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春天，北京的风还带着一点寒意。那天下午，王朔坐在《凤凰会客厅》的访谈现场，吊儿郎当地靠在沙发上，忽然冲着主持人来了一句：“他真好意思，叫大师就敢接着，大学老师吧。”台下工作人员愣了一下，反应过来，说的是李敖，才纷纷忍笑。
有意思的是，这一句随口而出的调侃，后来被不断转引，几乎成了两岸文坛上一段颇有火药味的小插曲。可要把这句话听明白，得把时间往前拨几十年，从王朔还是军队大院里一个吊儿郎当的少年说起。
一、军队大院走出的“痞子作家”
1958年8月23日，王朔出生在南京。父亲王天羽1945年参军，抗战、解放战争一路打下来，建国后在南京总高级步校学习，又留校任教，算是典型的军人知识分子。母亲薛来凤在抗美援朝期间做过军医，战地救护的经历磨砺出来的，是一身硬气。
王朔出生没多久，全家就从南京调往北京。他童年的记忆，几乎都和复兴路29号院的军区大院绑在一起。高墙、哨兵、队列、礼堂，外人看着严肃，里面的孩子却淘得很。后来《动物凶猛》里那些大院少年的放浪形骸，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带着生活底色的再加工。
1976年夏天，18岁的王朔从北京第四十四中学毕业。那会儿，高考还没完全恢复，很多年轻人的路，只有两条：进工厂，或者当兵。1977年，他穿上海军军装，被编入海军部队，先到山东即墨的新兵连训练，后面被分配做操舵兵，天天对着海图、罗盘、舵轮打交道。
转折很快出现。新兵连之后，他因为机缘，去了青岛北海舰队卫生学校。学半年卫生知识，拿了卫生员的资格，然后被分到一艘消磁船上。白天是军医助理，晚上灯一关，悄悄写小说。他的处女作《等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憋出来的。
1978年，《解放军文艺》刊发了这篇短篇小说，写一个北京女孩在理想、爱情和父母观念之间的拉扯。题材不算惊天动地，但写法新鲜，气息贴近当时还年轻的一代。《解放军文艺》很快注意到这个小兵，把他借调到文艺社做编辑。这一步，看似岗位调整，实际上他已经从部队的“编制人生”，转向了文学这条路。
1980年，22岁的王朔退伍回京，在一家医药公司的药品批发商店做业务员。干了一阵，他心里门儿清：这不是他想要的。三年后，他跟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烤鸭店，信心满满下海。结果现实给他上了一课——店没做起来，钱没赚到多少，好在他手里一直没丢掉笔。
1984年，他在《当代》杂志上发了《空中小姐》。一个水兵爱上空姐的故事，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非常新鲜。那时坐过飞机的人不多，“空中小姐”这名字本身就带着一点遥远、光亮的意味。这篇小说拿下了《当代》文学新人奖，把王朔推到了文坛的前台。
后面几年，他一口气连着发力。《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顽主》《一点儿正经没有》《玩儿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我是你爸爸》《动物凶猛》《过把瘾就死》接二连三问世。人物嘴贫、情节凌厉、情绪玩世不恭，却又藏不住敏感和悲凉。
有评论家给他的这股劲儿贴了个标签——“痞子文学”。这个词带着轻蔑意味，也带着一点不得不承认的复杂心情。王蒙在1993年写《躲避崇高》时专门提到王朔，说他撕破了伪崇高的假面，语言大白话，没有洋八股、党八股。这话听上去挺中肯，一棒子打掉了矫饰，却也等于承认：王朔这一套，的确戳到了时代的某些神经。
王朔的影响力，很快从纸面上的小说，蔓延到荧幕之上。1988年，被称为“王朔电影年”。《顽主》《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等多部电影几乎扎堆上映，导演一水儿用的他的小说或剧本。王朔自己打趣，说那一年他是“横趟了电影界”。
紧接着，1990年的电视连续剧《渴望》横空出世。王朔和郑晓龙策划，讲的是普通人命运的故事，却创下了当时前所未有的超高收视率。那几年晚上，很多家庭守在电视机前，街道都安静了一些。
