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床后，陶韬开他三辆车中的一辆去八公里外的镇上早饭，顺便看车修得怎么样了。通常有两辆在修，一辆在身边，都是十年开外的老爷车。镇上师傅修得慢，此人外号“屌师傅”，爱喝酒。有次陶韬在饭店遇见他，很客气地打招呼。那人喝多了，回了句：“嘿，屌毛。”练拳之后没人这么跟他说过话，所以记得很清楚。陶韬自己在网上买配件，屌师傅只收他廉价的手工费。这些车轮流出问题，好像怎么也修不好。但因为买了三辆车，所以总有车用。

陶韬有很多很多的梦，当赛车手是其中一个。一辆2009年的凯迪拉克，适合演美式黑帮片。一辆2011年的沃尔沃，像静谧的北欧森林里白雪皑皑，他常把车停进树林，一个人躺在座位上，如同在吊篮里。还有一辆老雪铁龙，用于日常通勤。往昔赚钱多的时候，他把不少收入花在了天马山赛车场。

相熟的同辈人有一个还在打，几个赖着不肯退役。因为壮志未酬，需要现役身份招生，或者等待机会。他十年前就干干脆脆退了役，培养徒弟。

他住在离上海50公里外的村子里，这里自由到何处惹尘埃，木头房顶的桐油泛着诡异的光。200块钱一个月，附带小院的使用权。院子里摆着拳台，平日他在这里带学生训练。房租是优点，其他的优点不多。两个十多平米的杂物间，曾是某个农户的厨房，也许做过猪圈，像个洞穴。他花了几年给房子做基础改造，厚厚的被子地毯躺上去像枕着动物毛皮。现在的人要亲近大自然，忘了人类建造房屋是为了躲避大自然。雨天偶尔漏水，江南的冬天阴冷蚀骨。

小院在他做运动员进行自行车拉练时频繁路过的油菜花村庄，从苏州到上海一百一十公里路的中点。那时门口的道路还没有这么宽，如今他也不再是运动员。陶韬还记得搬来第一天发的朋友圈：“男孩从九十年代的房间里醒来，春光洒满斑驳的墙，鹧鸪催人起，打量自己的房间，有公路赛，滑板，和拳击手套，他犯起了嘀咕：今天玩什么呢？ ”

小院里的日常训练。

除了自己玩车，他还热衷帮朋友选车。只要有人随便提上一嘴，他就撺掇朋友换车，听到哪个朋友要买车，他就眼睛发光，跑六百公里路为朋友挑一辆车，倒贴不少油费。他和贩子斗智斗勇，碰到过事故车、进水车、门拉不上的。有辆老奔驰朋友爱不释手，被他看出下摆臂和底盘有极细微的问题。有几次贩子急眼，拦住他们不让走，被陶韬一瞪眼睛又老老实实不做声。还有一次车刚检修完开回家，就发现车窗关不上了。原来屌师傅喝多了酒，检查的时候把行驶证忘在车门里卡住了。

去年十一月，他干干脆脆地把酒戒了。陶韬曾经那么爱喝酒，做职业拳手时师傅建议他周六喝，错过不许补喝，退役后有段时间，他每天必喝。酒精使很多事变得简单，使拳手和推广人一笑泯恩仇，也让他因为肆意表达拥有了很多敌人和朋友。戒烟更早几个月，发生了一件让他看不起自己的事——识人不明之类，所以戒了。戒酒难一些，他难以忘记那些欢乐的时刻，他是那种人生只为几个瞬间活的人，这些时刻要靠酒精点燃。酒精帮助他很多。他无数次地想象过那一刻，自己带的拳手拿下世界冠军，开香槟的时刻。

朋友不屑：都喝二十年了，闹呢？然后自然是诧异，反复劝说，引诱，直至失去兴趣。无论是茅台、十几年不见的发小重逢、显赫贵客、蒙古族的全套祝酒歌，都没能奏效使他复喝。有天他梦见自己破功了，正在懊丧，发现是梦，又很开心。

别人喝酒时，陶韬倒是兴高采烈，兴奋莫名，帮忙积极倒酒，如同在跟着喝一样。以至于很快就没人用惋惜的口吻遗憾地介绍：他曾经非常能喝酒，可惜不喝了。

陶韬很明智地在挽救肉体和精神之间选择了肉体，就像电源跳闸的断电保护，这个他懂。运动员都在丛林里长大的，不然早不知死在第几关了。在体校的时候，他见过教练往别人手套里灌胶水，见过新来的教练改训练法子，老队员没察觉其中的不怀好意，伤退，打全运会的换成教练带的新人。在35年的人生中，他享受自由的危险多过被管束的压抑，保护自己是本能。

