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江珊回忆，当年刚入校时，和同学们在操场上排队报到，楼上的师兄师姐扒着窗户看了半天，没一会儿就散了。比他们高两届的巍子后来跟江珊聊起这事，还直乐，说那时候看完真有点灰心，觉得这班招得不行，女的没多亮眼，男的看着也土气。
三十多年前的那句“丑土班”，像一盆冷水泼在一群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身上。洗得发白的运动服，不会化的妆，从老家刚出来的青涩模样，江珊自己也承认，师兄说的其实没错。
可谁也没想到，就是这群被嫌弃“土气”的新生，后来成了演艺圈最能打的演技派天团。江珊、徐帆、陈小艺、胡军、何冰、王斑……这些名字，一个个成了观众心里的熟面孔。
这个班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当年人艺和中戏合办的代培班，从招生开始目标就是给人艺培养后备力量。人艺的三位老演员和中戏的两位老师一起，带着这群学生，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开始，学声台形表。
那时候的考官，挑人根本不盯着脸看。比起一眼惊艳的长相，他们更看重的是灵气，是能不能沉下心装下不同的角色。于是之、蓝天野这些老艺术家亲自把关，挑的不是花瓶，是能站在舞台上的演员。
入学第一天，老师们就告诉这25名学生，第一年是甄别期。先学一年，看看是不是这块料，如果不合适，就得回原籍。胡军后来回忆，第一学期就劝退了5名同学。期末去办公室谈话，五位老师坐一排，学生坐在中间，气氛像审判一样紧张。听完成绩宣布去留，胡军忐忑不安地走进去，老师们说“有些方面你还要努力，还有进步的空间”，他心里才踏实——齐了，能留下来了。
被劝退的人不会懂，留下来的人更不会懂。那种高压筛选下练出来的基本功，不是几天突击能补上的。
胡军说，上中戏之前，他根本不清楚什么是话剧表演。他父亲和伯父都是歌唱家，从小就登台唱歌，但从没想过演戏。考上中戏后，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话剧表演，甚至是爱上了。第一次舞台经验就带给他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纯粹与忘我，可以演不同的人物，可以有那么多变化，还可以从中发现不同的自己。
可进了人艺之后，胡军被安排的却是天天跑龙套。挎着刀或者扛着大旗跑圆场，从《鸟人》《鱼人》到《李白》，分到的台词只有“是！”“出发！”甚至没有台词。因为唱歌好，还有一个任务是唱《李白》的开场歌曲，站在侧幕条唱，观众都看不见他。
时间久了，他难免怀疑：是不是选错了行？
后来胡军想明白了，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在中戏的那四年，只是刚打好基础，成为一个有可能性的戏剧演员，从现在开始，要在舞台上重新学习。学习的机会多得是，那时候人艺的老前辈经常和年轻演员们一起聊天甚至一起吃饭，聊的全是戏剧。
有一次，胡军和全班同学去人艺观摩话剧《太平湖》的排练。学生们早来了半小时，走进排练厅，空无一人，只有几个大景片立在大厅中央。一看没人，他们开始嘻嘻闹闹。其实人艺有一个规矩——一进排练场就不许大声说话，他们当时不知道。半小时后，演员、导演陆续到齐。夏淳导演一按铃，铛的一声，全场肃静，排练开始。这时候，从一个大景片后走出来了于是之老师，已经是角色的状态了。胡军当时就傻了：我们来得够早了，于是之老师比我们还早，一直在景片后面默戏呢。
他马上把腰挺直了。那一瞬间，对老一辈戏剧演员的崇敬油然而生。
何冰走的则是另一条路。他演活了太多小人物，以至于很多人觉得他本来就该是那个样子。《大宋提刑官》里的宋慈，《情满四合院》里的傻柱，《白鹿原》里的鹿子霖。他把鹿子霖精明善忌、争强好胜的复杂人物演得立体而饱满，从“精明算计”到“疯疯癫癫”，每个时期的层次感都鲜明清晰。观众对鹿子霖这个反面人物恨得牙痒痒，同时又充满同情与喜爱。
有评论说何冰是“投胎式的表演”。这词用得准。他演的厨子，连端菜的手势、跟院里大爷拌嘴的语气，都像从胡同里走出来的真人。没人觉得他在演，就好像那就是他本来的样子。
可这种本事，是怎么练出来的？
何冰没说过，但纪录片《我在人艺学表演》里记录了一些细节。所有的好演员都是在认认真真演一件并不重要的事才打动人。说台词要有对象感，这样才能让对话有感情上的寄托。不能去演，而是要去感受人物。演员要习惯于既用经验又抛弃经验，适应人物和剧情的体系，养成做笔记的习惯。
最傻的是表演句号。你要不断地释放好的信号给观众，让观众不断有期待。
这些道理，光听没用，得磨。