1991年，他又和赵宝刚合作，搞出了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编辑部的故事》。工作单位、琐碎生活、插科打诨的对白，竟然让全国观众都笑着看完。1994年，根据《过把瘾就死》改编的《过把瘾》，又捧红了王志文、江珊。王朔那种似正似邪、又玩世又认真的人物气质，通过演员的表演，被更多观众记住。
而到了1995年，姜文把《动物凶猛》改成了《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一部电影，不得不说，是一次集中爆发。威尼斯银狮奖、金马奖一串拿，夏雨成了史上最年轻的威尼斯影帝，《时代周刊》把这部片子评成当年的世界十佳电影第一位。王朔没站在台前，但故事、气质、对白，背后都能看到他的影子。
就这样，一个在大院里长大的海军退伍兵，一头扎进了文学和影视，写着写着，就成了那个时代绕不过去的名字。这种成名速度，也给他带来一件事——舆论的放大镜。有人骂他“文坛恶评家”，说他专怼名人；有人夸他“敢说真话”。赞也好，骂也罢，都没让他改变说话的风格。
二、沉寂数年再出山：“他真好意思叫大师”
到了二十世纪末，王朔突然安静了下来。2000年，他出了《看上去很美》，随后亲友接连离世，让他情绪低落，选择离开北京，远赴美国，淡出公众视野好几年。
这段日子，他在海外低调生活，很少抛头露面，外界关于他的消息不多。直到2007年，他的新作《我的千岁寒》面世，人们才发现，这个人又回来了，而且换了一种写法。
《我的千岁寒》以《金刚经》为底，文本结构和他此前那些“痞气”十足的小说判若两人。有出版社以每字3美元的价格买断海外版权，一共算下来有三百多万字，版税达到三百六十五万，这在当时的国内文学圈，是个扎眼的数字。有人惊讶，有人不服，有人等着看他怎么说。
2007年3月2日下午，他坐进了凤凰卫视的演播室。《凤凰会客厅》这一期的录制，很快成了后来被不断回味的一场访谈。王朔照旧一开口就带刺，嘴快，话猛，夹着插科打诨，却又不全是玩笑。
谈到自己这本新书，他一连用了好几个“特别好”。他说：“我这次写得特别好。我不给自己吹牛，但我这次真的写得确实好。”然后话锋一转，又加了一句，“我才四十多岁，还能写得更好。”这话听着自恋，但从他嘴里说出来，却有几分真诚的得意，也有点儿拿腔作势的表演成分。
主持人问他怎么看国内作家，他就玩起了“北京队”和“浙江队”的对比局。他说，北京出曹雪芹、老舍，还有他自己；浙江出鲁迅、金庸、余华。余秋雨不算，得论小说才算数。然后他一本正经地比分：“《红楼梦》和《阿Q正传》比，肯定是一比零。老舍和金庸能打平？老舍先生有个《骆驼祥子》，在美国还是畅销书，金庸赢不了。”
轮到自己和余华，他干脆说：“就我新写的《我的千岁寒》，余华别和我比了。我们至少是二比零。”这话听着有点气人，但熟悉他的人知道，他这人有意把架摆大，说得夸张，一半是实在的自信，一半是故意“拱火”。
当提及那些批评他的人，他不屑一顾：“他们有本事作品出来。哥哥拿出作品来了，还说什么啊。”那句“哥哥”，既是玩笑，也是态度。
不过，王朔并不是谁都看不上。他在现场点名自己“追星”的对象：“我追星啊，就追你们凤凰台的曾子墨，范儿多正。林徽因以后，就没有这么正的范儿了。”这句话一出，现场笑声不少。曾子墨早年读人大，后出国留学，回国后做投行，再到凤凰做主持，本身就是都市知识女性的一种典型。王朔把她和林徽因连在一起，带着夸张，却也说明他对“气质”和“范儿”的在意。
他还提到梁文道、何亮亮、赵少康，说这些人“都挺靠谱”，言谈之间，对媒体人的“识见”和“分寸”有几分赞许。
真正惹人津津乐道的，是谈到台湾作家李敖时的那一串话。
主持人问起两岸有些文人专爱“骂人”的现象，他先承认：“我以前骂人，后来我说不骂了。”话说到这儿，他忽然一挑眉，又把火给点着了。提到李敖，他脱口而出：“他也是东北人在北京混过，他真好意思，叫大师就敢接着，大学老师吧。”
这一句话，看似玩笑，实际挺狠。王朔抓的是一个“名号”的问题：李敖在台湾被不少人称为“大师”，王朔偏不认可，直接把“大师”拆成“大学老师”。这不是简单的嘲讽，更像是对“封号文化”的反感。他一向不喜欢别人搞神坛，也不愿意别人把他抬到半空，他对李敖的“降格”里，有一部分是对“大师”这两个字本身的质疑。
三、“李大师”的三脚猫功夫与王朔的自我剖白
王朔并不是没研究李敖。他说：“他也是东北人在北京混过。”这话并非空穴来风。李敖1935年生于哈尔滨，两岁时随家人到北平生活，在那儿待了大约十年左右。1949年前后辗转去台湾，在岛内的文坛、政坛搅得风生水起。王朔祖籍同样是东北，在北京长大，两人的早年轨迹确实有些相似。