最近陶韬频繁地怀念起体校。虽然他在那里只是小角色，体制内运动员最差的一档。奥运体系的金字塔尖自然是在奥运会出成绩，他连省运会都没打。本该不止于此，不能怪他，是家里不给参赛费。选拔去省里的队友被揍得受不了，连夜扒火车跑回来，陶韬只恨自己没机会去。转眼毕业，他只能退役，傻眼了，去李宁专卖店打了一个月工，给教练送了件羽绒服，想试试其他省队的门路。教练收下衣服，说我知道了，带他喝了顿酒，从此也没下文。

体校是苏联模式，有苏联式的科学，也带着苏联的弊病。陶韬的教练是80年代的北体大毕业生，用当时最先进的古巴打法带队员起早贪黑练。正要出成绩的时候，上面换人来摘了桃子——摘桃子的故事古已有之。被动或主动的，他从那以后再没好好教过学生，有小半年的训练是陶韬作为师兄带的。苏联解体了，接下来是独联体式的悲剧，共和国的运动员派得上其他用场。他教练变成了一个流氓，在娱乐场所占干股，拆迁、安保都有染指，队员是他天然的人马——是中原故事一种——武校体校的作用与他处不同，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部分。没人记得曾经的北体大毕业生。

虽如此，当时的画面此刻逐渐在陶韬眼前变得安宁，永在，使他很安心。

按说他的才华是去上海跟了英国师傅之后才展现的。十年前的上海是外地人怀念的上海，上海人怀念的上海更早一些。上海这城市给了他一口流利的英语，圈子里一定的名声。他是自由之子，所有的一切都听凭自己选择。那时他享受自由，人人享受自由。但时过境迁，当吃自由的苦多过自由本身给予的馈赠时，被控制也能产生被保护的错觉。人们会想，会不会自由是错的？人们会想，你要自由干什么？

他的师傅，英国女子世界拳王，一个了不起的斗士。她出道那时候还不让女性打拳击呢，天。外国的拳馆不会万事俱备地教你，得靠自己练，自己琢磨。职业拳击同样如此，在成为角色之前，没有推广人为你安排比赛，帮你分析对手，你自己就是一切。陶韬记得他打一个黑人胖子，对方超重，他被全场搂抱，裁判居然把他判输了。师傅说，看，你输了，所以没有职业赛。他定睛思忖起一切远方的事物。

他是英国师傅的第一个中国徒弟，也许是第一个徒弟，她很快就不训练职业拳手了。因为文化差异，师徒间常有误会。他不爱解释。在体校，解释就是顶嘴，但在英国人眼中，不解释就意味着你错。他本来是个成功的健身房教练，熟谙人性以及与之相关的销售技巧。成为职业拳手后，没有收入，疲于奔命，在车里睡着，想明天的午餐在哪里，还要拼命背单词，饿着肚子刷贴吧发招生广告。如果有人报名，就给健身房五十块场地费，收一百五，留一百块吃两天饭。这是自由的代价。

那时候他很强，对练搭档是前俄罗斯国家队成员，90Kg重的大块头。那段时间在轻微脑震荡中度过。每次推开训练场的门之前，他都要做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这样练下来的结果是，一般的洲际拳王打不过他，更不要说现在遍地都是的水货洲际了。可就是等不来推广人跟他办比赛。说到底是自己等不了了——拳击手想要维持的巅峰好状态很贵，非常贵，他要去其他地方发挥用场。

他刚退役就靠开馆赚了很多钱，做生意和运动员是两个逻辑。他几乎是立刻买了心仪的车，下一步也许该买房了。这时他开始带徒弟，八年。

陶韬

既得了英国师傅的真传，陶韬眼高于顶。

操，145磅的第一名不是谁都能带出来的。那时他是个闪电般的胖子，是教练中最好的之一。不算搞商业馆带小孩玩的那些，在培养拳手从零开始出成绩的教练中，他确定自己是最年轻的。他那时候才二十四，对手的教练四十五、六十，还有七十多岁的。他还带过外国人呢。一个快五十岁的澳洲踢拳手想在拳击赛事里复出，面对年龄是他一半的对手，打了三场，赢了一场。回国很多年之后，他在社交网站上说，那是他最宝贵的记忆。