江珊在班上是出了名的天赋型选手。何冰和几个男生“点灯熬油”写本子，江珊在外面没心没肺瞎玩。临交作业前一晚上，跑来敲门，笑颜如花求和他们搭伙，何冰刚答应一声，她便施施然回宿舍睡觉去了，连排练都不排练。上台表演完，老师把江珊一顿猛夸，转头拍桌子咆哮何冰几个不用功。
陈小艺也无奈过。她说江珊打排球，之前从来没接触过，一会儿就学会了，但学到百分之六七十就换另一样了。坐在一旁的江珊笑得花枝乱坠，一副不用功的学霸考了高分、有意无意“在座都是垃圾”的小得意。
可天赋再高，也有被打击的时候。江珊在中戏的日子并不好过。老师找她谈话说：“我们觉得你表演上没有什么毛病，只是觉得有不足，只是说不出什么地方不足。”这句话严重打击了她的信心，觉得看不到前景，选错了专业，是在浪费时间和生命。她在宿舍里大哭一场，跟同学说不想上了，想退学。
好在班主任苏民老师和北京人艺的夏淳老师帮她在表演上有所突破。人艺排练话剧《北京人》，夏淳老师让她演第二女主角。那是在她很灰心的时候，出现的一道亮光。在排练过程中，江珊看到了自身的优缺点，作为一名学生能在人艺舞台演出这样的话剧，收获特别大。
1991年，江珊从中戏毕业后顺利进入北京人艺。可她在中戏期间，新加坡一家唱片公司看中了她，希望签约。江珊觉得留在人艺和签约并不冲突，但人艺有规定，新分配的大学生5年内不能出国。她面临选择，要么辞职，要么放弃出国。
江珊一冲动，就离开了人艺，把关系转到了街道。在那个非常讲究组织关系的年代，她成了北京人艺历史上工龄最短的职工。陈小艺急得直骂她：“你这个人怎么想的，去人艺多好啊！”
辞职的兴奋劲儿过去后，江珊很快感受到生活的难处：没有宿舍、没有工资、没有公费医疗，什么都没有了。她第一件事就是找房租房，住过地下室、住过四面漏风的房子、还住过破旧的四合院。最害怕的是接到房东让她搬家的电话。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没有组织”的自由演员失去了不少机会，居无定所的不稳定生活让刚出校门的她终于病倒了，回到父母身边休养了一年。
1992年，江珊在报纸上看到赵宝刚将开拍电视剧《过把瘾》，男主角是王志文，女主角还没找到。她看过王朔小说原著《过把瘾就死》，心想要是能演到女主角，那可真是过把瘾就死了。没想到她收到了王志文的传呼，说赵宝刚导演想见她。赵宝刚此前曾想让江珊在《渴望》里演一个角色，因为档期不合而失之交臂。
江珊来到中戏王志文的宿舍，见到了赵宝刚。赵宝刚递给她《过把瘾》的剧本说：“你要是喜欢就给我打一个电话，不喜欢也告诉我一声。”江珊回去看完了剧本，深夜给赵宝刚打电话说：“我很想演这个角色。”赵宝刚说：“就这么定了，明天来定妆造型吧。”
1993年，只有8集的《过把瘾》播出后，迅速红遍大江南北。剧中敢爱敢恨的杜梅瞬间成了“大众情人”，全国发廊贴满她的海报，客人来了就说：“给我剪一个杜梅头。”那个又娇又拧的北京姑娘，成了无数人心里的白月光，连片尾曲《糊涂的爱》都唱遍了大街小巷。
江珊后来跟王志文一起出了同名专辑，唱片卖了40多万。接着个人专辑《梦里水乡》里的吟唱，扎进了一代人的心窝。汪涵曾毫不避讳地追忆：“面对江珊的美，仿佛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原谅。”
其实班里最早出圈的，还不是江珊。陈小艺入学前就在乐山话剧团演过戏，是带着工资来上学的老演员。大四那年，她还没毕业就被导演挑去拍了《外来妹》，那部剧火遍大江南北的时候，她凭此角提名飞天奖最佳女主角。
那几年里，班里的同学都按着自己的节奏往前走。徐帆扎扎实实在舞台上磨了好几年的戏，后来一步步走到大银幕前。她在《唐山大地震》里，那句隔了几十年才说出口的“我对不起你”，光是那一句台词里的哭腔，就把几十年压在心底的愧疚全揉了进去，看哭了无数观众。
徐帆自己说，演李元妮其实很放松，“剧本写到这份上，什么细节都有了，作为演员，只需要把文字的东西用身体演出来就行了。”可问题是，能把文字用身体演出来，这种本事不是谁都有。
这些本事从来都不是靠一张好看的脸就能换来的。当年人艺给他们打下的底子，是每天雷打不动的晨功，是老艺术家挨个抠过的台词细节，是教他们怎么去观察生活，怎么把普通人的烟火气揉进每一个角色里。
胡军说，演员的魅力在于把一个作品、一个人物演出不同的面向，无数个答案等待着你，看你如何从中撷取最适合的元素来展现角色的人生。正确从来不是表演的核心。
还有一件事很少被提及。这个班有个叫王斑的，16岁考进中戏，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班主任苏民老师后来说，王斑形象好，个头高，一看就是个不错的“小生”材料。1989年人艺排演话剧《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苏民担任导演，也选中他出演男主角，而班上的大哥哥大姐姐李洪涛、徐帆等人，都只能演配角。
