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手机里存着儿子从小到大的作业本照片，不是短视频，是带红笔批注的扫描件。

那场毕业典礼上，她站得比校长还靠前一点，手冻得发红，但录像一直没停。

李健熙去世那年，李富真接手新罗酒店，同时收到法院盖章的离婚判决书。文件里没写“感情破裂”，只写了“双方协议解除婚姻关系”，后面跟着一行小字：子女抚养权归女方，男方支付教育专款141亿韩元。这笔钱没进她个人账户，而是打进了首尔大学教育学院下属的一个信托基金，名字叫“东贤成长支持计划”。

任佑宰没出席毕业礼，不是躲，是签了字的。那份《子女教育协议》他签了两遍，一次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次在三星法务室。协议第三条写得很清楚：重大教育节点由母亲主导，父亲探视限于祖父母陪同、每月不超过两次、不参与学校公开活动。报道里说“爷爷奶奶定期探望”，其实是按协议执行的，连时间都卡在周三下午三点到四点。

任东贤高考数学错了一题。网上说他是“靠关系进的首尔大”，可查得到他三年里没换过班主任，也没补过课，用的练习册是三星化工内部培训部编的《产业数学建模入门》，里面全是真实订单数据。他书包里总塞着两张纸：一张是卷毛的草稿，全是公式推导；另一张是李富真手写的便条，折了三道，写着“你弹琴的样子，比财报好看”。

他毕业那天唱的歌不是炫技，是新罗酒店慈善项目“青少年艺术疗愈计划”的结项汇报。台下坐着三十多个自闭症孩子家长，还有五位从釜山赶来的社工。他话不多，讲完就下台，把话筒递给后排一个戴助听器的学妹。后来有人翻到他演讲稿底稿，第一页写着：“不是我长大了，是妈妈终于能喘口气。”

李富真瘦得厉害，不是忙，是体检单上写着“甲状腺功能减退”，她爸李健熙、她哥李在镕都查出过同款遗传指标。她去年在青瓦台露面，不是站队，是代表韩国三十家高端酒店领“文化观光特别贡献奖”。那会儿她刚带队拿下济州新罗免税城二期运营权，合同里有一条附加条款：必须雇佣当地听障青年担任导览助理，每人配双语手语平板。

有人说她“硬扛十二年”，其实她没扛。她把任东贤送进首尔大学附中时，就和校方签了教育合作备忘录，里面列了八项评估标准：逻辑表达、抗压测试、公共事务参与度、夜间自主学习时长……最后一项是“非家族资源求助频率”。去年年底评估报告出来，任东贤这一项得分是0次——他查资料用图书馆数据库，修电脑找社团学长，连丢钥匙都自己去保卫科登记。

他高考前一周，李富真去了趟仁川机场新罗酒店工地。她没看设计图，蹲在建材堆边用卷尺量一块玻璃幕墙的厚度，旁边工程师掏出计算器，她摆摆手：“不用算，知道误差在0.3毫米内就行。”回来路上司机问要不要绕道去学校看看，她说：“他不需要我出现。”

毕业典礼散场后，她在后台等电梯。有个记者凑近问：“您觉得东贤现在算成功了吗？”她摇头，掏出口袋里那部旧手机，屏幕裂了两道，点开相册，最新一张是任东贤昨晚发来的——不是自拍，是窗台一盆绿萝的新芽，底下配了行字：“妈，它自己活过来了。”

那支手机没修过，密码是任东贤的生日。

相册里最上面的文件夹叫“12年”，里面是1278张照片。

每一张，都是她亲手拍的。