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女性谈论野心：我想要，我得到

2026-03-12 10:02 港台明星 1 0

很长一段时间里，「野心」在女性的词典中，是一个需要被小心折叠的词。它常被误解为贪婪与越界，一旦展露锋芒，便容易遭遇审视，使女性不敢轻易认领。

变化正在发生，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为这个词正名。今天，我们决定剥离它的旧有外壳，直面向外伸展的欲望。就像春天的竹笋、嫩芽和花苞，势必要生长，野心迎来了它的季节，她们决定拿回它的命名权。

这是一个不再需要隐藏渴望的时代。野心不是掠夺，是愿景。不是冒犯，是创造。不是弱点，是我们心底的驱动力。

2026年，《人物》「女性力量」年度演讲盛典，我们将主题定为「野心时代」。当一位女性站上舞台，坦然展露她的渴望与追求，她不仅是在确立自身，更是在为后来者扩张想象的边界。

我们邀请了10位在不同领域保持活跃、传递力量的女性。这个春天，她们不再掩饰锋芒，她们决定拔地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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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80岁的张赞英更被人熟知的身份，是植物科学画家曾孝濂的妻子。两年前，一段采访令她闯入大众视野，谈及人生与婚姻，她掩面落泪，说出那句：「没有来生，有来生的话，我一定走自己的路。」

她的野心，曾被时代的语境折叠。18岁只身来到昆明植物园，成为研究茶花的研究员，一生与茶花相伴。她曾去大山深处给野生茶花授粉，被毒蛇咬紫了胳膊；她也曾去日本东京深造，夜里把两张凳子一搭睡在教研室。但在那个年代，夫妻往往只能成全一个。为了保证丈夫画画的时间，她接过了绝大部分的家务，暂缓了自己的事业脚步，职称最终停留在助理研究员。

当节目播出，年轻人劝她「出走」时，她感到困惑。她学着用平板电脑，在屏幕上缓慢地画出笔画，一字一句地回复陌生人。她在晚年打破沉默，发出属于自己的真实声音，她想让人们看到，她有过自己的野心和梦想，她不是谁的附属品。

张赞英的野心被时代延宕，对于更年轻一代的女性来说，野心曾经是她们在残酷丛林中活下去的唯一武器。

张赞英

谈起充满野心的角色代表，很多人都会想到演员邓萃雯饰演的如妃、九姑娘。现实中，邓萃雯的野心，最早却关乎生存。父母早离，她被寄养在爷爷奶奶家，很小就穿着校服去菜市场买菜、做饭，用劳动换取在这个家生存下去的空间。不到18岁，她签下TVB的合约，只为了能离开那个寄人篱下的地方。

刚入行，爷爷奶奶相继离世，她背后空无一人。在名利场里，她生出了竞争的野心。她一年拍365天戏，不惧危险拼命演出，关闭情感通道，没日没夜地工作，那是她唯一能抓在手里的东西。在26岁的职业黄金期，她选择停下来去美国读书。「我的出生没法选择，我不想一辈子没得选，我决定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她逐渐看清了原生家庭的循环，决定把父母留在她身上的影子、那些长在肉里的垃圾一点点撕下来。她的野心开始向内收束，变成了对幸福的追求。她去尝试综艺、电影和新的生活方式，离开舒适圈，放下大女主的光环，接纳自己的笨拙和真实。如今，站上60岁的节点，她终于确认，勤劳的终点不该还是勤劳，不要去等待幸福，而是去追逐。她的野心也不止于生存与竞争，她走出了一条全然不同的野心之路。

邓萃雯

人们对演员毛晓彤的第一印象，往往是甜，漂亮，大眼睛，笑起来嘴角弧度柔软，很长一段时间，她被放置在「甜妹」的标签下，扮演温和、甜美的女性角色。但她的真实生活，是一套充满粗粝感的剧本。

生活的磨砺，从年少时便已开始。14岁那年，她在浴室里发现家中天然气泄漏，把中毒的母亲拉出死亡线。从初中开始，她一个人往返于天津和北京学舞。中戏毕业后，迎接她的是长达两年的空白期，她背着简历，在各个剧组间辗转。

