘会计笑了笑，给我倒了一杯酒，“大伟，我闺女脾气不好，你多担待。”
“爸！”刘芳不乐意了。
“我闺女心眼好，就是嘴不饶人。”刘会计继续说，“但她要是认定了谁，那是一辈子的事。你对她好，她对你更好。你要是欺负她——”
“不会的不会的。”我赶紧表态。
刘会计点点头：“吃饭吧。”
刘芳妈做了一桌子菜，红烧肉、糖醋排骨、清蒸鱼、炒青菜，还有一锅鸡汤。刘芳不停给我夹菜，碗里堆得冒尖。她妈在旁边看着，笑眯眯的。
“大伟，家里还有啥人？”她妈问。
“爸妈，还有个妹妹。”
“你爸在化肥厂上班？”
“嗯，快退休了。不过……”我犹豫了一下，“我爸腿不太好，早两年工伤，现在走路有点不方便。”
刘会计和刘芳妈对视了一眼，没说什么。刘芳在桌子底下握了握我的手。
吃完饭，刘芳送我出来。秋夜的风有点凉，她把外套裹紧了。
“你爸妈是不是嫌我家条件不好？”我小心地问。
“没有的事。”刘芳说，“我爸说了，条件不重要，人好就行。”
“那他们对我满意吗？”
“不满意的话能留你吃饭？”她白了我一眼，“你就别瞎想了。”
我笑了，牵起她的手。她的手很暖，手指粗粗短短的，指甲剪得很短——常年数钱算账留下的习惯。
“芳姐，”我学着别人的叫法。
“别叫我芳姐，叫老了。”
“那叫啥？”
“叫刘芳，或者叫……”她顿了顿，声音低下去，“叫小芳也行。”
“小芳？”我笑了，“太土了吧。”
“你才土呢！”她甩开我的手，假装生气地往前走。
我追上去，从后面拉住她的手：“好好好，小芳，小芳行了吧？”
她没回头，但我看到她耳朵红了。
那年冬天特别冷，厂里发了两件棉大衣，我跟刘芳一人一件，深蓝色的，又厚又重，穿在身上像个球。但我们每天都穿着，因为实在暖和。
有一次下大雪，我去财务室找她，她正趴在桌上睡觉，棉大衣裹得严严实实的，脸埋在袖子里，只露出一个圆圆的头顶。我轻轻走过去，把自己的围巾解下来围在她脖子上。
她迷迷糊糊地醒了，看到是我，笑了：“你咋来了？”
“来看看你。”
“看啥看，又不是没见过。”她说着，却把围巾往脸上拉了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暖和。”
我在她旁边坐下，她靠过来，把头搁在我肩膀上。窗外雪花飘飘，办公室里安静得只剩下暖气管咕噜咕噜响的声音。
“大伟，”她忽然说，“你以后想干啥？”
“好好干，争取评上高级技工。”
“然后呢？”
“然后……”我想了想，“攒点钱，把家里的房子修一修。”
“还有呢？”
我低头看她，她的眼睛亮亮的，像映着窗外的雪光。
“然后，”我深吸一口气，“娶你。”
她的脸一下子红了，红到了脖子根。她把脸埋进围巾里，闷闷地说了一句：“谁要嫁给你了。”
“那你不嫁给我，嫁给谁？”
“嫁给谁都行，就是不嫁给你。”
“那我明天就去供销科找小马，让他帮忙介绍个对象。”
“你敢！”她猛地抬头，瞪着我。
我笑了，她也笑了，然后我们都不笑了，就那么静静地看着对方。
那是我第一次那么近地看她的脸。白白净净的皮肤，圆圆的脸蛋，眉毛不浓不淡，鼻子小巧挺翘，嘴唇微微翘起来，像一颗熟透的樱桃。
“刘芳，”我说，“你真好看。”
她的睫毛颤了颤，低声说：“你不是说我胖吗？”
“那不叫胖，叫好看。”
“骗人。”
“真的，我就喜欢你这样的。”
她把脸埋回去，好半天没说话。但我感觉到她靠在我肩膀上的重量，比平时更重了一些。
那不是分量，那是安心。
六
1996年的春天，厂里出了点状况。
县里搞改革，说要抓效益、减成本，第一批就是精简后勤人员。财务室首当其冲，老周被调到了仓库，另一个小姑娘被调到了车间，最后财务室就剩了刘会计和刘芳父女俩。
刘会计快六十了，干了一辈子会计，身体也不太好，高血压、糖尿病，每天要吃好几种药。刘芳心疼她爸，让他早点回去休息，自己一个人扛起了财务室所有的活。
那段时间，刘芳瘦了不少。
以前圆润的脸蛋，现在下巴尖了一些，婴儿肥也消了不少。但她干起活来还是那个样子，利索、认真、从不叫苦。
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但也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在加班的时候给她送点吃的，或者在她累的时候帮她捏捏肩膀。
