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六点,乔治市美食广场的夜市刚刚开启。
锅气从一个个档口升起来,混进热带傍晚闷热的空气里。塑料桌凳摆满了过道,食客们埋头吃着肉骨茶、炒粿条、福建虾面,偶尔抬头喊一声“再来一碗” —— 马来西亚肉骨茶和新加坡的不同,少了重胡椒,换作鲜香扑鼻的药材汤底,浓得就像这里的人间烟火气。
杨紫琼穿着针织短袖和牛仔喇叭裤,一手端盘一手拿饮料,在错落的餐桌间反复穿行。
没有台词,只有走,一遍又一遍。头发被湿气洇得有些黏连,发型师上前梳理,继续走。导演Sean Baker跟在两米开外,一部用来拍摄的iPhone举在半空。两个人都得小心绕过真正的食客 —— 他们正在旁边吃饭,并非特意参与这场拍摄。一个老人端着叻沙从镜头前走过,问了一句“这是杨紫琼吗”,接着找座位。
这是去年9月Self-Portrait “Residency”项目最新短片《Sandiwara》的拍摄现场。杨紫琼一人分饰五角:档口小贩、服务员、歌手、博主、美食评论家。没有武打,没有特效,没有CGI,只有槟城的街道、市民、食物和一个马来西亚籍奥斯卡影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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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工的午夜,最后一个镜头是档口小贩炒粿条。
热气升腾,油烟味和香料味混在一起。杨紫琼站在灶台前,握着锅铲,翻动锅里的食材。铲子碰撞铁锅的声音,油锅里滋啦滋啦的声音,美食广场公放古早华语流行音乐的声音,此刻颇有默契地合奏。Baker的iPhone就举在厨房门口,离火苗不到半米。
他喊了“cut”。
几秒钟的安静后,有人鼓掌欢呼,有人开始哭。两天高强度的拍摄,所有浓缩的情感在这一刻释放。
“我看到工作人员落泪,”后来Self-Portrait创始人Han Chong说,“那一刻我心中充满了感激。这提醒了我们,我们所创造的并不是受奇观或商业意图驱使,它来自某些极其本能和私人的东西。”
杨紫琼站在锅灶旁边,没哭。她走过去,一个一个拥抱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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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n Baker说第一次写的剧本很糟。
那是去年五月,他刚凭《阿诺拉》拿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后不久。Han找到他,说想请他给“Residency”项目拍一部短片,杨紫琼主演,在他的家乡槟城取景 —— 对杨紫琼来说槟城并不陌生,这里离她童年老家怡保仅两小时车程距离。Han希望片子能展示本地美食文化,创作不设限。过去三年Baker忙于两部长片,这正是他眼下最想要的。他从没去过槟城,窝在西好莱坞的公寓里写了第一稿。
“那完全是一个局外人的视角。”他说。
Han看剧本的时候很绅士。看完之后,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要不,你先亲自去一趟?”
Baker提前十天到了槟城。
他走在乔治市的街道上,看小贩怎么招呼客人,看服务员怎么在餐桌间穿梭,看卖完收摊的人怎么骑自行车消失在巷子里。他去早市,看刚到的海鲜怎么被摊主一条条摆出来。他去夜市,看收工后的人们怎么聚在一起吃东西、聊天、笑。他去那些Han和杨紫琼在电话里跟他描述过的地方,闻那些他们提到的气味,尝那些他们最熟悉不过的味道。
抵达后24小时内,他把旧剧本扔了。
“后来我明白了,”他说,“它应该更像是一场人物研究,观察这几个角色在同一个夜晚 —— 一个对她们五个人来说都很特别的夜晚 —— 是如何互动的。”
剧本重写只用了几天。他让她们在美食广场相遇 —— 那是个正常营业的地方,不能清场,有真正的食客坐在旁边吃饭。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剧情”,只有五个人,一座城市,一个晚上,以及她们各自的生活。
开机前,杨紫琼问他要剧本。Baker说:没有完整的剧本,只有人物框架。你来即兴。杨紫琼愣了几秒。
