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零零零年的夏天，吴小莉独自乘飞机前往浙江绍兴的一个偏远村庄，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要去见谁，只带了一个记者包和少量现金，到达后她找到一间低矮的土房，屋顶漏着雨，墙壁掉皮，屋里坐着一位中年男人，他的眼睛几乎看不见，这人是吴小莉同父异母的哥哥吴伯定，他的儿子正躺在县医院里，病得很重，家里拿不出医药费。

吴伯定的父亲吴振华在1949年被国民党部队带走，那时陈梅娥刚生下他，吴振华连孩子一面都没见上就被押走，后来去了台湾，他在台北摆摊卖小东西，住在木板房里，冬天冷得睡不着，每晚都给浙江老家写信，写了几十封信寄出去，却一点回音也没有，他不敢多问，怕收不到回信，更怕确认家里已经把他忘了。

1967年吴振华在台湾再次结婚，有了六个女儿，吴小莉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小时候家中生活条件不好，父亲总是把鸡蛋留给吴小莉吃，说这丫头以后会有出息，他经常站在窗边往西边看，眼神空荡荡的，等到90年代吴小莉到香港做主持人，每天在电视上讲两岸的话题，老人躲在房间里看电视，悄悄擦掉眼泪。

九十年代末两岸通邮后，吴振华开始正式寄信，他凭记忆写下地址，字迹工整，语气小心，可信一直没回音，家人劝他别写了，他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吴小莉知道这事后，决定自己去找，她先查了档案，又托人打听，发现有人冒充吴家亲戚骗钱，但她没相信这个说法，最后靠一张老照片和一句提到屋后有棵歪枣树的话，找到了陈梅娥住的地方。

陈梅娥已经八十岁，守寡整整五十年，没有再嫁人，她见到吴小莉时，手颤抖着抚摸她的脸，说心里没有怪过他，只盼他能好好活着，声音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吴伯定坐在旁边，一直抓着衣角，没有说话，他眼睛失明是因为小时候发烧没钱医治，慢慢看不见的，如今儿子又病得严重，家里连电灯都舍不得经常开。

吴小莉马上拿出银行卡，在医院里付清了欠的钱，她回到香港以后，联系了认识的眼科医生，自己花钱安排吴伯定来香港做手术，手术做完很顺利，吴伯定的眼睛恢复了一些视力，现在能看清楚人影和门口的光亮，吴小莉没有拍视频记录，也没有让记者跟着去，她自己陪着哥俩在医院走廊坐了一下午。

这件事听起来像个故事，其实很平常，许多类似家庭散落在海峡两岸，有的彻底断了联系，有的靠运气重新接上，吴小莉不是第一个做这种事的人，但她做得很干脆，她从没想过值不值得的问题，只是觉得人活着总得认亲，后来她偶尔提起这事，说不是我多伟大，是他们等太久了。

陈梅娥说的那句“没怪过他”，我一直记在心里，很多人觉得分开久了就会怨恨，其实更多时候是默默地等待，吴振华不敢去问，不是他无情，而是太害怕听到答案，那种害怕比贫穷还折磨人，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基本都离开了，老房子塌了一半，当年那棵歪着的枣树还在那里，树皮裂开了口子，但每年春天照样会开花。

吴伯定后来学会用手机语音拨号，第一次打给妹妹吴小莉，说看见窗台上的花盆了，电话那头她笑了一声，没有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