“你别老给我送吃的了，”她说，“我都胖了。”
“胖了好，我就喜欢你胖。”
她瞪了我一眼，但嘴角翘起来了。
日子虽然忙，但我们心里是甜的。我以为好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平平淡淡的，但安安稳稳的。
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那年夏天，厂里来了一个新厂长，姓钱，四十出头，据说在别的厂干得不错，被县里调过来搞改革的。新官上任三把火，钱厂长第一把火就烧向了人事制度——全员竞聘上岗。
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人，不管你是干部还是工人，都要重新竞聘岗位。竞聘上了就留下，竞聘不上就下岗。
消息一出来，全厂炸了锅。
几百号人人心惶惶，谁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保住饭碗。我们机修车间还好，毕竟是技术工种，厂里离不开。但后勤科室就不一样了，财务、供销、行政这些部门，都是竞聘的重点。
刘芳嘴上不说，但我看得出来她紧张。她每天晚上回家还要看会计书，说要考个会计证，增加点竞争力。
“你怕啥？”我安慰她，“你干了这么多年出纳，账从来没出过错，谁能比得过你？”
“你不懂，”她摇摇头，“新来的厂长是从外面调来的，不认识我。他要是不满意我，我随时可能走人。”
“不会的，你爸在厂里干了一辈子，这点面子总要给的吧？”
她没说话，只是叹了口气。
竞聘的结果在九月出来了。
刘芳留在了财务室，但岗位从出纳变成了记账员，工资降了一级。出纳的岗位给了新厂长带来的一个人，据说是他以前单位的亲戚。
刘会计被通知提前退休，没有竞聘资格。
刘芳知道消息的那天，在财务室坐了很久，一句话都没说。我去找她的时候，看到她趴在桌上，肩膀微微抖动。
“刘芳？”我轻轻叫了一声。
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但没有哭。她擦了擦眼睛，深吸一口气：“没事，我爸反正也快到退休年龄了，早点退也好。”
“你……”
“我真没事。”她站起来，整理了一下桌上的账本，“走吧，下班了。”
她走在我前面，步子还是那么稳，但我看得出来，她在强撑着。
那天晚上，我送她到家门口，她忽然转过身，抱住了我。她把脸埋在我胸口，闷闷地说：“大伟，你说我是不是不够好？”
“谁说的？”我搂紧她，“你是最好的。”
“那为什么把我从出纳岗位上换下来？”
“那是新厂长的安排，跟你没关系。”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看着我，眼眶又红了：“大伟，我怕。我怕哪天连记账员的岗位也没了，我怕我什么都干不好。”
“不会的，”我替她擦掉眼角的泪，“你还有我呢。不管发生什么，我都在。”
她看着我，忽然笑了，那笑容有点苦，但还是带着她特有的倔强。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说话了？”
“跟你学的。”
她在我胸口捶了一下，转身进了楼道。
我站在楼下，看着她家的灯亮了，才转身离开。
那之后的日子，刘芳变得更加努力了。她白天上班，晚上看书，周末去县城的培训班上课，说要考个正式的会计证。她的目标是，不管在不在这个厂里，都要有一技之长，走到哪里都不怕。
我支持她，但也心疼她。她瘦了，以前圆润的脸蛋变得轮廓分明，手腕也细了一圈。但她整个人反而比以前更精神了，眼睛里多了一种我以前没见过的光——那是坚定，是倔强，是不服输。
“大伟，”有一次她问我，“你说人这辈子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什么？”
“是本事。”她说，“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有了本事，到哪儿都有饭吃。”