四十年的职业生涯,她拍过李安的《卧虎藏龙》,拍过007,拍过全球票房数亿美元的《瞬息全宇宙》,拍过无数需要精准控制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的大制作。现在,这位奥斯卡影后要在一部用iPhone拍的短片里即兴表演,周围是她家乡的食客,热闹的炒锅声,门口就是熙熙攘攘的摩托车。
“想想挺吓人的,”她后来承认,“我恳求要剧本,但Sean就是想让它感觉非常贴近我的文化,尽可能真实。”
她接受了。
“当我听说导演是Sean时,我就想和他合作。”杨紫琼在首映式上说。那是一个月前,《Sandiwara》在柏林国际电影节全球首映。杨紫琼第一次看成片,坐在观众席里,她哭了。“请原谅我的眼泪。它很有趣,对我来说也非常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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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转向Sean Baker,开始讲故事:
“我记得拿到第一稿剧本时,心想:嗯,这很有意思,”她笑着看了一眼Baker,“是你之前的版本,我好像是个间谍什么的……”
Baker在旁边接话:“里面还有追逐戏。”
“后来我很高兴你来到了马来西亚,”杨紫琼继续说,“我记得当时我在忙别的工作,我们俩的时间窗口都非常短。抵达的第一天,Han很聪明地告诉我:‘真的会非常轻松有趣,你知道的,Sean拍得很快,他完全知道该怎么做,而且只有三个角色。’”
她顿了顿,做出一个夸张的表情。
“哇,两天演三个角色,这已经很厉害了,对吧?等我到了拍摄场地,看着那一排衣服和假发,然后有人递给我‘剧本草稿’。我还是识数的,这绝对不止三个角色啊。”
她数了数,五个。
“我说:‘你在开玩笑吗?’”
全场大笑。
拍摄次日的第一场戏是刚买完菜的档口小贩。
杨紫琼包着头巾,拎着两袋新鲜食材在老城区的路上来回走。临近中午,槟城的气温超过三十摄氏度,汗水很快湿透了衣服。重复,甚至有些物理煎熬,在旁人看来这似乎演出了市井小人物的疲惫。
“我觉得这个小贩并不像外人可能认为的那样疲惫。这是她的生活,她活得很有目标。她做饭不是出于义务,而是出于热情和自豪。在重复中,在因为希望做得好而一遍遍做同一件事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尊严。”
尊严。这个词在她与我们的采访过程中反复出现。不是聚光灯下的荣耀,不是千军万马里的威风。那个收摊后独自坐在角落喝水的女人,她只是坐着,就让人觉得她用身体活出了不必用张扬赢得的东西。
————影片《Sandiwara》拍摄现场 ————
她曾经以为自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参与这样的场景。
4岁开始跳芭蕾,她想过开一所舞蹈学校,教孩子们用身体说话。17岁脊柱受伤,那具可以旋转、跳跃、托举的身体,突然不能再跳了。
1983年,杨紫琼成为马来西亚小姐冠军。中国香港电影圈先发现了她。第一部电影《猫头鹰与小飞象》,她演一个文弱的女教师,台词是“救我”。她后来回忆,那种台词喊一次就够了。不是因为骄傲,是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身体能做的远不止于此。
她去找洪家班。武行们看她走进来,以为又是哪个选美小姐来“体验生活”。他们出拳手软,怕伤到她。她不干。她对自己更狠,直到身上磕满瘀青。武行们看傻了,然后明白:这个女人是认真的。
1995年,《阿金的故事》。她从高桥上跳下,意外着地,肋骨、脊椎、背部、腰部全部受伤,险些瘫痪。大半年后,伤好了,她继续拍,迎接她的是《007之明日帝国》。
整个职业生涯里,杨紫琼共受过27次重伤。那个一次次受伤,一次次又回去的人就像她演的小贩,一遍遍走着同一条路,翻炒着同一锅菜。不是因为没别的选择,是因为那就是她坚定选择要做一辈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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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五个角色,一千八百个镜头。
开机那天,杨紫琼站在化妆车里,看着一排衣服和假发,突然意识到自己答应了什么。五个角色:档口小贩、服务员、歌手、博主、美食评论家,每一个都不一样,每一个都要在两天内找到人物感觉。