“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哥林多后书》讲得好。信心只能领航他到达此处了，信心被转给了别人。这个行业里不缺信心却少有眼见，目之所及的眼见太困难了，只能靠信心。别人做上了他的梦，带着他之前的信心飞了，留下他自己。说到底，他了解同龄的拳击运动员。多数人喜好胡思乱想但非常单纯，顶顶单纯，因为他们怀着信心。单纯不为别的，只为有信，不信就不是运动员了。和社会身份无关，有些人在役打比赛，成绩不错，可与其说是运动员不如说是商人；有些人退役了，待人接物何其娴熟精明，可价值判断还是运动员思维，到社会上一辈子都是运动员，处处碰壁。

他看了很多拳手的得失，连同自己的得失、经验教训，总结出一套法子，相信徒弟跟着做就能拿世界拳王。可能要等十来年，但他确定可以。现在当拳王没以前那么难了，其中的窍坎他看得很准，圈子里没有人比他更爱思考。

开始带徒弟以后，日子一天天地穷下来了。他不仅不收一分钱，还给生活补贴，后来索性把馆关掉，来村里租下小院专心搞训练。他身兼经纪人和推广人，和同行斗智斗勇，把徒弟打得好、其他人打得难看的片段放到网上，不惜得罪圈里的大人物。

那时候他奸诈，诡计多端，以用兵行险而出名，走了捷径不自知。在一场比赛中，面对实力相当的对手，他授意徒弟不加试探，直接猛攻。暴风骤雨般的拳头猝不及防，对手傻了，三十多秒就被击倒。命运馈赠自有价格，都是要还回去的。

年轻时面对满坑满谷的骗子和妄人，他把最能赚钱的工夫用在骂战上。后来，视频软件盛行，骂战能赚钱了，他却沉下心来带拳手。陶韬喜欢斗争，擅长斗争，只有一种情况毫无办法：堡垒从内部被攻破。

如今行业看上去挺热闹，比赛比疫情的时候多。他看着眼前被烈日炙烤的池塘，鱼跳出水面，肚皮翻白前绝望地哀嚎。

有那么几个晚上，在地球的另一边，和他曾经密不可分的人制造出了一些动静，正在开庆功宴。一些人提到他，另一些人想起他，有几个人好奇地点开朋友圈，看他在干嘛。他当天的朋友圈大概是“Day8，拿靶10组”，或者“day31，骑行台两小时”。

朋友想探他话头。讲到那些事的时候，陶韬坚决打住，闭口不提。几次后也没人再问。过往像遥远的寒武纪发生的事情了，像森林中若有若无的一点星。

事情是秋天发生的，收获的季节。他是一个一旦关系里出现裂痕就能当机立断中止的人，因此戒烟戒酒都快，还有绝交。

他的最后一顿酒是自助餐，和徒弟一起。照例是他喝徒弟看，和过去八年一样。此后，他的社交媒体再没出现徒弟的内容。观众不习惯，一直在下面追问，徒弟呢？过了很久之后，陶韬才回复说，分开了。徒弟那边也依样画葫芦，说，分开了。徒弟跟了新的教练，新教练回复说：拳击运动员换教练，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现在，村里还住着两个想成为职业拳手的年轻人，都是因名气找来的——他的，还有徒弟的。如果他们训练比赛不在状态，陶韬会平静地指出错误，但凡有进步也决不吝啬表扬。不过，大家都心知肚明，陶韬没有用上一个徒弟的标准去要求他们。过去他容易生气，阴沉着脸可怕，但同时讲话决断里带着风。你根本不会觉得这人在情绪化——操心的事太多了：运动员打得不好，状态不好，不听他的话。把心扑在带队员训练上，眉头就舒展不下来，使人时而狂喜时而狂怒。还有让人喜怒无形的时候——面对推广人，潜在的投资者，要使用一些斗智斗勇的伎俩。他做得很不错，可以说是个绅士，从来没有像同行那样半夜发二十几条朋友圈骂人。

倒不是不肯教，是人有各自的造化。人不能把自己设想的命运加诸在别人身上。之前是自己妄念太深，违背了科学。有些东西得等学生自己体会到，不能强行塞给人家。小时候只当这种话故弄玄虚，现在发生到自己身上他懂了。

他的神经像皮筋，绷紧的时间太久，已经松了，因为自己承担了他人的命数。

出乎意料，身体真正垮掉是在戒酒以后发现的。医院工作的妹妹拖他去检查，那些在身体里运行的器官，一些已经坏了，另一些在坏的边缘。他的关节与肌肉很耐操，运动员生涯没有大的伤病，是内脏的事。脂肪肝是意料中的，血糖在他身体里炸开，飙到了23，医生说等待他的可能是失明、残疾、肾脏疾病。