第一部戏拍了115天。没有助理，没有经纪人，冬天的片场，她被绑在冰冷的柱子上，直到全组收工，才有人发现角落里还绑着一个没吭声的女孩。当时，一位场务说，「你真的很能忍，很能坚持，以后能行！」

后来，巨大的舆论风暴袭来，她展现出了与外表不相符的冷静，她没有陷入情绪的拉扯，快准狠地处理一切。她很早就明白，情绪解决不了问题，能力可以。她的野心，是把人生的牌收拢在自己手里，怎么出，由她自己决定。

毛晓彤

在演艺圈，野心是向上的韧劲，在竞技舞台上，野心意味着重新定义规则与输赢。

女子十米跳台被称为残酷的空中芭蕾，在这个领域，没有一位单人奥运冠军的年龄超过20岁。张家齐12岁就拿到了全国冠军，随后迎来了发育期。为了控体重，她穿着出汗服在跑步机上跑，饿得不行时把蛋糕嚼出味道再吐出来，她经历了太多孤独的、必须战胜身体的时刻。

她错过了里约奥运，等来了东京奥运，拿下了双人金牌，在巴黎奥运周期，她又成为了替补，这就是竞技体育的残酷。2025年11月，张家齐站在全运会的十米台上，她是全场年纪最大的运动员，此时她才21岁。最后一跳结束，她在水里感到身体和心理都非常轻。她游到岸边，起身对观众深深鞠了一躬，结束了15年的跳水生涯。

曾经她的野心，是赢得十米跳台的金牌，现在，她的野心是一个人去面对和掌控全新的未来。21岁，离开跳台的她，拥有了更广阔的世界。

张家齐

同样是告别一个充满规训与束缚的空间，张家齐离开了十米跳台，而嘻哈离开了空中客舱。

脱口秀演员嘻哈曾是一名空姐，在封闭的客舱里，她见过了太多的职业霸凌与刻板印象。嘻哈忍不了。去年，她穿着自己印制的粉色宽大衬衣，站上了脱口秀的舞台。她用极大的动作幅度调侃空姐的着装困境：容易勾破且遇火助燃的丝袜、紧身的制服、不合脚的统一皮鞋。她用幽默作为武器，把这些不公讲给所有人听。

她的段子引发了民航关注，推动了乘务员着装规范的修订讨论。她的野心，是不做冷漠的旁观者，是用笑声戳破偏见，用段子撼动新的可能。

不久前，嘻哈拿下《喜剧之王单口季第二季》的亚军，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些莫名的恶意，她切断了与外界的连接，回归具体的生活，吃饱睡好，她甚至对着猫狗大声朗读恶评，读到笑出声。她确认自己依然是一个新鲜的、很厉害的人。

嘻哈

嘻哈用幽默反击职场偏见，脱口秀演员、短视频创作者张踩铃则用幽默消解生活的痛感。

张踩铃曾是一个极度不自信的女孩。因为个子矮，幼儿园合唱时她总被安排在角落，时常被忽视，直到高中，她发现自己拥有讲笑话的天赋。后来，她去伦敦读电影学博士，在短视频里操着一口东北普通话，吐槽加拿大婆婆的抠门和跨国婚姻的文化碰撞。她的风趣与鲜活，让她有了最初的关注度。

怀着孕，她回国参加《奇葩说》，节目播出后，弹幕里满是攻击，有人骂她无理取闹，有人指责她拿孕妇身份当挡箭牌。她关掉弹幕，继续表达。她拒绝被「孕妇」或「母亲」的标签绑架，她要继续输出观点。

洞察生活中各种矛盾的同时，她的野心，是一直坚持输出自己的观点。她把那些曾经让自己痛过的事情——外貌焦虑、文化隔阂、网络暴力，全部揉碎，变成段子。抛开妻子和母亲的身份和标签，去辩论，去参加脱口秀比赛，都是她表达自己的一部分。她坦然承认自己的「虎」，她说：「在我成为这个社会中的任何的身份之前，我永远先是我自己。」

