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哈维·韦恩斯坦是好莱坞权力版图中不可撼动的坐标，是奥斯卡颁奖礼上被感谢次数仅次于上帝的名字。然而，自2017年引发全球海啸的调查报道以来，这位影坛大佬彻底成为MeToo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反面典型。截止2026年3月，随着纽约重审进程的反复与加州定罪的稳固，韦恩斯坦的晚年正深陷于法律泥潭与病榻阴影的交织之中。

这一帝国覆灭的起点可追溯至2017年10月，当时《纽约时报》与《纽约客》相继发布长篇深度调查，揭露了韦恩斯坦长达三十年的系统性性骚扰与性侵行为，近 100 名女性指控其利用职业地位诱导并恐吓受害者，犯有各种形式的性行为不端。这一丑闻迅速导致其被亲手创办的影业公司开除，并被奥斯卡金像奖主办方永久驱逐。

2018年5月，韦恩斯坦正式向纽约警方自首。在随后漫长的双城审判中，案件过程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2020年2月，纽约陪审团裁定其强奸及刑事性行为罪名成立，判处其23年监禁，这一判决曾被视为正义的重大胜利。

紧接着在2022年12月，洛杉矶法院针对其涉及一名意大利女演员的性侵指控，再次判处其16年监禁。然而，法律程序在2024年4月出现了重大反复：纽约最高上诉法院以原审法官允许了与本案无关的受害者证词、存在程序不公为由，撤销了2020年的定罪并下令重审。

进入2026年，74岁的韦恩斯坦现状极度凄凉。尽管纽约的首次定罪被推翻，但他依然必须服完加州的16年刑期，目前被关押在纽约雷克斯岛监狱。根据2026年3月的最新进展，曼哈顿法院已将第三次纽约强奸案的审判期定于4月14日。

在下个月的庭审到来之前，韦恩斯坦与《好莱坞报道者》的资深记者梅尔·罗珊进行了一次狱中采访。韦恩斯坦表达了对自己可能“死在狱中”的极度恐惧，称目前的监狱生活对他而言是毁灭性的地狱。

然而，就在这场交谈中，他坚称自己“没有性侵”任何人——他所说的“任何人”，指的是近 100 名指控他犯有各种性行为不端罪行（包括强奸）的女性。

哈维的身体状况正极度恶化，他如今需依赖轮椅行动，并先后被确诊患有心脏疾病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现在又被诊断出骨髓癌。他自己也承认，“他正在这里等死”。

在狱中首次接受长时间采访中，这位声名狼藉的大亨对在雷克岛监狱的生活（“我在这里快死了”）大发牢骚，对毁掉的声誉痛心疾首，还对前途抱有幻想（“我会被证明是清白的。我向你保证”）。

在我（注：这里的“我”指的是《好莱坞报道者》的采访记者梅尔·罗珊）即将与哈维·韦恩斯坦会面的前一天，一场暴风雪给纽约带来了一英尺厚的积雪，让这座城市陷入瘫痪。这似乎是个不祥之兆。第二天早上我在酒店醒来时，还半希望赖克斯岛监狱也关闭了。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收到一封来自监狱管理人员的简短邮件：“照常进行！”邮件中这样写道。于是，我叫了一辆优步，紧张地带着一名摄像师和满满一后备箱的录音设备出发，前往皇后区臭名昭著的赖克斯岛监狱，韦恩斯坦过去六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服刑。

进入赖克斯岛监狱比从里面逃出来稍微容易一点。优步把我们送到监狱外的一个停车场，我们在刺骨的寒风中等待监狱官员来接我们。接着，经过一道道带刺铁丝网门和金属探测器的重重关卡，我们来到了这座破败不堪的红砖建筑前，韦恩斯坦在这里已经待了将近两年。

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位 73 岁的老人因各种疾病多次住院：糖尿病、心脏手术、癌症。脊椎管狭窄症使他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轮椅上。由于身体虚弱，他被安置在监狱的医疗区，与普通囚犯隔离开来。出于安全考虑，他每天被关在牢房里 23 个小时。

对我来说，这次拜访也颇有重逢之感。1999 年，我担任《谈话》杂志的编辑总监，这本月刊是韦恩斯坦与传奇编辑蒂娜·布朗联手创办的，但命运多舛。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并不美好。我到办公室时，发现蒂娜脸色苍白，瘫坐在办公室的躺椅上，而哈维正在从卡普里岛的游艇上打来电话，对着免提大骂脏话。