我点点头，心里却有点不是滋味。我觉得她这话里，好像还有别的意思。
七
1996年冬天，发生了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关系。
那天晚上，我下班后去财务室找刘芳，她不在。我以为她去食堂吃饭了，就去食堂找，也不在。我又去她家找，她妈说她没回来。
我有点急了。那时候没有手机，联系不上人，只能在厂里到处找。最后在厂后面的小花园里找到了她。
她一个人坐在石凳上，抱着膝盖，缩成小小的一团。冬天的风吹得树枝呜呜响，她连外套都没穿，就穿着一件毛衣。
“刘芳！”我跑过去，把外套脱下来披在她身上，“你咋在这儿？冻坏了怎么办？”
她抬头看我，脸上全是泪痕，眼睛肿得像桃子。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她张了张嘴，声音沙哑：“我爸住院了。”
我心里一沉：“什么病？”
“脑梗。今天下午突然晕倒了，送到医院，医生说……医生说情况不太好。”
我蹲下来，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冰凉的，在发抖。
“你别怕，现在医学发达，脑梗能治的。”
她摇摇头：“医生说，就算好了，可能也会留下后遗症，半边身子动不了。”
我沉默了。
“大伟，”她看着我，眼泪又流了下来，“你说我是不是命不好？工作不顺，我爸又病了，我什么都做不好……”
“你别胡说，”我搂住她，“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做得够好了。”
“不够，”她摇头，“我要是不那么拼命工作，多回家陪陪我爸，也许他就不会……”
“这不是你的错。”我紧紧搂着她，“你听我说，这不是你的错。”
她靠在我怀里，哭了好一会儿，直到哭累了，才安静下来。
我送她去医院，在病房里见到了刘会计。他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左边身子不能动了，但神志还清醒。看到刘芳进来，他费力地扯出一个笑容。
“没事，”他说，“爸没事。”
刘芳扑到床边，握着他的手，眼泪又掉了下来。
我在旁边站着，看着这一幕，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刘会计在医院住了两个月。那两个月里，刘芳白天上班，晚上去医院陪床，整个人瘦了一大圈。我下班后也去医院帮忙，给刘会计擦身子、翻身、喂饭，能做的都做。
刘会计有时候清醒，有时候糊涂。清醒的时候会跟我说说话，说刘芳小时候的事，说她从小就倔，认准了的事情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大伟，”他有一次拉着我的手说，“我这闺女，脾气不好，但心眼好。你对她好点。”
“叔你放心，我一定对她好。”
他点点头，闭上眼睛，脸上露出一点笑容。
刘会计出院后，半边身子恢复了一些，能慢慢走路了，但左手还是不太灵便。刘芳辞了晚上的培训班，每天下班就回家照顾她爸。她妈在街道工厂上班，也帮不上太多忙，大部分担子都落在了刘芳肩上。
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我想帮她分担，但她不让。
“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她说，“我没事。”
“你别逞强了，你看看你现在瘦成啥样了？”
“瘦了不好吗？你不是嫌我胖吗？”
“我说过多少次了，我不嫌你胖！”
她看着我，忽然笑了。那笑容里有些疲惫，但还是很温暖。
“大伟，”她说，“谢谢你。”
“谢啥？”
“谢谢你一直在。”
我握住她的手：“我会一直在的。”
八
1997年的春节，我做了一个决定。
大年三十那天，我买了一袋水果、两瓶酒、一条烟，去了刘芳家。
刘会计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左手放在腿上，不太灵活地动来动去。看到我来了，他笑得很开心：“大伟来了？快坐快坐。”
