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烨“公式相声”遭群嘲：相声没了烟火气，还能叫相声吗？

2026-03-20 20:00 内地明星 1 0

“公式算出来的笑点，永远比不过一句‘我想死你们了’的真诚。”当这条评论在社交媒体上获得数万点赞，李宏烨博士那句“我的相声之所以一文不值，就是因为一个俗段子也没有”的宣言，已然不只是个人表演风格的自辩，而是成为撕开相声界深层审美裂痕的一把手术刀。

这位以“公式相声”闻名的上海交大博士，在直播间里抛出的这句话，像是向整个相声圈的行规扔下的一枚炸弹。他不是在单纯夸耀自己的创新，而是将矛头指向了传统相声创作中某些“依赖套路”的积习，直指那些伦理哏、占便宜的包袱，是“创作上的懒惰”。一时间，网络上充斥着“脱离市井”、“没有烟火气”的批评声浪。然而，跳出对个人表演风格的臧否，这场争论真正值得我们审视的，是一个关于相声艺术本体的永恒命题：这门诞生于市井的艺术，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去俗求雅”？而李宏烨现象，恰似一面棱镜，折射出相声行业内部关于传承与创新、市场与艺术、接地气与提纯之间日益扩大的审美裂痕与价值摇摆。

“人味儿”对决“公式”——相声的本质是共情还是计算？

在相声的舞台上，“人味儿”是一个看似模糊却至关重要的概念。它不是公式，无法量化，却实实在在地流淌在那些经典段子的字里行间。传统相声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根植于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对人性深刻又幽默的洞察、对语言机巧炉火纯青的运用，以及最重要的——表演者自身人格魅力带来的感染力。这就是所谓的“角儿”的魅力。

当我们听侯宝林的《夜行记》，那不仅仅是一个骑车撞人的笑话，而是一个时代、一种市民生活状态鲜活的白描，其中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不露声色的讽刺，包裹在市井小民真实可触的窘迫里。马三立的《买猴儿》，那些夸张背后，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怪相的敏锐捕捉。这些段子之所以能穿越时间，不是因为包袱有多密、结构有多精妙，而是因为它们精准地戳中了某个时代、某种人群共通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让观众在笑声中照见了自己或身边的人。相声理论家曾指出，相声看似简略实则高妙的漫话聊天方式、铺平垫稳首尾呼应的结构方法、嬉笑怒骂婉而多讽的审美追求以及对世态人情的深度描摹，都是中华文化精神传统的独特呈现，是民族喜剧意识的浓缩与释放。

李宏烨博士所推崇的“公式相声”，走的则是另一条路径。他用工程学中的“有限元”方法来拆解笑点，提出“笑果预期总公式”，追求“逻辑搞笑”。他的目标是做“有科技含量”、能“给人带来思想”的相声，因此坚决摒弃传统相声里常见的伦理哏、荤段子。在他看来，依赖那些手段是跟不上时代的表现。他声称自己的方法可以让毫无基础的人快速掌握表演技巧，一年能创作150段新相声。这无疑是一种将艺术创作工业化、标准化的尝试，背后是对“科学性”、“创新性”和“去低俗化”的执著追求。

然而，冲突的根源或许正在于此。相声的核心魅力，很可能不在于绝对的排斥“俗”或推崇“雅”，而在于其是否深深根植于真实的生活体验与普遍的情感互动。“公式”或许能提供一套精密的骨架，计算出铺垫几秒、包袱几秒能产生最大“笑果概率”，但它难以注入生活的温度、人性的复杂和情感的热度。“人味儿”虽然常常包裹在看似“俗”的市井故事、家长里短之中，却链接着最普世、最本真的情感开关。郭德纲曾言，相声的本质是“先搞笑，再藏思”。这个“思”，不是冰冷的逻辑推演，而是对世态人情的思考；而这个“搞笑”，更需要以鲜活的生活为底色。当李宏烨将自己的相声题材限定在校园、实验室，固然实现了“一个俗段子也没有”的“洁癖”，却也抽离了相声赖以生存的最广阔的社会生活土壤。

市井气息——传统相声为何离不开“烟火人间”？

要理解传统相声与“烟火气”的血肉联系，就必须回到它的历史原点。相声诞生于清代中后期的北京，在茶馆、天桥、庙会这样的市井环境中萌芽、生长、定型。那是一种观众与表演者近在咫尺、呼吸可闻的演出环境。演员能看清台下每一位观众的表情，观众的一个皱眉、一个哈欠都可能影响表演的节奏。这种独特的演出生态，从根本上塑造了相声的艺术基因：题材必须贴近普通人的生活，讽刺时弊、描摹众生相；语言必须高度口语化、生活化，甚至大量融入方言俚语；表演范式充满了即兴和互动，“现挂”（即兴发挥）、“砸挂”（演员间互相调侃）成为检验演员功力的重要标准。