那是很多人记忆中的哈维——粗俗、满口脏话且报复心强。但哈维也有另一面。他有时会很迷人、风趣且慷慨大方，这种奇怪的两面性在一些受害者出庭作证时也有所体现。他善于发掘人才和好故事，对看好的人更是忠心耿耿。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最大的争执竟然是关于格温妮丝·帕特洛的，而她后来却成为了他最坚定的批评者之一。有一次，她登上《谈话》杂志封面后，哈维大发雷霆，说报道对她太苛刻了。“别他妈的招惹我的朋友，”他怒吼着，把杂志朝我扔了过来。

但几年后的一次经历让我对他的印象最为深刻。那是 9·11 事件发生几天后，我和蒂娜、哈维当时的公关主管马特·希尔齐克一起去了世贸中心遗址。我们此行既是为了给救援人员送食物，对哈维来说，也是一次病态的炫耀。当时市中心只允许应急人员进入，但哈维不知怎么搞到了一张通行证，让我们得以驾车穿过警察设置的路障和检查站，来到仍在冒烟的现场。我们端着一大盆汤和一袋三明治，在惊愕的沉默中穿过废墟，突然被哈维低沉的嗓音打破。

“马特！给我拿个贝果来。”他喊道。

我们都惊讶地看着他。

“哈维，这些贝果是给消防员的。”希尔齐克终于回答道。

“别忘了给我加奶油芝士哈，”哈维厉声说道。

在事业巅峰时期，哈维·韦恩斯坦那些骇人听闻的行为大多未受追究。他是好莱坞一线制片人，涉足杂志、戏剧、出版和政治领域，与各国政要关系密切。然而，2017 年，《纽约时报》和《纽约客》的一系列重磅报道揭露了他长期的性骚扰和性侵行为，令他声名狼藉，一落千丈。随着他的案件占据新闻头条，并引发了一场将众多其他知名男性卷入其中的性侵指控运动，我不禁好奇，那个昔日的哈维如今怎么样了？那些诉讼和公众的谴责是否让他收敛了傲慢？他从命运的逆转中吸取了什么教训？他如何看待自己费尽心力打造却已蒙尘的声誉？他又每天都在做些什么？

我记忆中的哈维喜欢大张旗鼓地登场，身后通常跟着一群殷勤的助手。而现在的哈维却悄无声息地出现了——坐在一张轮椅上，由一名神情厌倦的狱警推着。他比我记忆中消瘦、苍老、苍白了许多。他那件黄色的囚服与黄色的房间融为一体，使他看上去泛着点绿色。

“那么，”他夸张地说道，“咱们又见面了。”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赖克斯岛监狱严格将这次采访限定在 60 分钟内——哈维坐在一间通风不良的会议室里，他的公关人员朱达·恩格尔迈尔和一群监狱官员在角落里注视着，回答了有关他在狱中日常生活以及导致他入狱的性犯罪历史的问题。他经历了各种戏剧性的情绪变化——骄傲、愤怒、自怜、羞愧。但六年的监禁并未让他产生任何真正的悔意。世人或许已将他视为恶魔，但哈维依然但哈维仍视自己为受害者。

——六年的监禁并未能激发他任何真正的悔悟。世界可能已将他标记为怪物，但哈维仍视自己为受害者——因好莱坞过往的种种罪行而钉在十字架上。当被追问时，他承认自己的行为或许有些粗鲁、可怜甚至有过激之处。但他坚称自己并非强奸犯——只是个性欲过强的蠢货，做出了一些愚蠢的举动，却意外地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社会运动。

对他来说不幸的是，连续三个陪审团都不同意他的说法。自首批新闻报道出现以来，已有近100名女性公开站出来指控韦恩斯坦的性行为不端，引发了一连串的民事和刑事诉讼，这些诉讼至今仍在纽约和加利福尼亚的司法系统中缓慢推进。他在2020年的首次纽约审判中，被判犯有三级强奸等罪名，判处23年监禁。但该定罪于2024年被推翻——并非基于无罪理由，而是基于一项程序性裁决——随后在2025年的重审中，判决结果不一：一项罪名成立，第二项指控无罪，第三项指控则流审。2023年，在洛杉矶经过漫长的陪审团审判后，他因强奸和其他罪行被判处16年监禁。法官裁定，他的刑期将与纽约的判决连续执行，而非同时执行。

我们的谈话发生在一月下旬，距离下一次纽约重审的又一个预期裁决还有一周时间。哈维明确表示，他希望这次采访——这是他自被捕以来首次重要坐下来访谈——能在那之前发表。（该审判已重新安排在4月15日开始。）当我们的一个小时快结束时，一名监狱的代表命令我们结束谈话。哈维疲惫地瘫倒在椅子上。但当警卫开始用轮椅将他推出房间时，他打起精神，做了最后一搏：