可就算算半个同乡、同行，王朔一点不客气：“他的学问都是三脚猫功夫。人家胡因梦说一句，他说多少句？还说了多少混蛋话。”这里面既有他对李敖婚姻风波的评价，也有对李敖那种逢人就“斗嘴”的不耐烦。
更重的一句，是对李敖“格局”的判断。王朔说：“他的格局没出一个民族极端分子，小时候在北平看日本人骑大马受刺激了，坐了六年牢，光荣，问题是当包袱背起来了。人家曼德拉坐了二十三年牢，出来原谅你了。他斤斤计较，小家子气，抠门一个。”
这段话层次分得很清楚。先肯定李敖坐过牢，“光荣”两字并没抹掉对其反抗历史的认可。随后转折，说他把这段经历当成包袱，像一块金字招牌随时拿出来晃。他拿曼德拉作比较，指出后者在更长时间的牢狱之灾后，选择了宽恕与和解，而李敖在他看来，总是习惯算旧账，“斤斤计较”。
这当然带着王朔个人的偏见，他把李敖归类为“民族极端分子”，语气中透出不赞同。这里看得出他对“狭隘民族主义”的警惕，也看出他对“受害者自我消费”的反感。
有趣的是，两个人都爱骂人，都好斗，都带点“秀才造反”的味道。区别在于，李敖有庞大的史料系统、论战传统，喜欢在电视镜头前拿出一本本书来“证据在此”；王朔更多靠语感、直觉和生活体验，一句顶一句，逻辑不一定完备，但气势上不服输。
如果说他对李敖是“去神化”，那么他对自己的审视，则复杂得多。
在这次访谈的后半段，当话题聊到个人经历时，他很直白：“我是一个浑身恶习的人，我不感到自豪，我不光荣。我受过公安机关处理，我小时候进过公安局。”他并不回避自己年轻时候的那些糟心事，而是干脆摊开来讲。
他说到一个细节：“我一个人在没有人可聊的时候，我染上很多恶习，酗酒、抽烟……我是坏事干绝了的人。”这番话里，既有自嘲，也有认账。那一代军区大院出来的孩子，不少人都经历过迷茫、放纵、顶着“干部子弟”身份却在街头胡混的阶段。王朔只是把这一层当众说了出来。
在吐槽完别人、剖析完自己之后，他丢下了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但是我现在要走向一个高尚的人，我未必一下做到，但是我会努力做到，我希望最后成为一个正面的形象。我负面形象偏多吧，我当然希望自己变得更健康，更好。”
这句话和他前面那一套“我写得最好”“别人别跟我比”放在一起，并不显得矛盾。一个嘴上不饶人、习惯自夸的人，在面对“怎样老去”“怎么样被记住”这种问题时，难免会有几分犹疑。他一边享受“文坛刺儿头”的角色，一边又觉得长期的负面形象有点累，有点亏。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访谈里还专门提到“敌人”。有人问他怎么看那些骂他的人，他笑着说：“我欢迎敌人，敌人是你的反物质，彰显你的缺点。他把你的缺点扩大了，但是比拍马屁的强，比蚂蚁上树强。”这段话听着轻松，背后却有一条简单的逻辑——骂你的人至少还在看你、琢磨你，远比那种奉承的人来得真实。
讲到性别和时代变迁时，他又换了一副语气。他觉得，信息时代不再是体力主导，女人的地位自然往上走。他半真半假地说：“你们统治我们，比我们统治你们要靠谱。所以，我率先向你们战略投降。”这种看似调侃的话，隐约透露出他对女性在社会中作用的肯定。
至于年轻读者，他给得却是“劝退”：“我的书八零后、八五后最好别买。你们跟父母要钱，别花这钱。你们要么家里死过人，要么上点岁数再看。光知道吃喝玩乐的，看不懂。”这番话既是“端门槛”，也是强调《我的千岁寒》写的是生死、虚无，不是给青春期热血看的。
在那期访谈里，那句“他真好意思叫大师，大学老师吧”之后，王朔没再多说李敖。没有长篇大论，没有继续追打。他的攻击往往是这样的：几句就够，点到为止。言语锋利，却不愿意耗太多时间在同一个人身上。他更感兴趣的，是借别人的名头，显露自己的观点，顺手再调侃一下文坛、媒体和时代。
从军区大院，到消磁船上的卫生员，到“王朔电影年”，再到2007年拿着《我的千岁寒》坐在镜头前，他身上那些矛盾——张扬与自嘲，粗暴与敏感，放浪与求高尚——都没消失。那句挤兑李敖的大师之语，只是他众多犀利表达中的一小段，却刚好勾出了他对“名望”“格局”“神坛”的态度，也折射出那一代作家在时代巨变中，一边自我拆解，一边又努力寻找位置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