刘芳从厨房探出头来，围着围裙，手里拿着锅铲：“你咋来了？不是说今天在家过年吗？”
“我跟我爸妈说了，先来你家拜个年。”
刘会计招呼我坐下，刘芳妈给我倒了杯茶。我坐在沙发上，手心全是汗，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待会儿要说的话。
吃过年夜饭，电视里放着春晚，赵丽蓉在唱“宫廷玉液酒”。刘会计看得津津有味，刘芳妈在旁边织毛衣，刘芳在厨房洗碗。
我站起来，走进厨房。
“我来洗。”
“不用，快洗完了。”
我站在她旁边，看着她被水泡得发红的手，深吸了一口气。
“刘芳，我有话跟你说。”
“啥话？”
“你先把碗放下。”
她看了我一眼，把碗放下，擦干了手，转过身看着我。
“什么事？这么正式？”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那是我攒了三个月工资买的一枚金戒指，虽然不大，但花了我将近一千块。
我把盒子打开，递到她面前。
“刘芳，”我说，“嫁给我吧。”
她愣住了，眼睛瞪得圆圆的，看着那枚戒指，又看看我，嘴唇微微发抖。
“你……你这是干啥？”
“求婚啊。”
“求什么婚？谁要嫁给你了？”
“你不嫁给我，还能嫁给谁？”
她的眼眶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她忍着没掉下来。她伸手在我胸口捶了一下，又捶了一下，越捶越重。
“你这个人，”她的声音在发抖，“你怎么不早说？你怎么不早点说？”
“我现在说了啊。”
“你……”她终于忍不住了，眼泪掉了下来，扑进我怀里，把眼泪全蹭在我衣服上，“你这个笨蛋，大笨蛋。”
我搂着她，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发抖。她比以前瘦了很多，抱在怀里不像以前那样软乎乎的，但我觉得，她比任何时候都好。
“你愿意吗？”我问。
她没说话，只是使劲点了点头。
我笑了，把戒指从盒子里拿出来，拉过她的手，戴在她的无名指上。戒指有点紧，但正好能戴上。
她举起手看了看，眼泪还挂在脸上，但嘴角已经翘起来了。
“好看吗？”她问。
“好看。”
“你还没回答我呢，好看不？”
“好看，特别好看。”
她笑了，露出那两个深深的酒窝。虽然她瘦了，但酒窝还在，一笑起来还是那么甜。
那天晚上，我正式跟刘会计和刘芳妈提了亲。刘会计拉着我的手说了很多话，说他闺女脾气不好让我多担待，说两个人过日子要互相体谅，说穷不怕，只要肯干，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刘芳妈在旁边抹眼泪，说刘芳从小就没享过福，希望我以后能对她好。
我都答应了，认认真真地答应了。
九
1997年秋天，我和刘芳结了婚。
婚礼办得简简单单的，在厂里的食堂摆了十几桌，请了厂里的同事和两边的亲戚。没有婚庆公司，没有豪华车队，就借了厂里的一辆面包车，扎了点红花彩带，从刘芳家把我接到新房。
新房是厂里分的一间平房，十几平方米，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就把屋子塞得满满当当的。墙上贴着我跟刘芳的结婚照，黑白的，两个人笑得都很傻。
刘芳那天穿了一件红色的旗袍——那是她特意去县城买的，花了不少钱。旗袍穿在她身上，虽然她瘦了不少，但还是圆润饱满的，很好看。
老张在酒桌上起哄：“大伟，你今天可得好好感谢刘芳，要不是她当初坐你腿上，你能娶到这么好的媳妇？”
全桌人都笑了，刘芳脸红得跟旗袍一个色。
李建也凑热闹：“就是就是，要不是那一坐，大伟现在可能还单着呢。芳姐这一坐，坐出了个老公啊！”
“你们够了啊！”刘芳佯怒地瞪了他们一眼，“再说不给你们上菜了。”
大家笑着闹着，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饭。
晚上闹洞房的人走了之后，屋子里安静下来。刘芳坐在床边，把头上的花摘下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累了吧？”我问。