"你得尽快把这个发出去，梅尔。我给你提供了一个*炸天的世界独家访谈！奥普拉求着要跟我谈。蒂娜·布朗也是。NBC也是……"

当他被推着沿着走廊回到牢房时，他的声音渐渐低沉了下来——但这绝不是他最后一次与我联系。此后数周，他都会从监狱给我打来几十通电话，总是在各种不寻常的时间段内，为我补充更多的内容。恩格尔迈尔宣布：“我接到了哈维的电话。”然后就直接把温斯坦接进来。（他的言论已被纳入本记录中，该记录为便于阅读和理解已进行了删减。）

访谈结束后，又一名警卫赶来带领他们返回位于皇后区那片荒凉、寒冷的停车场。在离开的过程中，我问这名警官对于韦恩斯坦入狱前的生活情况他了解多少。他耸了耸肩。“他以前在好莱坞可是个有名的人物啊，对吧？”

以下为采访的对话内容

Q：我觉得我们上次见面是在四季酒店举办的某个首映式上——大概是在 25 年前的事了。现在看来恍如隔世……你在这里的日常的一天是怎样的呢？

A：我几乎整天都待在牢房里。有时我会坐着轮椅出去透透气，但也只有半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我每天有23小时在牢房里。除了警卫，我没有和任何人接触。

Q：你不和其他囚犯说话？

A：我只和警卫说话。还有护士。这就是我在这里的社交范围了。我所在的区域没有社交活动。

Q：为什么？

A：因为这里是赖克斯岛，是地狱。我在州立监狱时不一样。我早上起床，吃早餐，见朋友，和人交谈。我们一起看电视。我一直恳求去州立监狱，但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说："因为你即将面临审判，所以只能留在这里。我们要盯着你。"他们盯着我已经19个月了。我不知道他们认为我能逃到哪里去。

Q：你的名人身份对你来说是帮助还是阻碍？

A：

在赖克斯岛这里，它伤害了我，因为它迫使我与世隔绝。

我和其他人待在一起太危险了。其他囚犯可以去院子里。但每次我去那里，都感觉像是被围攻。他们会过来跟我说：“韦恩斯坦，给我点钱。”“韦恩斯坦，给我你的律师。”“韦恩斯坦，做这个。” “韦恩斯坦，做那个。”我常常受到威胁和嘲笑。我在那里待不了多久。

Q：在纽约上州（州立监狱）没发生这种情况？

A：没有。因为在那里我只是一个小团体中的一名囚犯，这样你就能了解人们。监狱里很孤独。你只能试着与人建立联系，不要多想他们为什么进来。我和一个人关系不错，他总是在读书——不是什么经典名著，而是作家戴维·鲍尔达奇或哈兰·科本的作品。我向他推荐了丹尼尔·席尔瓦，他非常感激。我在那里的时候，曾志愿开设一门课程，讲如何将书籍改编成电影——比如詹姆斯·帕特森和J.K.罗琳之类的……但没人感兴趣。如果我能回去，我会再试试。

Q：有人对你动过手吗？

A：有一次我在等电话，问前面那个人打完没，结果他打完下来，狠狠一拳打在我脸上。我倒在地板上，血流得到处都是。我伤得很重。警察问我是谁干的，但我不能说。你不能当告密者。这是丛林法则。

Q：你电话打得多吗？

A：每三小时我可以打一次电话，大约16到18分钟。那真的算是我的救命绳。我每天都和我的三个孩子通话：我的大女儿，现在30岁了，还有我12岁和15岁的孩子。我的另外两个孩子已经六年没和我说话了。我也和我的律师以及几个朋友通话。这是唯一能让我保持清醒理智的事。

Q：你年幼的孩子对你的处境了解多少？你怎么跟他们讲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A：他们知道一切。他们年纪已经大到会上网搜索了。但我告诉他们我从未性侵犯过任何人，他们相信我。以前我在贝尔维尤的时候，见他们更容易些。我不允许我的女儿来这里看我。我的女婿有时会带我12岁的孩子来探望我，但这对他也很难，这对他的情感打击很大。

Q：在你的审判期间，你经常被拍到腋下夹着书。你是怎么拿到书的？

A：我在亚马逊上买的，他们用联邦快递寄给我。有时一天会寄来好几本，我一直喜欢读书，但在（赖克斯岛）这里也没什么别的事可做。在赖克斯岛看不到《纽约时报》——这里唯一的报纸是《每日新闻》。但有个朋友每周都给我寄《纽约时报书评》。