“美食评论家没那么难,她挺讲究的,像我一样,”杨紫琼笑着说,“网红博主,我的天,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Baker的设计是用iPhone拍摄,多机位同时进行。他太熟悉这种拍法了,能追溯到成名作《橘色》 —— 用三部手机,在日常场景里捕捉真实的瞬间。“我们设了一个疯狂的目标:拍一千个镜头。”Baker说。他想要大量短镜头快速剪辑,用音乐节奏带动画面。
有一个镜头是这样拍的:Baker自己骑着自行车,一只手扶车把,一只手举着iPhone,跟拍同样骑车的杨紫琼。第一条,他们就撞到了一起。“非常吓人,”Baker说,“杨紫琼的安保人员立刻冲了过来,我以为我要被扑倒了。”而就是这个在槟城街道上摇摇晃晃骑车的画面成了杨紫琼记忆里最鲜活的瞬间之一。“那场面又混乱又好笑,充满了生命力。”她回忆道。
这种独立电影的拍摄方式和她年轻时在香港片场的经历既相似又截然不同。
———————影片《Sandiwara》拍摄现场 ———————
三十多年前,香港动作片的片场也从不排练。杨紫琼后来在访谈里提到过《警察故事3》的一场戏,她要从一辆行驶的货车上跳到成龙的车上,挡风玻璃必须被砸碎,机会只有一次。结果玻璃未碎,她又险些坠地。来不及害怕,她心里想的只有怎么把动作完成。
那种只能往前冲的状态贯穿了她的整个职业生涯。那些年,她和成龙、李连杰一起,被保险公司列为“拒绝往来户” —— 三个人的名字并排躺在黑名单上,因为都太敢拼,没人敢给他们上保险。
好在这次不必拼命。杨紫琼坐在槟城的美食广场里,穿着代表网红博主的漂亮衣服,对着镜头即兴表演。她自己都不知道下一句会说什么。杨紫琼后来总结这次经历:“相当于上了两天大师课。我一边看一边学,心想:‘哇,这就是我们热爱电影的原因。’”
她把Baker叫作“北极星”,引导她演绎每个角色。因为足够尽兴,最后拍摄远比计划的更疯狂,足足一千八百个镜头。
“还有一点,”Baker补充说,“杨紫琼非常敬业。我们连请场记的时间都没有,她必须记住自己之前的动作,和替身演员配合重现。”
从香港片场不用排练的亡命特技,到槟城街头的即兴表演,杨紫琼的工作方式变了,但某种东西没变,给她一个角色,她就走进去,不管那个角色在高桥之上,还是在锅气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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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贩、服务员、歌手、博主、美食评论家。五个女人彼此不认识,但她们的生活在同一个时空里重叠。服务员在上班途中骑着车从美食评论家身边路过,评论家品味着档口小贩最拿手的炒粿条,博主在美食广场不断自拍,而歌手就在广场的舞台背后神色紧张,准备登台。
没有台词交代这些关系,没有剧本说明这些交集。一切关于女性、生活和这座东南亚城市的故事都在画面里、眼神里,以及身体擦肩而过的瞬间里。
Han Chong从一开始就想拍这样一部短片。他是在槟城长大的马来西亚华人,后来去伦敦求学并在2013年创立了Self-Portrait品牌。“Residency”项目诞生于2024年,与其说是项目,它更像是一个支持顶尖独立创意人士的平台,试图通过探索新型协作方式改变时装设计师的孤立现状。项目第一季重塑了英国设计师Christopher Kane的早期作品,第二季,他想尝试完全脱离时装本身的形式。Han心中始终怀揣着一个念头:回到槟城,拍一部关于家乡的影片,请一个同样从马来西亚走出去的人来做主角。
那个人只能是杨紫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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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杨紫琼加入并非为了给项目挂上一个大名鼎鼎的头衔,”Han后来解释说,“这感觉像是邀请一位从本能和情感上都深切理解马来西亚的人‘回家’,并与我们一起重新诠释它。”
一人分饰五角成为重新诠释的方式。
这五个女人在其他电影里常常是“隐形”的。镜头扫过她们,从来不停留。她们是背景,是道具,是让主角显得更主角的存在。
但在这部短片里,她们就是主角。