张踩铃

还有一种野心，散布在日常生活里，看似不起眼，却坚韧、恒长，和你我息息相关，它属于那些遭遇不幸后，死磕到底、绝不退让的普通女性。

Papi妈妈，是北京首例宠物中毒刑事诉讼案新闻当事人，她原本顺遂的生活在2022年9月14日那天脱轨了。Papi，是她相伴13年的西高地小狗的名字，它在小区遛弯时被剧毒物质氟乙酸毒死。

Papi离开后，她辞去了在头部影视公司的工作，买来《民法典》《刑法》等法律书籍，逐页做笔记。她挨家挨户沟通，说服小区里其他10位受害犬的主人，联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她背着上百万的房贷，承受着三年多的职场空窗期，有人骂她偏执，有人劝她算了。她用了1185天，经历了9次延长审限，但她始终没有停下。她的决心，不是为了赢，是朴素的公益观，是为了让作恶者受到应有的法律惩罚，为了给更多遭遇同样不幸的伴侣动物讨一个公道。

Papi妈妈

当Papi妈妈为逝去的伴侣动物寻找公道时，另一位女性则在无影灯下，试图为遭遇重创的同类保留身体与心灵的完整。

广东省人民医院普外科乳腺科主任、教授廖宁，上世纪90年代广东省人民医院第一位拿手术刀的普外科女医生。当时，乳腺癌手术都是全根治，大面积的切除让很多女性经历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廖宁去法国进修，把最先进的保乳和乳房重建技术带回中国。她深知乳房对女性意味着什么，她见过病人在洗澡时看着镜中疤痕的绝望，也听过她们对失去家庭的恐惧。她想为更多女性提供痛苦更少、毒性更低、效果更好的治疗方案，让那些恐惧的患者看到新的希望。

作为国内乳腺癌精准分子治疗的领军者，廖宁不断寻求新的突破和超越，创办「周三见」多学科国际会诊平台，联合全球专家为疑难病例免费寻求个体化方案。如今，她还将机器人辅助技术引入乳腺手术，让乳腺深部肿瘤切除也能在「无痕」中完成。她的野心，不止于切除肿瘤，而是用最前沿的硬核科研与最柔软的医者之心，守护女性的健康和尊严，治愈疾病，也治愈人生。

廖宁

女性始终是一个整体。当个人的表达向外延伸，野心也意味着对系统性困境的拆解。

蒋胜男和刘云杉，一位是全国政协委员、温州大学研究员，一位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她们的野心，是试图在庞大而坚硬的系统里，撬开一道透光的缝隙。

蒋胜男从小喜欢读历史，但她发现书里只有单一的男性视角。「家国天下，女人的位置在哪里？」看不到这样的故事，她就自己写。她笔下的芈月、萧燕燕，都是紧握权力、参与创造历史的女性。

2018年，她当选全国政协委员。从最初的慌乱，到后来在微博公开邮箱收集民意，她将书桌前的笔，变成了推动现实改变的工具。建议删除离婚冷静期、建议拐卖买卖同罪、建议取消公务员35岁限制、建议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支撑她不断发声的，是一种朴素的责任感，也是一种创造更好世界的野心。

蒋胜男

如果说蒋胜男在为成年人的生存空间拓宽边界，刘云杉则在细致地探究年轻一代的成长空间的宽与窄，僵硬与缝隙。

作为北大教授，她不仅关注名牌大学的学生，也日常走到边远的山乡。她看到这些教育制度下的优胜者，被困在一个名为优绩主义的悬浮管道里，学生们变成了精明的猎手，用一套计算与兑现的逻辑经营自己的履历。他们害怕不确定的结果，习惯于寻找标准答案，却丧失了对近处真实生活的感受力。她也在揭示无数中国家庭用「苦中苦」「人上人」的信念，全力托举孩子，而孩子，却有强行被托举的恐惧，有如鱼离水的困窘。

与其说她有野心，不如说她有恻隐之心，不忍之心，谦卑地体察着年轻一代的成长之困，探究一代人的生命的基础设施。她鲜明地指出，教育，最重要的是培植根系，根基向下，才能长出繁茂的大树。这不光是对孩子的期许，更是对所有人的期许。

某种意义上，这不是野心，而是常识与良善。这些女性学者用一些微光，一些缝隙，试图为这个时代构筑更为宽和，接受差异，包容成长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