Q：你特别倾向于读哪类书？

A：在洛杉矶受审期间，我重读了我整个高中课程。《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了不起的盖茨比》。我17岁之后就没读过这些书了。在73岁时，被困在牢房里读它们——感受完全不同。在赖克斯岛我读了一本又一本回忆录。格雷登的回忆录、巴里·迪勒的、基思·麦克纳利的，非常精彩。我刚读完汤姆·弗雷斯顿的书，实际上相当不错。但里面有一行字说：“我知道哈维·韦恩斯坦。他是个掠夺者。” 就这一行字，但它让我心碎了。

Q：有意思，书中的一行字还能对你产生这种影响。你现在还没习惯吗？

A：弗雷斯顿是我多年的老友。而如今他却这样看待我——当那些曾经与我情谊深厚的人也这么认为时，这让我感到非常痛苦。这件事至今仍令我耿耿于怀。

Q：你能看电影吗？

A：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平板电脑可以看电影。每部收费4.95美元。大部分都是主流大片——不是艺术片。但偶尔会有小众电影不知从哪里冒出来，非常棒。我刚看了《瓦利斯岛的歌谣》——凯瑞·穆里根担任执行制片——这是一部非常美妙的电影。真希望我还能在外面，可以发行这部电影。他们偶尔会放我的电影，前几天放了《心灵捕手》。我已经有25年没看过这部电影了。我现在在牢房里看了，心想："这电影确实棒。"

Q：这里的人会和你聊你的电影吗？会给你推销剧本吗？

A：不怎么聊。他们只想聊昆汀·塔伦蒂诺。这里可不像《莎翁情史》的观众群。我确实会收到剧本，但大多是通过邮件寄来的大学生作品。他们想知道我对他们电影的看法。

Q：你怎么跟他们说？你会给他们批注吗？

A：

不会。一般不。他们的剧本通常不是很好，但我尽量鼓励他们，我告诉他们要再努力一点。

Q：你还在关注电影行业动态吗？你还看行业媒体吗？

A：那是自然，我忍不住，我依旧很“虔诚”地“拜读”着。看我仍然和外面的好莱坞人士通话。我是《好莱坞报道》的狂热读者，你开心吧？不过这些报道总是要晚两周我才回收到。

Q：我知道你入狱前请了监狱顾问。他给你的最有用的建议是什么？

A：不是某一条建议。他只是帮我了解了这个系统。所有那些不成文的小规矩，需要注意的注意事项。但他救了我的命。去年我生病时，在牢房里冻得要死。连续几天，我动弹不得。这里没有医生。我们在监狱岛上——这监狱岛有这么多囚犯，却没有医生。最后，我打电话给克雷格·罗斯菲尔德，恳求他："求求你帮帮我，我病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打了电话，他们把我送去了贝尔维尤医院。第二天我做了心脏手术。再晚一天，我就完了。我得了骨髓癌，我快死在这里了。地方检察官的想法大概就是让我死在监狱里，我真的快死了。

Q：你是否担心自己可能会死在这里？

A：这让我怕得要死，（这些人）冷漠无情至极。能拥有我所拥有的生活，能为社会做出那些贡献，却得不到更宽容的对待，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无论他们认为我这辈子做错了什么，我不应该被判死刑。我三月份就74岁了，我真不想死在这里。

Q：在我们录这段对话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关注杰弗里·爱泼斯坦的案子。你认识他吗？

A：不认识，可能碰到过一两次。他不在我的圈子里，我们当然不是朋友。

Q：上一次像爱泼斯坦这样的案子引起如此大的全球关注，还是你被捕的时候吧。从你的角度看，这有什么不同吗？我知道你觉得自己被冤枉了，你也抱怨过媒体猎巫。你觉得他也有可能是无辜的吗？

A：不。我只是从报纸上看到那些——我不能妄加评论。我对媒体没什么信心。对检察官也一样。但他被指控的罪行确实非常可怕，和我的案子完全不是一回事。

Q：我们来谈谈你的罪行。有数十名女性讲述了基本相同的经历。说你跟踪她们到酒店房间，或者把她们困在你的房间里。你强迫她们和你发生性关系。当她们拒绝你时，你会勃然大怒或进行报复。你声称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但如何解释这些报道的高度一致性？你为什么认为所有人都这么愿意编造谎言来诬陷你？

A：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因为牵涉到钱。你知道，有个女人拿到了五十万美元。另一个拿到了五十万。第三个拿到了三百万。任何人想要拿一张支票走人，只需要填一张表，说我性侵犯了她们。于是她们填了表，保险公司最终支付了数千万美元。还有迪士尼也是——迪士尼不想引发公众争执，所以他们付钱让人闭嘴。这形成了一种跟风效应。人们可以随便说我什么，都记录在公共档案里。但这些故事中很少有在法庭上被提起诉讼的。

