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座位卖了400多张票,徐志胜得挨个给观众打电话道歉。 ”这是脱口秀演员徐志胜在段子里吐槽自己创业项目的真实经历,不是编的段子,而是发生在“开花”脱口秀俱乐部的运营事故。 为了省点钱,合伙人小块采购了低价的票务系统,结果系统漏洞让同一个座位被重复售出四百余次。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徐志胜,一个靠嘴吃饭的当红喜剧人,拿着电话列表,一遍遍向素未谋面的观众解释、道歉,而电话那头,可能是期待了一周的粉丝,也可能是想放松一下的普通上班族。 这场面,好笑吗? 可能有点滑稽。 但当你听说,这个每月上演着各种“商业乌龙”的俱乐部,正以每月12万元的速度持续亏损,而徐志胜和他的合伙人小块,已经硬扛了两年,甚至卖掉了北京的房子来填坑,你还笑得出来吗?
2024年,徐志胜和他在北京脱口秀圈认识的好友小块,决定合伙创业。 两人瞄准了当时还没有成熟脱口秀俱乐部的南方市场,最终把地点定在了深圳的南山区。 这里是中国互联网公司的腹地,腾讯、大疆等巨头云集,年轻人扎堆,消费力强劲,看起来是线下娱乐生长的沃土。 他们给俱乐部起了个充满希望的名字——“开花”。 然而,现实从第一个月开始,就给了这对喜剧兄弟一记重拳。
开业首月,账面直接亏损12万元。
小块后来在查账时试图“纠正”这个数字,说其实是11万,因为他给自己开了1万元的工资。 但这个数字游戏,改变不了现金流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向外奔涌的事实。
亏损的核心,首先砸在了深圳南山令人咋舌的租金上。 虽然不同来源对具体租金数额说法不一,有说月租3万的,也有信息显示南山核心区适合剧场的空间月租轻松达到6万甚至十几万。 但无论如何,这笔高昂的固定成本,对于依赖单场门票收入、且尚在培育市场阶段的线下俱乐部来说,是脖子上的一道沉重枷锁。 小块自己曾算过一笔账,每张门票收入的近一半,其实是在为房东打工。 选址在昂贵的南山区,是他们商业决策上的第一个,也是影响最深远的失误。
如果仅仅是租金高,或许还能靠爆满的上座率来弥补。 但“开花”俱乐部面临的,是深圳市场特有的挑战。
这里的年轻人被戏谑有“搞钱基因”,他们的时间成本和娱乐选择非常理性。
看一场脱口秀,意味着付出金钱、通勤时间和一个晚上的机会成本。 而在南山,娱乐选项琳琅满目,脱口秀并非刚需。 更关键的是,俱乐部的运营管理,由小块主要负责,却接连出现令人匪夷所思的失误。 除了开头提到的票务系统崩盘,还有宣传文案写了上万字,激情澎湃,最后却忘了放上最重要的购票链接。 开票第一天,就把480元的高价票和180元的低价票座位图搞反,前五分钟就损失了五千元。 排期演员时,能把同一批演员同一时间安排在深圳和杭州两个城市演出。 演员来演出,差旅标准不低,住高档酒店,宴请龙虾大餐,而小块自己也不愿将就,放弃了出租屋,订了高档客房。 这些听起来像精心设计的喜剧桥段,却都是真实发生的经营漏洞。
成本在失控,收入却因各种失误和市场竞争而难以提升。
面对每月雷打不动的12万亏损,年亏损额在2025年已突破80万,甚至按一年算高达144万,资金的压力是实实在在的。 这时,合伙人小块的身份背景,成为了这场创业故事里一个关键的戏剧性因素。 小块是北京人,家中拆迁分了6套房产,是个标准的“拆二代”。 这个曾经让人羡慕的标签,在创业的泥潭里,变成了最后的底牌。 为了维持俱乐部运转,给员工发出工资,小块卖掉了北京的一套房子。 这笔卖房款,大约330万,很快就像投进无底洞,被持续的亏损吞噬。 如今,他的第二套房产也已经挂上了中介网站,价格从450万一路降到330万,却在当前低迷的楼市中难以出手。 一个手握6套北京房产的“非差钱主儿”,被逼到连续卖房续命,这场创业的消耗之大,可见一斑。
而徐志胜这边,作为因《脱口秀大会》爆红的顶流演员,他的年收入通过综艺、代言等渠道,保守估计在千万级别。 从纯数学角度看,每月12万的亏损,似乎在他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这为他“硬扛”提供了物质基础。
但真正让这件事超越简单商业计算的,是两人之间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徐志胜在节目里概括为“谁红谁多补”。
意思是,谁当下赚钱能力强,谁就多承担一些亏损。 徐志胜用跑通告赚来的钱反哺公司,小块则用卖房的钱兜底。 这种模式,在现实商业世界中堪称异类。 多少亲朋好友因合伙做生意而反目成仇,但他们俩的关系,却在真金白银的亏损中没有破裂,反而因为共担风险而更加牢固。 徐志胜私下里曾感叹:“小块把房卖了,我就更不敢让他输了。 ”这句话,道出了这场坚守中沉重的情感枷锁。 小块的“破釜沉舟”,切断了自己的退路,也无形中捆绑了徐志胜,让这场战役变成了“不能输”的战役。
那么,为什么明明亏损严重,运营漏洞百出,他们就是不关门止损呢? 徐志胜在《亲爱的客栈》等节目里给出了最直接,也最戳人的理由:公司里养着6名全职员工。 这6个人,有刚毕业的大学生,有单亲妈妈,还有背着房贷没还完的中年大哥。 徐志胜说:“只要还能发工资,就不关公司。 ”“养活六个人,就是支撑六个家庭。 ”在当下许多企业讲究“优化”、“降本增效”的大环境下,这种把员工生计放在盈利之前的逻辑,显得格外“不合时宜”,甚至有些“傻”。 有次凌晨三点,助理看他还在改演出排期表,劝他干脆把公司关了算了。 他指着墙上员工团建的照片说:“你看小张他闺女下个月要交学费,老李的房贷还款日就在15号,关了他们怎么办?