“有点。”她拍了拍身边的位置，“过来坐。”
我在她身边坐下。床是新买的，厂里木工房帮忙打的，刷了一层清漆，还有一股木头味儿。
“大伟，”她靠在我肩膀上，“你说我们以后会过得好吗？”
“会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在我身边。”
她笑了，在我脸上亲了一下：“你今天嘴巴抹蜜了？”
“没有，实话实说。”
她安静了一会儿，忽然说：“大伟，你还记不记得那天在食堂，我坐你腿上？”
“记得，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时候我就想，这个小子，嘴贱是嘴贱，但人不坏。”她顿了顿，“而且，你被我坐了之后，脸红得跟猴屁股似的，特别好玩。”
“……你就是为了好玩？”
“也不全是。”她抬起头看着我，“我那时候就想，你要是被我这么一坐，还能不生气、不骂人、不动手，那你这人脾气就好，值得托付。”
“所以你是在考验我？”
“算是吧。”她笑了，“你通过了。”
我哭笑不得：“那我要是不通过呢？”
“不通过的话，你就不是现在坐在这儿了。”她想了想，“可能已经被我坐骨折了。”
我哈哈大笑，她也笑了，笑得前仰后合的，眼泪都笑出来了。
笑着笑着，她不笑了，看着我，眼睛亮亮的。
“大伟，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那天说了那句话。”
“哪句？”
“你说你不嫌我胖。”
我愣了一下：“我什么时候说的？”
“在食堂那天，你说你不嫌我胖，说我好看。”她的声音低下去，“你知道吗，从小到大，别人都说我胖，说我不如别的姑娘好看。我嘴上不在乎，可心里……还是介意的。你是第一个当着我的面，说我不胖、说我好看的。”
我看着她，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情绪。
“刘芳，”我认真地说，“你真的好看。不是因为你胖或者瘦，是因为你是你。”
她的眼眶红了，但这次她没有哭，而是笑了。那笑容很明亮，像秋天的阳光，暖暖的，照得人心里亮堂堂的。
“大伟，”她说，“你知道吗？那天在食堂，我坐在你腿上的时候，其实心里特别紧张。我怕你推开我，怕你骂我，怕你让我下不来台。但是你没有。你虽然脸红得跟什么似的，但你什么都没做，就那么让我坐着。”
“我那是被吓懵了。”
“我知道。”她笑了，“但就是那一下，我就知道了，你是个好人。”
我搂着她，没有说话。
窗外的月亮很圆，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照在我们身上。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子，简陋、逼仄，但那一刻，我觉得那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
十
后来的日子，平平淡淡地过着。
我在机修车间干了三年，评上了中级技工，工资涨了一些。刘芳在财务室干得不错，考了会计证，成了正式的会计，工资也涨了。
我们攒了两年钱，把家里那间小平房翻修了一下，多加了一间屋子，又添了几件家具。日子虽然不富裕，但踏踏实实的。
1998年，我们有了一个儿子。小家伙生下来七斤六两，白白胖胖的，跟刘芳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刘芳抱着儿子，笑得合不拢嘴：“你看，随我，有分量。”
“随你好，”我说，“有分量好。”
她白了我一眼：“你这是在夸我还是损我？”
“当然是夸你。”
儿子满月那天，老张来家里喝酒，看着胖乎乎的儿子，又看看刘芳，啧啧称奇：“大伟，你这儿子，以后长大了肯定有出息。”
“为啥？”
“有分量啊！”老张哈哈大笑，“跟他妈一样，有分量！”
刘芳拿起桌上的花生壳就扔过去：“老张你再提这事我跟你没完！”
老张笑着躲开了，李建在旁边起哄：“芳姐，你当年坐了大伟一下，现在大伟得伺候你一辈子，这笔买卖划算啊！”
“那是，”刘芳得意地扬起下巴，“我刘芳做事，从来不会亏本。”