Q：你的一些指控者——比如格温妮丝·帕特洛——曾是亲密的朋友。其他人则和你共事多年。她们一分钱也没拿。你真的在说她们都只是为了钱才这么做吗？你内心是否有丝毫承认自己曾对他们有所亏待？

A：我是不是对某些女人有过追求但却没有成功？我是不是做得太过火了？是。我是不是太过强势或者过于蛊惑人心了呢？答案是肯定的，所有这些我都承认。听着，我一开始就不该和我交往的那些人交往。我娶了一位了不起的妻子，但她完全不了解我的所作所为。我总是撒谎。我还不当回事地利用我的员工来掩盖这些事情。我真的性侵了别人？不，我从未那样做过（But did I ever sexually assault a woman? No. I never did that）。

Q：事情发生以来，你支付了多少和解金？

A：大部分和解金不是我付的。迪士尼付的。保险公司付的。但在这之前，我个人花了大概几十万美元用于和解。

Q：你让人签署各种严格的保密协议，花大价钱让他们闭嘴。你雇佣私家侦探监视你的指控者和媒体。这难道不是做贼心虚的表现吗？

A：是的，但我做错的事情并非性侵犯。而是对我妻子的不忠。我极度渴望将这件事瞒着她。我不想让迪士尼发现此事。我竭尽全力保护自己免受这种丑闻的困扰。

Q：你提到你的员工帮你打掩护。他们中的一些人把年轻女性带到你的房间，他们完全知道接下来这些女孩会发生什么，他们难道不该为此承担一些责任吗？

A：不，只有一个人该受责备，那就是我。这些人能待在韦恩斯坦公司或米拉麦克斯——能处在行业的中心和顶点——是因为他们真心渴望这样的机会。于是他们便愿意为我撒谎。而我更是怂恿他们这么做。我的团队很棒。他们撒谎的本事堪称一流。但最终还是我这么做了。这都怪我。不过我要说，当一个男人在半夜邀请你去他的酒店房间时，你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

Q：你是说每个来见你的人都知道最终会被你上下其手、满屋子追？

A：完全不是，有很多人来找过我。但也有不少女性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做。也许她们后来感到后悔，或者觉得这样做有些不妥。也许她们看到了可以获得回报的机会。但并非所有人都像他们自己所假装的那样天真无邪。

来看最后一个案件。我输给了米里亚姆•海利。但我对卡娅-索科拉却无罪。卡娅声称我强奸了她。我们胜诉了，因为她在日记中提到了有四名男子侵犯了她。但她日记中只有一行关于我的内容，即哈维让我失望了。哈维让她失望了，因为我没有让她成为明星。而且这些女性都是演员，她们都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Q：她是个二十多岁的模特。你是世界闻名的大人物。你承认这里面的权力不对等吗？你是个有权有势、讨厌被拒绝的男人。我亲眼见过那会有多可怕。

A：是的，存在权力不对等。我知道我可能会让人害怕，会很难缠。但这离性侵犯还差得远。过度调情，荒谬的场面。糟糕又愚蠢的行为。是的。但我没有强迫任何人。我没有对任何人动粗。我没做过那种事，梅尔。我做过测谎来证明这一点。

Q：听你这么说，我忍不住想起纽约的那个意大利模特——安布拉·古铁雷斯——以及纽约警方在你酒店房间外录下的那段对话。你的行为里有某种东西——那种不依不饶，那种咄咄逼人——让人难以忘记。如果那不算侵犯，算什么？

A：我觉得她当时是想勾引我，结果我做得太过火了。那场面既尴尬又可悲。但我压根没碰她，你也没见过我拿手碰她。他们压根就没把她告上法庭。

Q：你总自认为是个硬汉。如果这些女人中有谁拒绝了你，你难道不会想办法惩罚她们吗？

A：

绝对不会。我可能是个硬汉，但我没疯。

光是"哈维"这个名头的威胁就够了——也许绰绰有余。但没到封杀任何人的地步。如果现在对着摄像机，我就直说吧，罗姗娜·阿奎特、格温妮丝·帕特洛、安吉丽娜·朱莉——她们就是夸大其词。她们想加入那个圈子。然后她们毁了我。

Q：说这些毫无所图的女人夸大其词，这话可真惊人。但不止她们。彼得·杰克逊说你告诉他不要与艾什莉·贾德和米拉·索维诺合作。

A：彼得·杰克逊最差劲。他这是个人恩怨。他还记恨我当年对《指环王》和米拉麦克斯做的事。所以他一看到我倒台，就说我命令他不要和艾什莉·贾德或米拉·索维诺合作。这完全是他妈谎言。他要是再说，我就连他一起告。