可王斑一直没红。他在影视圈演了七八十部作品，包括《人间四月天》《重案六组》这些观众熟悉的剧，但因为演的大多是配角，始终没被记住。他没能像胡军遇到《天龙八部》、何冰遇到《大宋提刑官》那样，遇到一个真正能体现自己表演才能的角色。
可他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了舞台表演上。当更多的话剧演员纷纷转向影视领域时，王斑却始终对人艺舞台保持着最初的热爱。尽管和胡军、何冰等人一起被分配到人艺后，有差不多十年时间他都在跑龙套，得不到一个有名有姓的角色，可他依然乐在其中。
直到2000年，他才在任鸣执导的曹禺名剧《日出》中出演胡四这个“吃软饭”的小白脸，演得妙趣横生。后来在任鸣执导的另一部曹禺名剧《雷雨》中，他成了周萍的扮演者。大家认为他的形象和戏路很接近当时的台柱子濮存昕，就将他作为濮存昕的接班人进行重点培养。2006年在《北京人》中演曾文清，2008年在《哈姆雷特》中演哈姆雷特，2011年在莫言担任编剧的《我们的荆轲》中演荆轲。
2007年，他获得中国话剧金狮奖。2013年又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这些奖项跟金鸡奖、百花奖、飞天奖、金鹰奖比起来，更考验演员的实力。
王斑说，非常感谢他的妻子曹颖。正因为她没逼着他去成为一个“唯利是图”的人，才让他有时间在话剧舞台上安心搞创作。曹颖当时的名气比王斑大很多，是央视著名主持人，连续三年主持央视春晚。很多人介绍王斑时称他为“曹颖男朋友”，甚至有人认为他是“吃软饭”的小白脸，他也不恼。
这么多年过去，这个班的所有人，居然没有一个人改行。不管是话剧舞台，还是影视剧里，每个人都扎扎实实干了几十年，成了行业里的中坚力量。
胡军后来离开了人艺一段时间，去影视圈打拼。2000年演完小剧场话剧《原野》之后，那出戏是对经典的又一次现代解读，实验性很强，荒诞又先锋。可当时演员们的接受能力和导演想要表达的能量不成正比，胡军演完了还没搞明白这出戏到底是怎么回事，观众也不买账。
在此之前，1998年，胡军和一帮好朋友演出了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话剧《保尔·柯察金》，票房惨败，赔了40万，在那个年代是很大的一笔数字。接连两次失利，胡军感觉很受挫，好像走到了戏剧表演的瓶颈期，加上生活的窘迫，他觉得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慢慢把重心转向了影视表演。
过了十年，胡军突然接到人艺张和平院长的电话，叫他去剧院旁边吃涮肉。院长告诉他，人艺又要排《原野》。胡军一听，怎么又是《原野》，不想演。张和平院长说，这一次从外面请来了陈薪伊导演来排这个戏，和之前李六乙导演的版本不一样，现实主义当中又有浪漫。他一听，有点意思。再一想，这可能是一个轮回，十年前演完《原野》离开这个舞台，十年后又因为《原野》回到这个舞台。
好吧，胡军想回来试一试。女主人公花金子谁演呢，还没人选。那段时间徐帆正在演《窝头会馆》，那天她正好在人艺的化妆间里，胡军走到窗外一叫“帆子”，她就探出头来，趴在窗口和他聊了一阵。聊完，胡军和张和平院长一合计，就让徐帆演花金子吧。
又回到这个舞台，还是同样的剧情，胡军感觉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一点也不生疏。就像一个小孩学会了骑自行车，隔了十几年再骑，一开始可能歪歪扭扭的，不用一两分钟，马上飞奔起来。要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心态更加冷静，知道如何选择了。
江珊当初离开人艺时，记者问她后悔吗。她说：“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是不太善于后悔的人，因为我觉得一个成年人，应该有能力为你的选择负责，如果后悔的话，就是在否定自己，这样就会使自己的心理有影响，我不喜欢沮丧的感觉。”
巍子也离开了人艺，成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个体户演员。辞职前很多人劝他三思：你想过没有，你走了以后一系列问题，劳保，看病，包括你退休以后，国家养着你，我们是事业单位。巍子的想法是，人一生中最珍贵的是自由，想选择更宽松的创作环境。
他后来说自己愧对人艺，感谢人艺的栽培：“我虽然离开了人艺，但人艺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我觉得可以受用一辈子。”
江珊始终记得苏民的第一堂课，最遗憾的是夏淳老师去世的时候，她正在外地拍戏，没有机会向他做最后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