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舞升平幕后的剑影刀光

——“总政歌舞团”来雅演出略记

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生活在雅安城区的居民，大概都还应该记得1988年秋天有一次空前热闹的文艺演出，把此前一直憋屈在山区小城的雅安人民大大震撼了一把——这就是

雅安造纸厂建厂50年庆祝活动

，

破天荒地从北京请来了一拨“大腕儿”的演出

。

这批演艺明星多数为军队文工团成员，以总政歌舞团人数最多也最有名；又因为首场演出，时任总政歌舞团团长的傅庚辰先生应邀上台致辞，所以

雅安疯传为“总政歌舞团来雅演出”

。

其实，这只是一次当时刚刚兴起的商业性演出，俗称“走穴”。

我就是这次走穴的雅安穴头兼舞台总监

。

事情还得从雅安造纸厂建厂50年庆祝活动开始。

雅安造纸厂建成于1938年，是在当时的西康省政府支持下，作为民族工业和现代工业的示范而兴建的。它孤身盆周历经两朝，既不红又不肿地矗立在陇西河边上，就这样默默迎来了自己50岁生日。

当时造纸厂的厂长是何学禄，党委书记是胡宗荣。那个时候强调“党政分开”，企业开始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书记话语权比较有限。而当时

何学禄因为治厂有方，厂内外好评如

潮，已从开始的“承包厂长”获得地委/行署正式任命，成为雅安“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风云人物。

故雅安造纸厂50年厂庆于情于理于内于外都应该隆重举行。

1985年6月我通过教师高等级考试被四川教育学院中文专业录取，9月入学就是何学禄派纸厂刚买的一辆二手丰田面包车送我到的四川教院。

1987年春夏之交，何学禄来教院找我，问我

能不能找到关系，给造纸厂在《四川日报》上做一次广告

。

要知道，那个时候广告业刚刚兴起，川报又是省委机关报，登一个广告需要诸多手续，而且还要等待报社排出刊登时间等，

并不像现在只要有钱就能扬名

。

我当时一心读书，对这样的事情根本不关心，就给他说可以通过亲戚朋友打听一下。实际上

对于类似操作，我心里根本没谱

。

后来，想到有一个没有亲缘关系的“表哥”，好像在一个省级文宣部门工作，就去他家里咨询此事。

不料他不仅满口应承，还给我出了不少主意

，举了不少相关事例，这其中就提到了

可以邀请北京的明星来雅安演出

。

“北京、明星、莅雅、演出”，

哪一个词都可以把当时的雅安人震来一愣一愣的

。

我迅速地把几个方案转达给了何学禄，包括报纸上打广告，找人写书/出版等。我不知道这件事何学禄是否通过了厂务会议讨论，

总之最后造纸厂选择了“明星演出”方案

，这个方案的报价是全部演出费用控制在5万元以内，时间定在1988年秋季。

这个时候我已经从四川教院毕业，回到了航空部川西机器厂。

二十多年过后，当我已经能够独立在北京组织明星大腕儿演出的时候，才知道其实

“走穴”也是一件既非常江湖，也非常专业的事

。

首先，你得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财力决定演出的长度；

其次你应该知道需要邀请哪类演员；

再次你要提出演出哪些内容及表演形式；

最后才是讨价还价决定一场演出总费用及签约

。

在这之中，还有两个因素必须要考虑：

1、演员是有各自的圈子的，不在一个圈子的演员一般都不会同台演出；2、演出地点及场地选定。

在北京演出和外地演出的价码完全不同

；场地条件（包括音响等）是否影响演出效果等。如此种种，并不是谁可以左右逢源。所以，“穴头”也不是谁都可以胜任。

当然，80、90年代，

“走穴”的运行机制远没有现在成熟

。

现在看来，

这个“表哥”还是比较有责任心的

。在我告知他雅安纸厂的决定后，他立即开始了与北京方面的联系。据悉，他是通过他的同行、著名通俗歌手田某的母亲某丽在北京运作的。

某丽是四川人

，原来在是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担任独唱演员，转业后到北京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担任音乐编辑，与演艺界人士的交往非常广泛。但后来由于时间冲撞，某丽最终没有参与这次活动，

