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底，北京的风里还裹着夏末的余温，加代却刚从天津禹作敏的葬礼回来，心里像压了块石头——半年内，天津的两个好兄弟王海和禹作敏先后走了，连去天津都不知道该找谁唠两句。

好在日子得往前过，十天八天后，他慢慢缓过来，和张静在屋里研究今晚的饭菜时，电话突然响了。

来电的是李小春，广义商会的春姐，一米六五的个子，二百来斤的身量，往那一站像个小山头，手里的钱却比谁都多。之前因为上海乔巴的事，两人有点说不上来的隔阂，这段时间互相都没联系，可春姐到北京了，总得打个电话。

加代接起，春姐直爽:“戴弟，我明天下午1点到北京，能安排人接不？”加代笑:“姐，我亲自去。”

第二天，加代带着大鹏、王瑞、丁健开着两台车去机场。春姐一出站就扎眼，黑胖的身量在人群里像块移动的黑炭，助理小黄拎着包跟在后面。

接回家，张静早摆好了家宴，春姐从包里掏出四瓶法国红酒:“这是法国朋友给的，一共八瓶，我拿一半给你。”两人碰杯，聊起乔巴的事，春姐摆手:“翻篇了，咱姐俩谁跟谁。”

酒过三巡，加代问:“姐，你这是要往哪去？”春姐放下酒杯:“哈尔滨，收购一家几千平的洗浴中心，1700万，转手能挣千八百。”加代眼睛一亮:“我哈尔滨有个朋友立柱，黑白两道都好使，比我还厉害，我给你打电话，他全程接待。”

说着就拨了立柱的号码，那边立柱正打扑克，一听是加代，笑着拍胸脯:“戴哥，没问题，春姐到了给我打电话。”

春姐到哈尔滨那天，立柱带了四台奔驰、两台大四五零零，七八个兄弟在太平机场等。两人没见过面，春姐一出站就拨电话:“柱子，我到了。”

立柱直爽得有点憨:“姐，我看着你了，是不是那个大黑胖子？”春姐笑着骂:“你这孩子真不会说话。”挂了电话就往立柱那边走，旁边老百姓看着车队，都议论:“这是哈尔滨大哥接谁呢？”

立柱把春姐接到洗浴中心，场地几千平，连洗浴带住宿餐饮，瓷砖擦得锃亮，春姐看了直点头。立柱说:“姐，有啥事你说话，不管黑道白道，我给你平。”春姐笑着拍他胳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999年的哈尔滨，江湖上立柱这样的大哥镇着场子，可官场里也不太平——肇东市的王英和市长正因为土地交易收着企业的支票，连国外美女都往家里带；山东枣庄还出了东北宾县凶手的凶杀案，大锤抡得血肉模糊，狠得让人胆颤。可这些和春姐没关系，她只关心买卖成不成，有立柱在，这事稳了。

春姐收购完洗浴中心，给加代打了个电话:“戴弟，事办好了，立柱这孩子真够意思。”加代站在窗边，看着楼下的车水马龙，想起禹作敏的葬礼，心里的堵终于散了点——日子还得往前过，兄弟的情分，都在这一桩桩互相兜底的事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