“最让我感动的是看到杨紫琼卸下了她的国际巨星光环,”Han说,“她带着同理心和幽默感去诠释每一个角色,向那些在电影中往往被忽视的女性致敬。作为一个马来西亚人,看着她用熟悉的节奏说话,在熟悉的场景中穿梭,让我非常有感触。这让我想起我在成长过程中身边的那些女性 —— 坚韧、敢于表达且有低调的野心。”
对平凡角色的敬畏,源于杨紫琼漫长的职业守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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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拿到奥斯卡之前,杨紫琼曾长期被遮蔽在国际动作男巨星的光环之下。1997年,她是第一个不当“花瓶”的亚裔邦女郎;但随后在好莱坞的二十年里,给亚裔女性的空间依然逼仄。媒体曾评价她:在动作片领域,她被公认为“打女”;但到了文艺片中,却常常不是最亮眼的那一个。
杨紫琼并不辩解,在一条慢跑赛道上消化那些被标签化的岁月。她的等待不是被动的,而是坚守。所以当她在金球奖台上对催促音乐说出“Shut up”时,不仅是影后的霸气,更是对过去几十年被忽视、被边缘化的一次集体清算。她说:“那是我第一次登上那个舞台,第一次领金球奖。你可不能把我赶下台。”
《Sandiwara》里,那个在平民美食广场登台的歌手角色或许就是某个平行时空的互文。她站在昏暗的舞台上,那种对认可的渴望、对自我表达的坚持,既属于角色,也属于那个曾在好莱坞边缘苦守多年的杨紫琼本人。
回家。
这个词几乎在每个人的采访里都出现了。Han说回家,杨紫琼也说回家。
她15岁离开马来西亚去英国学习,21岁去香港拍电影,35岁去好莱坞闯荡。四十多年后,她回到马来西亚,在槟城的美食中心里演几个平凡的女人。
伴随不是一个抽象的地理概念,而是由一系列具体的生理记忆构成。是小时候从怡保出发的长途家庭旅行,是空气里混杂着食物和海盐的味道。离开故乡四十多年,她在伦敦生活,在好莱坞工作,习惯了被精密计算的工业流程和无数个镜头簇拥。但只要回到三十多摄氏度的马来西亚街头,闻到档口飘出的香料味,属于马来西亚人的底色就会立刻苏醒。“这感觉不像是回忆,更像是认出了某种熟悉的东西。”她说。
在槟城这座城市里,Han Chong和Sean Baker找到了短片最终的落脚点。
Sandiwara一词在马来语里是“戏剧”或“表演”的意思,但杨紫琼所扮演的五个女人不需要表演,她们的生活本身就是那出戏。没有戏剧性的相遇,没有刻意升华的对白,她们只是在同一个空间里,各自咀嚼着属于自己的那份生活。
好莱坞的惯性叙事中,杨紫琼习惯了扮演去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哪怕是让她登顶奥斯卡的伊芙琳,底色里也带着为了维系家庭在多元宇宙里疲于奔命的悲壮。但在槟城的夜市里,她不需要拯救任何人。她只需要像这座城市里随处可见的女性一样,把一份炒粿条打包好,或者在嘈杂的环境中安静地吃完一碗肉骨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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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影片最终想要探讨的东西。在Han Chong的观察里,马来西亚女性的力量从不喧闹,也不靠刻意彰显。它藏在日复一日的生计里,也在对周遭环境的适应力里。
获得柏林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后,63岁的杨紫琼已经不再需要向外界证明自己“还能打”。她可以穿着华丽的礼服在颁奖台上接受观众的起立鼓掌,也可以素面朝天在槟城的烈日下拎着沉重的塑料袋走上十几回。
卸下所有作为传奇符号的重担,她用一种最平实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归途。当美食广场的喧闹声逐渐平息,那个在镜头前熟练颠勺的女人,不再是需要被世界仰望的影后,她只是一个熟悉这里每一缕油烟味、兜兜转转后终于回了家的马来西亚女人。
摄影
郑文絜 Wenjei Cheng
造型
Han Chong
发型
徐友华/ Xu Youhua
化妆
Karmen Leung
制片
Holy Mama
采访、撰
文
Ling Li
所有服饰均来自
Self-Portra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