”这听起来像编剧写的台词,却是他面临的真实困境。
徐志胜自己的生活,也构成了这个故事里强烈的反差。
他年入千万,但生活节俭得超出想象。 老家的房子很普通,一件外套能连续穿两个春节,被网友认出来。 因为色弱,他一直没有买车,至今名下也没有在任何城市买房。 他日常出行可以挤地铁,回老家被拍到的车才13万元,远不如公司一个月的亏损额。 他不是没钱享受,但他宁愿自己省一点,把赚来的钱,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那个名为“开花”的、持续亏损的项目里。 这个总在舞台上逗得观众前仰后合的喜剧人,私下里身体并不好,脸色时常透着疲惫,需要常年调理。 长期的经营压力和亏损焦虑,是实实在在压在他身上的负担。
当然,故事也并非只有悲情的一面。 面对巨额亏损,俱乐部也在挣扎中寻求改变。 小块和团队对运营做出了一系列调整。 为了更贴合广深本地市场,他们推出了粤语专场、潮汕话专场,甚至针对深圳大量湖南务工者策划了湖南阵容的演出。 他们保留了不赚钱的“开放麦”,作为新人练胆、老人磨稿的土壤,还创新地加入了“锐泼开放麦”环节,让演员现场接受同行点评,有点像简陋版的线下综艺录制。 通过这些努力,俱乐部的月亏损额,据说已经从最高的12万,艰难地收窄到了4万元。 这个数字的变化,虽然距离盈利依然遥远,但至少表明,他们并非在盲目烧钱,而是在用笨拙却认真的方式,试图摸索出一条生路。
有人认为,徐志胜坚持不关公司的背后,可能藏着一笔更精明的账。 这或许不是一次单纯的情怀创业,而是一位头部艺人从“劳务变现”到“生态化变现”的战略布局。 他养活的6人团队,不仅是员工,也可能是他未来的编剧中台和艺人储备。 当下的亏损,可以视为可控的战略投入,用以构建个人IP的内容护城河,孵化新的喜剧人才,甚至为将来在脱口秀行业争取更多话语权打下基础。 用个人综艺收入反哺公司,在合规前提下,也可能起到税务优化和资产沉淀的作用。 从这个角度看,每月12万的亏损,相对于他千万级别的年收入,或许真的只是一个门槛不高的试错成本。
但无论背后有多少重考量,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如果这是一个纯粹的商业项目,按照理性的投资回报率计算,它早该被叫停。 徐志胜和小块的选择,计算的是另一套价值体系:兄弟共患难的情义,对跟随者的责任承诺,以及对线下脱口秀生态的一份初心。
在一个人人谈论ROI、快速试错、及时止损的时代,这种带着古典江湖气的“笨拙”坚守,成了一种稀缺品。
它刺痛着我们对商业成功的传统定义,也让我们看到,在冰冷的数字之外,商业行为中依然可以保留人性的温度和重量。
“开花”俱乐部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承载着一种美好的期望。 但让一朵花在成本高昂的深圳南山绽放,需要的不只是阳光和水分,更是持续不断的资金浇灌,以及面对狂风暴雨时不肯松手的固执。 徐志胜和小块的故事,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明星光环下的创业窘境,照出了友情在金钱考验下的韧性,更照出了在现实重力下,一份看似“非理性”的责任担当,究竟能走多远。 当舞台上的笑声散去,账单上的数字依然冰冷,而那个说着“只要还能发工资”的喜剧人,还在用自己的方式,对抗着生活的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