答案在那些无论睡前还是早起，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的碳水中。他从不让自己饿着肚子睡觉，因为真狠狠饿过肚子。这也是为童年和青春期买单。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的青年时代一直在饿肚子——暴饮暴食——饿肚子之间循环。开始是家里不给生活费，在体校饿肚子，之后是为打比赛降体重饿肚子。还有运动的破坏。对，运动的破坏，运动员的训练强度对身体常常是破坏。加上酒精，他常骑一百公里自行车去找朋友，喝一顿再骑一百公里回去，因此得了心肌炎。久病成医，他只要看到人家不由自主地喘气，就知道那人心肺不好，闻到对面喘气里有酒味，就知道已经喝多了，只能靠呼吸代谢。

在教练生涯中，他始终无法回答一类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用错误的动作还能赢得比赛？既如此，为什么要听教练的纠正？

莫非是自己错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有多元答案？可以过不被定义的人生？这几年才知道，这么打长久不了，身体会被用坏。都是代偿，错误的代偿，让人走不远的代偿。酒精和暴饮暴食也是他的代偿。

夜间的拳台。

上一个徒弟离开后，他回过一趟家，确定那里的生活不是自己想要的。按惯例，出去的人得请留在家乡的人吃饭，否则会被疑心混得不好。体校拳击队的师兄弟们一个负责酒吧安保，一个在跑大货，唯一从事专业相关的开跆拳道馆。发小说：韬，我们都被柴米油盐所困，羡慕你在外面追梦。队友说：韬，知道你这些年不容易。

他没那么潇洒，也不说不上很不容易。房租几乎不花钱。镇上超市猪肉九块一斤，国家储备肉，味同嚼蜡。想吃新鲜的去菜场，十三。在吃上想花五十块钱难，其实三十尽够了。车开腻了就换掉买新的。陶韬有个大排量车的梦，在小时候完全不切实际，后来稍微有钱点就买了辆3.0排量的日产。从经济上讲不划算，油费吓人，有时开车跟打车一样贵，只当为青年时代买单了。这单现在便宜得惊人，惠而不费。沃尔沃是两万块买的，凯迪拉克三万，雪铁龙一万多。

老伙计们中的一些身体和精神摇摇欲坠，等着把事情搞砸，陶韬熟悉这种感觉。另一部分呢，勉力维持，祈祷着千万别出事。这些朋友经济条件都不算顶穷，基本盘而已，陶韬在外面见过真正穷的。

他开过顺风车，以前为了钱，现在只为了有事做。老油车油耗大，要规划路线才能不赔钱，他和顾客为高速费中途变卦吵过多次。搭车的很多人来自西南山区，不会讲普通话，说不清地方，由他人代为叫的顺风车，目的地是不通公交的小村。他们做最差的工作，在粉尘、泥浆里打滚。他还帮机器人公司送过资料，这些人打算用机械臂取代人类工人。观众爱看机器人打拳吗？他这样想着。

从一切结束的秋天开始，陶韬尽可能不去上海。他曾经那么喜欢上海，年少时在衡山路喝遍一条街，啤酒阿姨这种瓶子店压根不稀罕去。朋友向他描述万圣节的热闹，请他吃饭，死活不去。最后，干脆把上海的课也停了。

上海，就像《了不起盖茨比》里盖茨比遥望的绿灯。过去八年，陶韬频繁来往村里与沪上，上课、带队员打交流，跟人勾心斗角谈生意。站在时代金融中心俯瞰黄浦江，总有种成功的错觉。小村离上海太近了，五十公里，不能不感受到它强大的向心力。也可以说，没有这向心力，村里的岁月就似乎毫无价值。在市河尽头看远处淀山湖一点绿，有时是七彩，在百无聊赖的夜晚十分明显，是上海的“市光”——这个两千三百万人口的城市反射出来的光线。寒冬肃杀，夏夜虫鸣，运动员大概也是以这“市光”作为念想训练的。他把心血奉献给了心中的绿灯。

几个月以后，网上找来了好客户，请他做私教，给的是好价格。陶韬计算权衡了一下，每周上两次课就能满足整月的开销。他又开始去上海，头一天要做心理建设，总莫名其妙睡不着，直到鸟开始叫，直到天光大亮。他因为失眠临时取消过几次课，怕半路猝死，幸亏客户很宽容。

体校拳击队里最牛逼的队友离他近，在三十公里外的上海西郊健身房。他入选过“国字号”，盼着打奥运，可教练突然生了重病。医院里，几个小队员死死盯着床位：你可不能死啊。不单为孝心，还为了自己的前途。但教练还是死了，队员就只能回家了。