事实是，我拼了命想让艾什莉·贾德出演《心灵捕手》。我拼了老命想让她演。但格斯（范·桑特）和马特（达蒙）坚持用明妮·德赖弗，事情就那样了。还有，当米拉·索维诺的丈夫需要一个电视剧角色时，我换掉了另一个演员，把他塞了进去。事实是，要报复这些女人，我需要经纪公司的配合。你打电话给阿里·伊曼纽尔啊！打给布莱恩·洛德啊！这种事从来、从来、从来都没发生过。

Q：你说过你本想在自己庭审时作证，但被劝住了。你后悔吗？

A：是的。因为我本来可以向陪审团解释清楚。这些人曾是我的朋友。如果你被性侵犯了，你不会事后还给对方发邮件说"我爱你"、"我想你"、"来看我吧"。

Q：所有这些点都在庭审时提出来了，但并没有打动陪审团。

A：因为地方检察官请了个心理学家——时薪750美元——作证说受害者有时会对施虐者产生依恋。我们没有反驳这一点。我们需要反驳的。而我本该是那个去反驳的人，因为没人比我更了解这些关系的真相。我的证词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

Q：你花在辩护上的钱有多少？

A：

几百万、几百万、几百万。

Q：你担心钱花光吗？

A：夜不能寐。我有房产和其他收入，但不是无限的。迪士尼切断了我的保险。你知道我为那家公司赚了多少钱吗？早先在做Talk Books时，编辑乔纳森·伯纳姆发现了《阿特米斯奇幻历险》，卖出了2100万册。我们买了《波西·杰克逊》的版权，卖出了2亿册。光靠那一本书，我在出版方面就赚了10亿美元。你知道我从迪士尼拿到的养老金是多少吗？一年6万美元。我为迪士尼赚了数十亿、数十亿美元，他们一年只给我6万。我的前妻伊芙还要拿走一半。

Q：在众多站出来指控你的女性中，格温妮丝·帕特洛尤其让你感到不快。为什么？

A：因为她曾是我的好朋友。我不知道是什么驱使她做了那样的事。为了子虚乌有的事小题大做。我和她开完一个愉快的会出来，说："做个按摩怎么样？"她只是回答："不，我不要。"我便明白了。我从没对她动过手。结果她告诉了布拉德·皮特。布拉德·皮特来找我，说："别对我女朋友做那种事。"我说："别担心，布拉德。我明白。"但后来格温妮丝上了霍华德·斯特恩的节目，又上了《纽约时报》，把这件事情大肆渲染。她知道什么也没发生。

但这个曾经是我的朋友、事业全靠我的人，就这样背后捅我一刀。她太想融入那个群体，对此我不会原谅她。

Q：早在《纽约时报》和《纽约客》曝光之前，记者们就花了多年时间调查你对待女性的行为。戴维·卡尔斯曾在《纽约》杂志花了六个月时间调查，准备写一篇封面故事，但最终没发出来。其他人在这种监督下可能早就收手了。但你却我行我素。这是傲慢吗？自毁吗？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永远不会被抓？

A："傲慢"是个好词。这显然也是自毁。但这些风流韵事确实缓解了我当时生活中的一些压力。这是一种一直存在的诱惑，而我一直在屈服。这是愚蠢和错误的。

Q：在希腊悲剧中，英雄总是因致命的缺陷而倒下。你觉得你的缺陷是什么？

A：

我越界了。这是肯定的。我可能是个可怕的恶霸。我傲慢地使用权力。

我咄咄逼人，固执己见，我感觉糟透了。我为那种行为感到羞耻，我现在看清了，以前看不清。讽刺的是，我发行过一部叫《恶霸》的电影，GLAAD还因此给我颁了奖。在我的获奖感言里，我说："我发行《恶霸》这部电影的讽刺之处，在座的没人会不明白。"

Q：这段经历有没有让你变得更内省？

A：

你无法避免内省，因为在监狱里你能做的就是面对自己。我无休止地想，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怎么做不同。

Q：那会怎么做？

A：我会更尊重那些女性。我一开始就不会和她们在一起。我会在婚姻中保持忠诚。我会说："我有一个家庭。我会保护它。"我是个傻瓜。我承认。

Q：你有没有向任何起诉你的女性道过歉？

A：我真诚地向她们道过歉。你正在和人家打官司的时候，不能给她们打电话。但我今天在这里说：我向那些女性道歉。对不起。我一开始就不该和她们在一起。我误导了她们。

Q：老实说，我不确定这算多大的道歉。听起来你最遗憾的似乎是背叛了你妻子。你对自己越轨行为本身感到抱歉吗？

A：我误导了她们。我背叛了我的两任妻子。那是不道德的。但我没有侵犯她们。这是所有这一切中最大的谎言。我不会为我没做过的事道歉。我会被证明清白的。我向你保证。

Q：从外面看来，你的一生似乎被无尽的欲望所支配——对权力、对金钱、对食物、对性。你觉得这欲望从何而来？

A：部分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成长过程中，我记得我的叔叔非常富有，我父亲帮他致富，但后来我叔叔却没有回报我的父亲。我记得那对我父亲伤害有多大，他是个善良、诚实的人。但我叔叔有权有势又富有，我渴望像他一样，而不是像我那被打垮的父亲。我就是从那里开始迷失的。这有点塑造了我的价值观。我不想在生活中成为傻瓜。