这种“市井气息”远不止是表演的背景板。它是相声创作永不枯竭的灵感源泉。从《窝头论》这样将百姓日常饮食生发出喜剧因子的作品，到《夸住宅》《开粥厂》中对人情世故、社会风俗的细致刻画，无不源于对生活最直接、最敏锐的观察。它确保了相声作品能够与社会脉搏同频共振，与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紧密相连。有观点指出，相声成为我们“内化于语言、情感和日常生活的文化经验”，正是这种深度“在地性”的结果。相声艺术的现实主义特色，使其言近旨远，在嬉笑怒骂中实现对社会的关照。

当李宏烨的相声被批评为“没有烟火气”时，问题的本质或许就在于，这种创作有意或无意地疏离了那片滋养相声百余年的市井土壤。当题材局限于实验室的瓶瓶罐罐、校园里的公式定理，作品便可能失去生活本身的粗粝质感与丰富肌理；当笑点追求纯粹的“逻辑”推导，情感便容易变得悬浮、抽象，难以触碰观众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当讽刺脱离了具体的社会语境，其锋芒也就自然钝化。这并非否定校园、科技题材的价值，而是说，如果一种相声创作理念在起点上就试图与最广泛的社会生活保持距离，那么它也就很难引发最广大观众群体的深层认同和情感共鸣。

市井，是相声的根。这个“根”不是指低俗的趣味，而是指那份源于生活、反映生活、与普通人同呼吸共命运的现实主义精神。失去了这个根，无论结构多么精巧、理论多么高深，相声都可能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实验艺术与大众娱乐的错位——李宏烨现象的再审视

平心而论，将李宏烨的尝试置于相声艺术发展的长河中观察，其打破常规、寻求形式突破的意图本身，是值得在某种程度上肯定的。任何艺术形式想要保持生命力，都不能固步自封，都需要实验性的探索。从早期文明戏、化妆相声的尝试，到后来融入歌舞、影视元素的相声剧，相声的形态一直在演变。李宏烨用理工科的思维介入相声创作，试图建立一套可分析、可复制的“科学”体系，这本身是一种极具个人特色的探索路径。在探索初期面临质疑、不被理解，几乎是所有艺术革新者都会经历的阵痛。

然而，李宏烨现象引发的巨大争议，迫使我们提出一个更为根本的质疑：他的困境，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对相声作为“大众娱乐”这一艺术本体的某种偏离或误解？相声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门面向大众的、以逗乐为核心功能的表演艺术。它的亲切感、互动性和生活幽默感，是与生俱来的特质。郭德纲常说的“雅俗共赏”，其捍卫的“俗”，往往指的是这种通俗性、市井气，他认为这是相声的根。

当“去俗求雅”的实验，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相声的亲切感、互动性和鲜活的生活幽默为代价时，这是否构成了一种对艺术核心功能的误解？李宏烨追求“有思想”、“无俗段子”，但倘若这种追求的结果是作品与广大观众的情感连接变得薄弱，现场效果冷淡（有报道称其某次商演仅卖出7张票），那么这种“雅化”是否走到了艺术的反面？艺术实验可以先锋、可以小众，但若以彻底改造一门大众艺术的本体特性为目标，并要求大众改变审美习惯来适应自己，其路径注定坎坷。

李宏烨现象如同一面多棱镜，清晰地映照出当下相声行业内部乃至观众群体中存在的深刻审美分野。一端，是强调传承、接地气、情感价值和“人味儿”的传统路径拥趸；另一端，则是追求革新、理论化、提纯和“科学性”的探索者。这种分野不仅仅是风格之争，更关乎相声未来走向的根本分歧：相声究竟是应该坚守其作为“市井艺术”的亲民本色，还是可以彻底转型为一种更“高雅”、更“理论化”的舞台艺术？相声的创新，到底是在传统根基上的生长，还是可以另起炉灶的重建？

相声的根与魂——在俗雅之间寻找动态平衡

这场由一句“一个俗段子也没有”引发的讨论，最终将我们引向对相声艺术本质的再思考。“俗”与“雅”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俗”可以是鲜活的生活、质朴的情感、生动的语言；“雅”可以是高级的幽默、深刻的思想、精巧的结构。相声的真正危机，或许从来不在于“俗”，而在于“媚俗”——为了迎合市场而放弃艺术追求，堆砌低级的感官刺激；或者在于“伪雅”——脱离生活、故作高深，用理论的空壳抽空艺术的血肉。

相声的生命力，恰恰在于能否从最真实、最广阔的社会生活中持续不断地汲取养分，并以真诚的、艺术化的方式表达出来。优秀的相声作品，往往是在“俗”的素材与“雅”的表达之间，在精巧的结构设计与真挚的情感流淌之间，找到了那个动人而微妙的平衡点。马季的《五官争功》以荒诞的形式调侃职场弊病，姜昆的《虎口遐想》在虚拟情境中吐槽现实无奈，它们都贴合时代、传递正向价值，却能让观众笑完有回味，正是因为它们既扎根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一个健康的相声生态，理应包容多元的探索。无论是深耕传统、打磨经典，还是大胆实验、寻求突破，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李宏烨的公式相声作为一种个人化的艺术实验，其探索本身应当获得一定的空间。然而，任何有价值的探索，恐怕都不应彻底切断与生活、与观众的情感脐带。相声的根，深扎在“人间烟火”之中；相声的魂，跳动在“会心一笑”的共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