大家都笑了，我也笑了。
后来，厂里的效益慢慢不好了。国营纺织厂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越来越难做，订单少了，工资也开始拖欠。好多同事都走了，去南方打工，或者在县城自己做点小生意。
老张走了，去了深圳，进了一家电子厂。李建也走了，在县城开了一家五金店。机修车间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就剩了三五个。
我犹豫过要不要走，但刘芳不让。
“你在厂里干了这么多年，技术过硬，厂里离不开你。”她说，“再说了，你在厂里干着，好歹有个保障。我这边也挣着钱，够我们花的。”
“可是工资都开始拖欠了……”
“会好的。”她说，“总会好的。”
我听了她的话，留了下来。
刘芳也没有走。她在财务室干着，虽然工资也拖欠，但她从来不抱怨。她下班后还在家里接了一些私活，帮一些小企业做账，挣点外快。
“大伟，”她有一次对我说，“你信不信，不管在哪儿，只要肯干，就饿不死。”
“我信。”
“那就好好干，别想那么多。”
我点点头。
2000年的时候，厂里改制，被一家私营企业收购了。大部分工人都下岗了，包括我。机修车间被撤了，设备维修外包给了外面的公司。
拿到下岗通知书的那天，我在厂门口站了很久。七年的青春，就这么结束了。
刘芳找到了我，她没有说太多安慰的话，只是拉着我的手说：“走，回家，我给你做饭。”
“你不难过吗？”
“难过有什么用？”她看着我，“大伟，你记住，你不是因为厂里活着，是厂里因为你才活着。你有技术，到哪里都有饭吃。”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这个女人，比我想象的要强大得多。
后来的事情，说起来也简单。我凭着在厂里练就的一手机修技术，在县城开了一家修理铺，修摩托车、修农机、修各种机器。刚开始生意不好，刘芳把她的工资拿出来补贴家用，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怨言。
慢慢地，生意好了起来。我的手艺在县城出了名，大家都知道“老孙修理铺”的孙师傅技术好、收费公道。我忙不过来，还招了两个徒弟。
刘芳也没有闲着。她辞了厂里的工作，考了注册会计师，在一家会计事务所上班，后来又自己出来单干，开了自己的记账公司。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们买了房子，买了车，儿子上了学，成绩还不错。
有时候晚上闲下来，我们坐在阳台上喝茶，看着县城的万家灯火，会聊起从前的事。
“大伟，你还记不记得1995年那个夏天？”
“记得，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你那时候多讨厌啊，说人家胖。”
“我错了，我早就认错了。”
“认错就完了？”
“那你还想怎样？”
她看着我，忽然笑了，站起来走到我面前，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一屁股坐在了我的腿上。
她比当年重了一些——这些年日子好了，她又圆润回来了，白白胖胖的，跟当年一模一样。
“孙大伟，”她搂着我的脖子，笑容灿烂，“今天就让你再知道知道，啥叫分量。”
我搂着她，哈哈大笑。
阳台上的风轻轻吹过来，带着桂花的香气。远处的灯火明明灭灭，像无数个平凡人家的故事，在夜色里静静流淌。
我低头看着怀里的这个女人，这个在食堂里一屁股坐了我一辈子的女人。她的头发白了，脸上有了皱纹，但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酒窝还是那么深，笑起来还是那么好看。
“刘芳，”我说。
“嗯？”
“你真有分量。”
“你这是在夸我还是损我？”
“夸你。”我说，“从里到外，都有分量。”
她笑了，把脸埋在我肩膀上，像很多年前那个冬天的晚上一样。
窗外，月亮又圆了。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