Q：你认为你对待女性的行为是什么驱使的？

A：我和伊芙结婚很久——17年。一年半后我遇到了乔治娜（查普曼），我们又结婚了12年。我只是从未……我不知道。我年轻时不算是个风流情种，

然后，到了某个时候，一切都变得太容易了。很多女人主动来找我。

Q：她们来找你是因为你可以成就或毁掉她们的未来。

A：有时候是的。有时候仅仅是因为。梅尔，信不信由你，我还是有一点点魅力的。

Q：我知道你的两个女儿改了姓，不和你说话。你尝试联系过她们吗？

A：很多次了。她们从不回应。她们母亲也和我不来往了。从指控开始，她们就杳无音信了。

Q：你觉得你还能修复这些关系吗？

A：是的，我觉得可以。我有信心——等我出去，证明了我的清白。我上次上诉赢了。这次也会赢。当我躺在牢房里想着她们，我只想让她们知道我爱她们。我没做过她们以为的那些事。

Q：你弟弟鲍勃也深度参与建立你们的公司。但丑闻之后，他也和你断绝了关系。你意外吗？

A：不。一点也不意外。他不顾一切地想去工作，这事也毁了他的事业。他只是希望靠唾弃我，他就能回去工作。但对他来说不幸的是，他们永远不会让他回去工作了。他和我一样被困在那里。但这并不意外，韦恩斯坦公司的最后几年间我们之间积怨已深。

Q：他说你的鲁莽毁了公司。

A：我毁了公司？是他毁了公司。看看他的电影——一个接一个的灾难。是我拯救了公司！《国王的演讲》《艺术家》《乌云背后的幸福线》。一部接一部的大热作品。不仅仅是电影。我还建立了我们的电视公司。人们不知道这点，但我最后做的事情之一是把泰勒·谢里丹带到了《黄石》。谢里丹想找罗伯特·雷德福演，但我说："你得找凯文·科斯特纳。"结果大获成功。但后来这事发生了，人们都忘了。

Q：你还和前妻乔治娜说话吗？

A：不，我们完全不说话。她允许我见我们的孩子，对此我很感激。我很抱歉她遭受了那么多非议。她对我做的事一无所知。我是个骗术大师。惩罚她的公司简直是疯了。那些精细被她打扮过的女人们一夜之间抛弃了她。拜托，拿出点勇气来！

Q：在去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阿德里安·布罗迪感人地表达了他对乔治娜和你孩子们的关爱。那让你有点刺痛吗？

A：不！我很高兴。我的孩子们生活中有个人关心他们，这是好事。乔治娜因为我遭受了太多痛苦。我很高兴她终于找到了些许幸福。

Q：还有其他人不再和你说话，他们的沉默尤其让你痛苦吗？

A：我认识的大部分人都把我屏蔽了。亲密的朋友。家人。整个事业都归功于我的人。他们全都一夜之间消失了。我不敢打电话给他们，因为我不想他们因为和我说话而被抵制。这取消文化疯了。这是麦卡锡主义。我希望杰弗里·卡曾伯格能接我电话。希望泰德·萨兰多斯能接。布拉德利·库珀。我想念这些人，不仅仅是因为工作关系——我们之间不止那些。但我是“被抵制的人”，是有毒的。你接了我的电话就会被抵制。我理解。我不指望任何人为了我毁掉自己的事业。但还是有少数人冒险。显然我不会告诉你他们是谁。

Q：现在正是奥斯卡季，这曾是你一年中最爱的时候。你把奥斯卡奖当成了血腥运动——把它从一项沉闷的活动变成了一场残酷的、昂贵的竞赛。你认为这是件好事吗？

A：在我介入之前，几家大制片厂操控着奥斯卡。他们在自己之间分猪肉。我让小型独立电影终于有机会获得关注。他们抱怨我手段肮脏，或者把成本抬得太高。去他X的。我为了好电影拼尽全力，因为我热爱它们。这难道不好吗？