北京的“穴头”变成了总政歌舞团的郁钧剑

，当时大家都还叫他“小郁”。

但不管“小郁”还是“大郁”，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这些身居皇城满身贵气，经常在荧屏中出现的演员，在我们看来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伴侣。

我记得大概在当年八、九月份，

从北京传来了最后的演员名单、演出曲目和出场费用

——傅庚辰（艺术指导）、克里木、郁钧剑、柳培德、苏萍、杨安艺（舞蹈）【总政歌舞团】，马玉涛（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关贵敏（中央音乐学院），卢秀梅（中央歌剧舞剧院），张暴默（二炮文工团），叶矛/廖莎（海政文工团）。

傅庚辰只在首场演出前亮了一下相，讲了几句话，第二天就飞回北京了。同时敲定的还有演出场次和费用，考虑到请一次北京来的明星不容易，

最后商定前后一共五天，演出七场，每场100分钟

；首演一场，后来每天演出两场，第五天下午离雅返京。

费用最早是按人头和资历名气确定的

，后来经过协商，由何学禄拍板每场包干费用5000元，由他们自行分配。

北京方面的事情倒是安排妥了，

可是雅安这边却不太顺利

。

这首先是身为厂长的何学禄没有与厂里的相关人员充分沟通，搞来大家都有些摸不到火门。

譬如说我究竟以什么身份参与这次活动，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尽管都知道我是何学禄的铁杆儿朋友，但

这毕竟是公共活动，并不是私人堂会

。

另外一大难题就是

雅安当时找不到合适的演出场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雅安，

可以安排大中型演出的地点只有四个

——京/川剧院，曲艺队和电影院。

其中雅安电影院是专业观影场所，根本不能举办歌舞演出；曲艺队的演出场地简陋不堪，也不能承担如此重大任务；本来京/川剧院条件都差不多，但后来京剧院改为了影剧院，

最后就只有选在川剧院

。

而那时的

川剧院只有不到900个座位

，这对较大型的商业演出来说，是一个非常致命的软肋。无奈当时雅安条件有限，只有退而求次迫不得已作此安排。

演出事宜刚有眉目，

演出以外的问题接踵而来

。

先是地委行署要求汇报演出准备情况，

提出了不能以“厂庆”的名义搞活动

，最后在临近演出的前两天，派来地区文化局一个副局长，与纸厂商定成立了一个负责演出事宜的“临时领导小组”，我这时才有幸作为有关人员忝列其中（因北京客人称不与其他人接触，所有演出事务只通过我转达）。

另外

一件令人头痛的事就是演出的票务问题

。本来这次演出的性质说好是“商演”，演员们只管演出收钱，怎么卖票卖多少票他们一概不管。

开头何学禄出于好心，认为多演几场可以让雅安人民一饱眼福，但票价及赠票怎么定，一直争论不休。以当时雅安的工资水平和消费能力，

票价定到20元/场都有问题

。

经过多方权衡，票价最后定在10~12元。除首演基本是赠票外，每场还有近200张赠票。但谁都料不到的是，

这场本来造福雅安人民的演出最后就砸在了“赠票”上

。

演出在11月5日晚19:30隆重开幕，这是雅安开埠以来最为盛大的文艺表演，记得当时的雅安党、政、军要员或其家属悉数到场，气氛极其热烈。

在东道主和嘉宾简短致辞后，演出立即拉开帷幕，我的角色是舞台监督。按约定每个人演唱两首歌曲，

返不返场现场酌定

。

应该说，

那时的“走穴”演员还是相当有职业操守的

，都拿出了自己的保留节目，根本不可能有“假唱”出现。那次担任伴奏的是川音小乐队，尽管那个雅安川剧院的音响/灯光等都泛善可陈，但马玉涛的《马儿哦，你慢些走》，克里木的《阿凡提之歌》，关贵敏的《太行颂》，郁钧剑的《峨眉酒家》，张暴默的《敢问路在何方》，卢秀梅（央视导演赵安夫人）的《夫妻双双把家还》，叶矛/廖莎（夫妇）的《采红菱》，苏萍的《龙船调》，柳培德（吉他弹唱）《大约在冬季》，杨安艺跳的霹雳舞等，