队友隔三差五来找他晒太阳，琢磨怎么想法子骗会员买课，来交每个月六千块的家用。最近老婆闹离婚，他怀疑她有了人。陶韬听着抱怨，知道他们彼此没什么感情，知道“有人了”是大概率事件，知道六千块是他能拿出来的所有，也知道队友和客户谈生意谈到了床上去，夫妻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可互相给予的了。这一年就是这样，人和人之间的不满已经要溢出来了，任何人之间的缘分已经不能更淡薄了。

疫情时，有个会员说没钱了，不续卡。陶韬说你先上着，有了再给——他用了个销售技巧，这样，等有钱时对方会因为不好意思买更多课。结果那人上完课直接不给了，不是周转不过来，是真没钱了。从没见过这样的情况。他收费不低，来的人都是在社会上有尊严的，更重要的是，学生跟他或多或少也是朋友。今年开始，更有直接来退钱的，理直气壮说没钱了。他给熟人退了一半，给说自己吃不起饭的几年没来的客户退了三分之一。正常按规矩是不可能退的，这些钱早被他用掉了。

他不再暴饮暴食，偶尔放肆一顿，百分之九十的时间是注意饮食健康的，过去大概是百分之十。他带过几十个职业运动员备赛训练，该怎么吃心知肚明。最早是约束自己，然后约束别人，现在又变回了约束自己。好难啊，比过去约束自己难。因为心里是空的。

他比最胖的时候瘦了，从大胖子变成了小一号的胖子，动作却变慢了。确实慢了，身体太差了，带实战打到七八个回合胸腔里便忍不住拉风箱。学生觉得他没体力，竟想ko他。他很赞赏这样的行为，忍不住一个叶里藏花，接化发之后右手骗头左手打肝，高级技术。学生挨了一下，笑了。陶韬也笑了，潇洒收剑入鞘：看吧，还藏了两招！我还有油！

之前他一直从身体里掏东西，压榨测试极限，希望能以此迸发出璀璨的东西。现在要收回来，要聚集。

他知道自己正处于行业里的垃圾时间。十年前是有希望的时间，从未来临过的是辉煌的时间。中国有过这么一批人，小时候看到什么电视书籍，就知道自己以后要做什么，决定了将来的志向。上一代人，甚至上半代人都不这样，要等有什么现实可能性再行事。他可能是这么做的第一代人，就这样不管不顾地做了。

你付出过巨大的努力，没有得到回报，你知道从事的事情在目之所及的时间里没有任何可能性，你该怎样度过生命里的冬季，当大雪封了山。

他把现在这种时刻称之为止损时刻，对自己的把握很满意。当收即收，秋收冬藏。正是鸟尽弓藏的季节，藏之于山，很好，很好。

到年底为止，身边所有会开车的朋友都被他忽悠买了一辆二手车。

老实说，身体修复的速度比陶韬想象的慢。但他逐渐缓了过来，又可以接受去上海了，去吃饭，见朋友，帮朋友看二手车。上海比十年前萧瑟了不少，物价也降了，常能买到便宜团购，不比镇上贵。他不再开顺风车，有时会打顺风车，价钱便宜到吓人，司机的脸色也越来越气急败坏。

身边的人普遍进入了倦怠之时。花十年左右做一件事，做成了也罢，做不成只能进入下一个周期，身体精神都消耗得差不多了。多数时候是以为做成了，结果被一脚踢走，或者以其他方式被釜底抽薪。越来越多的朋友搬来村里，多余的房子都被租完了。有人被裁员，有人主动gap，来一根网线就能办公的地方住上几个月、半年，又回去建设当今的世界去了。

他常想起海明威的小说里，老人正梦见狮子。

又是一天结束训练，几个朋友一起去吃饭。有人谈起失业、房价、商圈，有人用新能源、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反驳。有人解释道，这是康波周期，违背了它，再怎么努力也事半功倍，顺应它，躺平也有红利，万物尽在康波，下一个上升周期顶部要等到大约三十年以后。有人打开又关上窗户，车内充满了凉爽的空气。

三十年之后，陶韬算了算，那时候六十五岁，正是个做教练的好年纪。一直没接茬、默默开车的他说：“到时候经济好了，我又可以培养下一代职业拳手。”三十年，仔细想想甚至有点安心，让人充满勇气。时间突然一下被抻得很长，不必急着学他们套现离场。一想到这个数字，接下来发生什么都不会觉得突然，可以等待世界大战。

从小院往上海方向看，前面是淀山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