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刘玉璞在《倚天屠龙记》中扮演赵敏这个角色，她穿着男装骑在马背上，眼神里透出一股劲儿，观众觉得这是最有气势的赵敏，那时她才21岁，电视剧一播出她就红了，广告、电影和电视剧都找上门来，可是拍戏的时候，刘玉璞总是一个人坐得远远的，休息时间一遍遍地洗手，有人问刘玉璞是不是紧张，刘玉璞回答怕身上有味道，后来大家才知道，刘玉璞从小不敢闻香水味，因为父亲每次喝完酒，就会用同一种薄荷口香糖哄她靠近。

她在一九六三年生于高雄一个军人家庭，规矩很严，关上门家里就没人说话，十八岁那年因为一支口香糖广告进了演艺圈，从跑龙套开始做起，摔过多少回镜头她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每次吊威亚之前都要把衣领悄悄拉高一点——那儿有旧伤疤，她原本以为红了就能摆脱过去，后来发现名气越大越没人敢问她晚上睡没睡着，她和朋友说成名后最怕关灯，得开一盏小夜灯才行，不然整晚睁着眼睛直到天亮。

二十一岁她在教会遇见张建中，他是牧师，说话声音很轻，告诉她心里的伤他能看见，她信了这话，很快结婚并推掉所有片约，婚后第三年，张建中开始锁她的手机，不让她出门，说她太敏感，出去会让人看笑话，她抑郁发作，喘不过气，他当着女儿的面骂她装病博同情，她尝试自杀十次，有一次吞药后被大女儿哭着叫醒，孩子抱着她喊妈妈别走，她才又坚持下来，二零零六年她终于离婚，净身出户，只得到每月见孩子两小时的机会，搬进台北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屋子，房租压得她难受，但她每天仍画画写日记，说笔不动的话脑子就会停。

她没有去报警，也没有上电视节目诉说自己的遭遇，而是在2007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拥抱生命》，里面记录了她如何从崩溃边缘一步步走出来的过程。书中提到她给父亲寄去一幅画，画的是小时候家门口那棵凤凰木，树下站着两个孩子，一个牵着另一个的手。她随画附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爸，我原谅你了，不是因为你改变了，而是因为我不想再被你束缚着前进。”她的父母没有回应这件事，但后来有邻居说，她父亲把那幅画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一直挂了三年。

她开始免费帮助遭受家暴的女性做心理陪伴，去学校和社区中心，不收费用，只带一盒饼干和几本自己印的小册子，有人问她图什么，她说他们问我还能不能信人，我就说我还在说话，她心脏不好，医生让她少激动，她却讲到嗓子沙哑，2009年母亲节，她请父母吃晚饭，点了三人份的卤肉饭，自己只动了几筷子，第二天早上，教友按门铃没人应，撬门进去，发现她倒在床边地板上，手还搭在日记本上，最后一页只写了半句，今天阳光很好，我想。

她葬礼那天，来的人不到二十个，大多是教会里的朋友，剧组没有人到场，以前一起拍戏的演员也没出现，电视台连一条消息都没发，她留下的东西很少，只有两本书，七箱画稿，还有几十页手写笔记，那些字越来越歪斜，到最后几页都快认不出来了，她去世后第三年，台湾才有了专门帮助性侵受害者的热线电话，而早在2007年，她就独自坐在租来的房子里，用电话陪着陌生人度过深夜。

她本可以活得更久些，有医生讲如果她能提前两年接受正规治疗，不至于在四十六岁就心力衰竭，但她把买药的钱省下来给女儿交学费，把空闲的时间用来听别人诉苦，在她去世后有人翻看她的旧资料，发现她在一九八五年接受采访时说过，演赵敏最难的不是打戏，是笑着说出我偏要勉强的时候，心里其实已经碎了。

那句话现在已经没人提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