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14号下午，台北中和一栋老式出租屋，警察撬开铁门。屋子里静得吓人，窗帘拉得严实，水杯在桌上结了层薄灰。刘玉璞躺在小床上，已经死了整整三天。邻居说，前两天还看见她提着药袋上楼，走路有点慢，但没说话。没人知道她那会儿是不是疼，是不是累，是不是根本不想再开门了。

她出生在1963年，家里规矩多得离谱：浴室门不准锁，房门不能关，连抽屉拉开都要被盯着。父亲是军人，可没教会她怎么被保护，只教会她什么叫“不能有秘密”。小时候被打，不是因为做错事，而是爸爸喝多了，或是那天他心情不好。有次她十二岁，在浴室擦身子，门突然被推开，她缩在墙角，没哭出声——后来才明白，那不是羞耻，是身体自己学会的闭嘴。妈妈就在隔壁做饭，锅铲声一下一下，像在打节拍。

她考上市新大学那年，家里断了所有生活费。靠在唱片行打工、抄乐谱、帮人写信，硬是把书念完了。不是多爱读书，是知道只要一停，门就真的关死了。1984年拍《倚天屠龙记》，她演赵敏，一身红衣骑马闯少林，观众觉得她飒，可片场收工后，她总在化妆间坐很久，不卸妆，也不说话。媒体说她是“最敢爱的女演员”，没人问她连自己家浴室的门都管不了，哪来的胆子去爱别人。

1995年结婚，对象是牧师。她以为这次能有个真正安全的地方。结果婚后第一年，他开始数落她“太强势”，第二年管她手机和工资卡，第三年生下女儿，他动手越来越狠，理由也越离谱：“你笑太大声，像疯子。”离婚那年她三十八岁，净身出户，连女儿的抚养权都没争到。不是不想争，是律师问她有没有验伤单、有没有报警记录、有没有证人，她一个都拿不出来。

2003年后，她慢慢从娱乐圈消失了。有人偶尔在永和画室看见她教小孩画画，铅笔削得很细，教得也耐心。她写过一本没出版的自传手稿，纸页边角都毛了，里头没写多少明星往事，倒记了很多细节：比如某天偏头痛到吐，还是坚持上课；某次心跳快得吓人，去医院挂了号，却在候诊时睡着了；还有一次母亲节，她和妈妈拍了张合照，照片里她抿着嘴，脖子上有块浅褐色的疤，像是旧伤。

她住的地方楼下有家便利店，店员记得她总买同一款无糖豆浆。最后一次来是5月11号晚上，买了豆浆、面包、一小盒降压药。没多说话，扫码付款，拎着袋子慢慢上楼。之后三天，没人敲过那扇门。她手机停机了，社保卡过期了，社区健康访视表上写着“拒访”，教堂联络簿上她的名字被划掉，旁边注了两个字：“失联”。

她走之前，桌上摊着一幅没画完的水彩——画的是扇门，半开着，门外是光，门缝底下有双拖鞋，一只在里面，一只倒在外面。画纸右下角用铅笔写了很小一行字：“我试过关，但没人教我锁。”

她不是突然崩溃的。是三十多年里，每一次想关门，都有人伸手推开；每一次说“不行”，都被当成“不懂事”；每一次疼得蹲下去，别人只说“忍忍就过去了”。没人觉得这不对，包括她自己。

那栋出租屋后来换了租客，房东把门锁换了，换的是那种带自动锁舌的新式锁。新租客说，第一次关门，听到“咔哒”一声，特别响。

她死的时候，银行卡里剩四百三十二块。医保卡里最后一次就诊记录是2008年10月，主诉：失眠、心悸、体重下降。医生开了安定片和心得安，没转介心理科。

她留下的东西不多：两箱书，一叠画稿，几盒老磁带，还有张1994年《倚天》的剧照。照片背面，她用圆珠笔写了四个字，墨有点晕：“我还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