Q：你现在还能看奥斯卡颁奖吗？

A：他们知道我喜欢看，所以我在纽约上州时，他们弄了台小电视，让我能和几个朋友一起看。

Q：过去人们开玩笑说，奥斯卡获奖感言里感谢得最多的除了上帝就是你。在监狱里看着它们，感觉如何？

A：我尽量不去多想。我只是尽量为我喜欢的电影加油。不过今年这些电影我其实一部都没看过。我们的平板电脑上只有第二轮放映的片子。

Q：今年你支持谁？

A：

是两个人的竞争

——保罗·托马斯·安德森和瑞恩·库格勒。我有幸和他们俩都合作过。我和保罗合作了《大师》。我和瑞恩合作了《弗鲁特维尔车站》。他们都是大师级人物。我爱瑞恩——他是这群人里的佼佼者。保罗·托马斯·安德森和我拍《大师》时，他来找我说："有没有地方可以剪短一点？太长了。"我看了之后说："这他妈是部杰作。我一帧都不会剪。"他是绅士中的绅士。

奥斯卡应该宣布这届应该平局。

Q：你曾有名言宣称自己是"这个工业小镇的警长"。现在谁是新的警长？

A：首先，我不是那个意思。那是句反话。马丁·斯科塞斯后来马上打电话给我说："记住一点——反话印在纸上可不好看。"

Q：有你真正钦佩的高管吗？

A：泰德·萨兰多斯。他热爱电影，热爱纪录片，品味非凡，而且从零开始建立了一家公司。A24的那些人也很好。还有NEON的汤姆·奎因——看看他，挑选外语片，其中两部提名了最佳影片。人们看着NEON说："你就选这个？"而他赢了，因为他擅长他所做的事。

Q：自从你离开后，好莱坞变化很大——大量裁员和合并。你对这个行业怎么看？

A：看到这些我很难过。我难过的是人们不够热爱电影，不愿为之奋斗。我看到克里斯托弗·诺兰和昆汀·塔伦蒂诺在孤独地奋斗，真希望我还在外面，能加入他们。这些合并非常糟糕。我们需要更多电影，而不是更少。那些短暂的院线窗口期正在扼杀这个行业！电影需要时间来发酵。人们抱怨我是个恶霸——我对导演太严厉了。但他们不能说我不热爱电影。我热爱电影，并且我用我的力量和胆识支持它们，为电影做正确的事。

Q：你的案子引发了一场全球运动。撇开你自己的故事不谈，你觉得这个行业是该经历一次清算吗？你认为#MeToo对社会有益吗？

A：

我觉得是的。如果女性受到了伤害或被剥削，我认为（MeToo）那是有益的。

Q：那你作为这场运动的关键人物，感觉如何？

A：我感觉一点都不好。当艾莉莎·米兰诺说"MeToo"的时候，她并不是针对哈维说MeToo。她说了"MeToo"，然后每个人都说MeToo针对我。每个和我在一起过的女人，我认识的每个朋友。这是在向钱堆进军。

Q：我知道你花了很多时间思考你的遗产，当你去世后，你觉得人们会更记得你的电影，还是这桩丑闻？

A：

我不知道。我希望是电影。但我不知道。可能不是。

Q：你有没有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

A：

没有！从来没有！

我确实有至暗时刻，但我绝不会对我的孩子们那样做。

Q：你觉得你最被人们记住的电影会是哪些？

A：

《低俗小说》和《莎翁情史》——这是我制作的最具标志性的电影。它们代表了我的两面。

《莎翁情史》代表了所有古典片；《低俗小说》代表了所有酷电影。我最大的遗憾是《危险思想的自白》，乔治·克鲁尼导演的。这是部非常出色的电影，但我把它搞得糟透了。如果我能从这里出去，我会买下版权重新发行。

Q：如果你要把这一切拍成电影，你会如何刻画你自己的角色？反派？受害者？悲剧英雄？

A：三者都是。我做了有缺陷的、丑陋的事。但我也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我帮助改变了文化。我成就了许多人的事业。我对很多人很好。我不是受害者。我是幸存者。是我自身缺陷的幸存者。但我处境艰难，我知道。我得给自己打气，因为没人会这么做。

Q：你经历了这种电影般极端的生活——空前的权力、财富和名声，接着是公开的羞辱和谴责。此刻坐在这里，我一直在想，这一切对你来说是否值得？如果当初可以避免这一切，过一种平凡的生活，你愿意放弃奥斯卡和所有的赞誉吗？

A：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但仔细想想——答案是肯定的。监狱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思考自己的选择和优先事项。所有的奥斯卡奖和那些大制作电影一—我仍然为它们感到非常自豪。但这些对我现在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可以重新来过，我肯定会欣然做出这样的交换。远离聚光灯，养育孩子，与家人共度时光——那将会是一段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