都受到观众们的热烈欢迎

，给雅安人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和大量饭后的谈资。

最后一场演出结束，演员们就在郁钧剑带领下在宾馆开始领取演出费。按合约演员的总费用是35000元，

那时RMB还没有百元大钞

，最大面额就是10元，我记得纸厂财务与总务负责人当时是

用麻袋装了大半麻袋崭新的钞票到位于新桥桥头的雅安宾馆支付的

。

因为点数时有些慌乱，居然有一扎钞票（1000元）落在麻袋底层无人问津，何学禄知道后叫人给郁钧剑送回去了。

按规矩，我作为两边都负有责任的“穴头”，理应有一笔酬金。郁钧剑开始表态：

小刘这次很辛苦很负责，他的酬金在我们的演出费用中支出，你们就不必单独给他了

。

哪知何学禄很大方地说：算了，他的酬金你们就不管了，还是我们来付吧。然后他对我说：你这次真的很辛苦，过几天到厂里来领1500元的劳务费吧。

雅安扼川藏/川滇交通咽喉，原来是西康省的省会，曾经也有过“大户人家”的气派。上世纪50/60年代，中央慰问团和一些直属演出团体都曾在雅安留下足迹。

可是自“文革”以后，雅安在省内的地位仅仅高于“甘阿凉”三州，

昔日省会的荣耀早已被人们所遗忘

。

这次造纸厂厂庆高规格演出不仅刷新了雅安的历史纪录，而且在

四川省开创了地、市一级城市大型商演的先河

。

可能现在大家对几百元的出场费没有明确概念，但你只要知道

那时候雅安地区人均工资+奖金大概就只有50元左右

，就可以想见

四天演出，一个人收入几千元

，有多么震撼雨城人民的玻璃心了。

不过，记得我送演员们到双流机场时，关贵敏对我说：小刘，你知不知道现在刘某某的出场费已经1万元了，

她算什么玩意儿

？我们可是货真价实的艺术家啊！

由于纸厂的“炫富”，更深层的原因是

某些人对何学禄大权独揽的不满

。就在演出的最后一天，在雅安最热闹的朝阳街口罕见地出现了一张《公告》，

批评何学禄请北京的演员，不但铺张还纵容逃税

。

这一纸告示当然是“项庄舞剑”，

据说幕后人就是那些未获“赠票者”

。不过这还是引来一阵查账追税，尽管兴师动众，后来还是不了了之。

就我所知，

组织本次演出的总费用大概5万多元

，大部分来源于纸厂的非营业性收入和赞助，

纸厂自己只花费了1万多块钱

。

虽不能与现在动辄上百万的演出费用相提并论，

但搞个厂庆花万把块钱真值得如此大动干戈吗

？想起在征求演员们有什么土特产品需要带回北京时，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

就要一些豌豆尖吧

。那时的豌豆尖大概是两角钱一斤，临走的早上，买了一大塑料袋分送他们，

总共才花了不到10块钱

。

应该说，这次50年厂庆让长期灰头土脸的雅安纸厂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也可看作是纸厂50年来的最高光时刻。

1989年后，

纸厂业绩迅速滑落

——一年后何学禄黯然退场，是否与此有关我不得而知，

但1500元的劳务费终成“画饼”让我记忆犹新

。

后来监察局的人上门来问询我：你为什么没有领取劳务费？

我只有报之一阵苦笑

。

文：刘嘉 制作：雅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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